中英省港罢工谈判及其中断
持久的罢工和排货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经济上,据英国官方估计,1925年的对华贸易额比1924年减少21%,香港对大陆的贸易额减少近23%;同期英国和香港对华贸易商品价值合计损失32%[1]。政治上,数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对香港构成直接的威胁,英国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权威发生动摇。因此,英国和香港政府把解决罢工和排货列为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希望通过谈判化解这场风暴。
罢工和排货提高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外交地位,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因此,广东国民政府中的左派支持罢工,对罢工工人有好感。但是,罢工对广东的经济也有不利影响,长期资助罢工工人更成为广东财政一大负担。左派又觉得,罢工委员会是“第二政府”,纠察队是“第二武装”,加之右派拨弄,政府与工人间渐生鸿沟。当时,国民政府正准备北伐,担心英国借机制造事端,进行武装干涉,骚扰后方,因此,希望以谈判解决罢工。
罢工委员会鉴于五卅怒潮已趋低落,省港罢工呈孤军奋斗之势,罢工工人生活困苦,斗争环境日趋险恶。长期封锁香港,排斥英货,固然重惩了英帝国主义,然而对广东经济也有不利影响。商人贸易不自由,农产品销路堵塞,工人与农民、商人的关系渐趋紧张,与国民政府的矛盾也日趋表面化,加上为了全力支持北伐,罢工委员会也愿通过谈判,在一定胜利条件下结束罢工。
港英当局首先伸出触角。从1925年9月开始,香港的中国商人代表即在港英当局指使下往返奔波于省港之间,谋求谈判解决。广东四商会也于11月派代表团赴港接洽。罢工委员会当时的立场是,政治条件可另觅途径去争取,只要香港当局解决经济条件即可复工[2]。港英当局的对策却是,不接受罢工委员会的任何条件,也不同罢工委员会磋商,只要求同广州政府谈判,以图借广州政府之手压迫罢工组织,平息工潮,解除封锁[3]。当时的广州市长伍朝枢迫于罢工工人的强大压力,答复港商代表称:香港政府须与罢工工人磋商,广州政府只能“居间调停”[4]。尽管如此,广州国民政府同港英当局间的“非正式磋商”却从此开始明来暗往地进行起来。
12月间,港督金文泰委托廖仲恺的妹夫、香港名医杜应坤往见汪精卫,转交一封邀请信,请汪派高级官员赴港一晤。汪精卫立即派宋子文去香港。12月19日,宋子文与金文泰初步会商。次日,港督又派代表陪宋返粤,继续同国民政府磋谈。港方完全回避政治条件,在经济条件方面,则回避罢工赔款问题,拒绝恢复罢工工人原在香港的工作,而向国民政府抛出“借款”诱饵,声称愿意帮助国民政府兴办对省港贸易有利的实业,使组织在革命旗帜下的罢工工人分散就业[5]。国民政府在此诱惑下,立场有所松动,表示欢迎借款,也可代工人组织磋商政治条件,但香港方面仍应考虑赔款问题;若能补偿罢工者工资,广州政府可劝工人放弃复职的要求;若港方能答应赔款、复职两项要求,广州政府可劝工人早日结束罢工[6]。当时英国殖民部给香港的300万英镑借款尚未生效,香港中国商人怵于年关清账,愿以30万元赔款换取事态了结。12月30日,8名华商代表经香港政府允许,到广州同罢工委员会讨论赔款事宜。伍朝枢却通知港商代表:有关沙基惨案的政治要求极为重要,必须由香港政府与罢工委员会直接谈判此事。香港政府坚持原来的立场,港商代表无功而返,谈判中断[7]。
此后,省港罢工委员会加紧排斥英货,严查一切入口货物。港英当局也进行反扑。经过一番密谋,粤海关英籍税务司卑路(F.Hayley Bell)借口罢工纠察队扣留数只未经海关查验的货艇,使他不能执行职务,悍然于1926年2月22日命令海关停止验货起卸。卑路采取这种强硬的行动,目的之一是迫使广州政府干预罢工工人的活动。这一着果然奏效。国民党左派大骂罢工工人不对,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通告,不许工人干涉海关职权。纠察队遵令将扣留的船货交还海关。卑路遂于26日开关[8]。
封关事件使国民党要人深感震动,决心加快谈判进度,早日了却罢工排货这桩心病。2月23日,汪精卫致函香港政府代表周寿臣等人,邀请他们到澳门与广东省交涉员傅秉常秘密会谈。3月2日,双方代表会面。傅秉常表示,汪先生派他来,是为了“努力消除一切误会,找到解决当前工潮的办法”。他承认,若听任罢工纠察队走向极端,对广州是很危险的。广州政府在自己希望的时候一定能控制住罢工者,但不想对他们过于严厉,因为这是建立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全国性运动。傅还暗示,港方若肯付出适当赔偿,广州政府将放弃政治要求。周寿臣却声明:香港当局从未在原则上同意赔款,香港华商现在也未必还肯拿出钱来。傅再度退让,表示虽要求赔款,但对此不抱多大期望。他要求港府提供“铁路借款”,声称“香港对广州修建铁路、公路的实际援助,将导致友好关系的重建,无疑比香港付给罢工者财政赔偿要好”。他还透露,罢工工人的全部条件都是自己拟定的,广州政府事先并不知情。港方代表认为这一点值得重视,在以后的谈判中对罢工委员会的要求概不理会。傅还透露了罢委会面临的经济困境,保证只要港方提供数额适当的金钱,汪精卫就能够平息罢工风潮。傅并称:汪精卫愿意在广州会见参加此次会谈的香港政府代表,“以便亲自同他们彻底讨论,能以何种方式协助达成满意的解决。”港方则表示非常感谢傅的“友好行为”[9]。
经过这次秘密接触后,汪精卫与港督金文泰之间信使往返,频频磋商。这时省港大罢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英国对香港的贸易贷款已发生效力,“输血”后的香港经济开始稳定,商人们顺利度过了年关。随着“五卅”运动的退潮,英国在华北、华中的贸易状况有所改善,在华南也找到了许多同广东贸易的秘密渠道。港商不再愿付罢工赔款。罢工委员会在香港发动二次罢工,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卑路事件中又受到压抑。香港当局一面不时施放武装干涉的空气,一面顽固地坚持苛刻的谈判条件,如:不以罢工组织为对手,不赔款,借款的前提条件是完全取消排货运动和罢工委员会,由港方控制和监督借款的用途,以确保其用于兴办实业,而不分给罢工工人[10]。汪精卫一再妥协,终于决定将罢工委员会撇在一边,答应由国民政府出面,直接同香港当局举行正式谈判[11]。
3月20日,即发生中山舰事件的同日,港督密使携函到达广州,会见当时正卧病在床的汪精卫。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港督来函,并由汪精卫签署了回函。汪托来使捎去口信说:“正式谈判应在广州举行”,“罢工结束时工人应获赔偿”[12]。24日,金文泰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所鼓舞,急电伦敦,力陈现在正是取代俄国影响的机会,请求授权讨论借款。英政府迅即回电,授权他在广州政府结束拒货和担保用途的前提下,从香港资金中拨款,援助广州市政改良。香港当局内定借款数额为一千万元左右。
省港罢工委员会坚持以获得适当赔偿为收束罢工排货的最低条件,发起广东工、农、商、学联合运动,促使革命气氛再度高涨[13]。在这种形势下,广州政府既不能向英方彻底屈服,又担心在正式谈判中争执不下而公开破裂,便一再要求先进行“非正式磋商”。4月上旬,港督代表明确表示,香港当局不仅不同罢工委员会谈判,不付赔款或罢工费用,而且也不允许香港英、华商人作出这类赔偿[14]。由于在赔偿问题上毫无妥协余地,省港间的正式谈判只得无限期推迟。
此后一段时间内,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一直期待着国民党温和派在广州进一步得势。英国外交部认为,最终解决的前景“将取决于温和派与共产派之间政治斗争的发展,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前者真诚地希望取得解决”[15]。金文泰甚至相信,一旦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圆满成功,共产派罢工委员会将不复存在,排货运动会自行停止[16]。当然,广州形势的变化并未使他们如愿。由于温和派一时受到抑制,港英当局不得不重新考虑下一步对策。
正在这时,前广东交涉员、省港谈判的重要人物傅秉常于6月2日逃往香港,向港英当局透露:蒋介石本人希望一举解决省港间的纠葛,但共产党人不赞成在未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收束。尽管现在许多右派已经离开广州,但国民政府仍可能尽量设法,解决这场纠葛,因其持续时间太久,给政府造成极大麻烦和开销。傅并称:蒋介石独到的策略是,先巩固自己的军事地位,以便能够最终在全中国实行他所信奉的政策。只是因为需要苏俄的援助,蒋才同鲍罗廷妥协,但“蒋介石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党人分裂”[17]。港英当局了解上述内情后,更加不肯让步,坚持诱迫国民政府收束省港罢工。
陈友仁于1926年5月底就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6月4日、5日,他分别通知白利安和金文泰,表示准备与英国和香港当局公开谈判罢工事件,请英方派出全权代表。陈向白利安强调,罢工排货的起因在于英国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必须以赔款作为解决前提。白利安避而不谈赔款,却表示香港政府愿为广州建设省港互利的项目提供1000万元借款,条件比一般情况宽大,但将以分期付款和监督的办法来保障其用途。陈友仁提出,若以借款取代罢工赔偿费,则将用于军事项目,而且不能接受外国监督。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18]。
英国驻北京公使麻克类反对同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的国民政府谈判,认为这将损害吴佩孚等北洋将领的利益。参赞欧马利却认为,从解救英国在华南的利益出发,“与广东谈判是最迫切、最紧要之事,不应服从华北、华中变幻不定的形势”。金文泰指出,吴佩孚、张作霖的表现很令人失望,而广州政权的支配者是蒋介石。谈判很可能出于蒋的要求,蒋需要钱,也需要解除广州工人纠察队对其基地的威胁。因此,金文泰主张立即与广州方面正式谈判[19]。英国决策部门也将解救英国利益和分化革命阵营作为主要考虑,期望“随着排货的解决,英国与华南的关系将得到全面而显著的改善”,“罢工组织被解散”,“保守、温和分子们得到加强,俄国的影响相应地减少”[20]。6月11日,张伯伦下令参加谈判。他授权英方代表酌情提出三项反要求,以拒绝广州方面为沙基惨案遇难者和罢工者提出的赔偿要求,但他同意向国民政府提供实业借款。17日,张伯伦训令驻华使领官员:“解决排货必须是我国政策的首要目标。”[21]
谈判开始前后,广东工人和各界民众连续集会,表达实现罢工要求和支持、监督政府外交的意思。6月19日,罢工委员会宣布:罢工工人将团结一致,以反对英帝国主义,直到罢工工人提出的解决条件为港府接受为止。22日,农工商学联合会决定,支持罢工到底[22]。罢工领导者之一、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多次发表文章和演说,批驳英方的各种狡辩和谬论,为国民政府谈判代表提供论据[23]。舆论界也广泛认为,应以沙基惨案五项条件和省港罢工各项条件为解决问题的根据,不容修改[24]。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和民众的多方支持,国民政府代表才能在谈判桌前,以较为坚定的立场同强悍的英帝国主义相周旋。
7月15日,国民政府与英港政府的正式谈判在广州举行。国民政府全权代表为陈友仁和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馀。英港政府全权代表为白利安、香港律政司凯普(J.H.Kemp)、华民政务司哈利法克斯(E.R.Ha1ifax)。16日,陈友仁宣读了一份关于排斥英货运动原由的意见书,指出排货是华南人民有组织的爱国运动,其直接原因是沙基惨案,间接原因是“五卅”惨案,两案皆为英国参与制造。香港政府先对广东实行封锁,尤为激起和延长对英杯葛的有力辅因。19日,英方代表书面答复,为“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辩护,并称香港先行封锁广东是“自卫政策”。当日,陈友仁邀白利安到另一房间进行“私人谈话”,要求香港政府从财政上帮助广州政府解除“失业者”负担。白利安称,无论是以赔偿罢工者的形式,还是以可充军费的自由资金形式,香港绝不会付一分钱。中方若坚持这种要求,香港政府宁愿同排货对抗到底。但他表示:为使广州政府能够在人民面前不显得完全失败,并为恢复省港友好关系,香港当局可借款帮助广州的建设性项目。陈友仁则重申,拒付赔款将使解决难以实现[25]。
7月21日,第四次会议,陈友仁逐条驳斥英国代表19日的答复意见书,提议由两方协力分任:一、为使沙基惨案不致重演,整顿沙面海陆军,限制英舰停泊内河;二、赔偿惨案受害者;三、筹款解决“失业”问题。英方声称:只有中方采取充分措施保证外国居民安全,英方才能变更防卫措施。同时明确拒绝后两项要求,并暗示保留赔偿英方损失的反要求。中方表示:排货是沙基惨案的直接产物,既然英方不承认先射击的责任,则应进行国际调查。在此之前,由国民政府与香港政府共同借款给“失业”工人。将来如英方在国际法庭胜诉,香港政府负担的借款由国民政府偿还;中方胜诉,则国民政府负担的借款,由香港政府偿还。英方代表反对这种办法,口头提出以港方实业借款换取立即结束排货的反建议。双方均以考虑为由推至下次再议[26]。
7月23日,第五次会议。中方就国际调查沙基惨案责任问题提出详细意见书。英代表以种种借口进行刁难,遭到中方代表驳斥。英方代表表示须向政府请示。随后英代表团提出借款意见书,声称愿为开辟黄埔商埠、接通粤汉、广九铁路或其他省港互利的用途提供约一千万元借款。条件是此后广州政府所辖地区应完全停止排斥英货及其他反英活动,并须雇用英籍总工程师及总管账各一人,以保证这笔款项的“正当支销”与偿还。中方代表也以请示为由,未置可否。谈判至此宣告无限期休会[27]。
列强根本不把广东政权放在眼里。国民党人在广东建立政权以来,没有同外国开过平等的正式会议。只是因为省港大罢工和排斥英货运动的发生与坚持,英港政府才不得不派同等权责、同等数目的代表同国民政府平起平坐地进行谈判。
为了使谈判早日成功,国民政府作了许多让步。它放弃了从前提出的英方为沙基惨案道歉、惩办有关长官、撤退兵舰、交还沙面等要求;也不再坚持罢工工人历次所提各项条件,仅要求赔偿惨案受害者和限制英舰;至于罢工赔款,则表示愿谋变通办法筹集。然而,英国政府仍不愿改变立场,省港谈判陷于中断。
谈判中断后,罢工委员会加紧排斥英货、封锁香港的斗争,新补充2000名纠察队员,在各海口要道增岗加哨,严密盘查往来船货,严厉处置走私违法活动。工人群众并上书国民党中央,说明罢工及一年来的奋斗,都是为民族求解放,前途不外乎三端:“一、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耶?二、抑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其实业借款条件耶?三、或不甘屈服而继续奋斗,以求最后胜利耶?”[28]对于这么尖锐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没有正面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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