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对华政策的经济动因
列强对华政策的原动力是其经济利益。
经过世界大战和整个20年代的角逐,各国在华投资此消彼长,变动显著。从1914至1930年,英国对华投资增长70.5%,其数额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从31.3%,略升为33.2%,但其座次却从对华投资大国的第一位降到第二位。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投资增长388.3%,从原来的第四位跃居首位,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2.8%升至38.8%,来势凶猛。美国对华投资增长183.6%,速度超过英国而逊于日本,但所占比例并不大,仅从4.6%升至8%,在对华投资大国中的座次,因俄、德出缺而从第六晋至第四。法国这时期的对华投资始终多于美国,但已呈停滞之势。德国因战败,元气大伤。(参见本书附录表一、表二)
值得注意的是,列强对华投资的比例与增长速度虽能表明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却不足以说明中国在它们的对外扩张中的重要性。判断中国在某一强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中所处的地位,主要应依据该国的在华利益在其海外全部经济利益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列强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差别:美、英、法等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拥有巨大的投资利益,而日本则不然。
20年代,美国对华投资仅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1%左右。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是很小的一个份额。而且这份投资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传教布道和开办医院、学校等,注重在思想文化领域播下久远的影响。1914—1930年,美国海外投资增长330%,而同期对华投资额仅增长183.6%。两相比较,中国投资场所在美国对外经济扩张中的地位相对降低了[1]。
英、法两国20年代的对华投资总额在其海外投资总额中约占5%—6%左右[2]。比重不算大,但政府借款在其对华投资中占了相当份额,企业投资也多为铁路、矿山、工厂等难以转移的不动产[3]。这些特点决定了英、法两国政府同中国统治集团的关系比较密切,中国作为一个投资场所,对英、法两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只有一个国家的在华投资对该国具有至关紧要的意义,这就是日本。日本在华投资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90%左右,其中仅在中国东北的投资即占70%。它还控制了中国近一半的煤、铁矿产量,这是其现代工业迫切需要而其本土又极为缺乏的资源。这部分投资的丧失,对于日本尤如人之断血。尽管这时的日本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一大债务国,但它对中国的投资、借款额却在突飞猛涨,1927年在华投资总额便已高达25亿日元。因此,人们将之喻为倾家荡产、孤注一掷的投资[4]。这种状况,导致日本对中国革命风暴的承受力十分脆弱。
国民革命兴起后,英国及其殖民地香港所受的打击最为沉重,对华贸易迅速下降。日本对华贸易反而乘机扩大,挤占了英国在华南和长江流域的部分市场,成为中国商品市场上最大的外国盘剥者。英国本土对华贸易额虽小,但若将其附属地印度和香港计算在内,仍能紧追日本之后,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对华贸易发展平稳,没有大起大落,在中国贸易市场上占居第三位,但其贸易额同英、日两国相比,尚有相当差距。这是它在列强干涉中国革命时总不愿打头阵的重要原因。法国、意大利等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同英、日、美三强相比,差距更大,它们在对华政策上也往往追随三强行动。(参见附录表三)
这一时期,中国在英国海外商品市场上的地位具有相对的重要性。20年代,除1925年和1926年因中国民众抵制英货而情况特殊外,中国一般都能排进英货输出对象国的前十名。棉纺品是英国最大的出口货,中国在其输出对象国中占第二位;钢铁是英国第二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十位上下;机器为英国第三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六位上下。毛纺品是英国第四大宗出口货,中国居第四位上下[5]。这说明,中国是英国轻纺工业的重要市场之一,在其重工业品的海外市场中,也有一定地位。但是,英货在出口总额逐年增长的同时,对华出口额却呈下降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此时已失去在华经济扩张的势头。(参见附录表四)同时,英国的主要商品市场是欧洲和美洲,而在亚洲的主要市场是印度及缅甸,中国市场对英国商品输出的重要性毕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因此,当英国在华利益受到中国革命风暴的猛烈袭击时,劳师远征的武装干涉究竟效益如何?应控制在什么程度上才值得?能否找到比简单的“炮舰政策”更好的手段来应付这场危机?这些都是英国统治者不得不苦心谋算的问题。
1922—1926年间,美国对华出口额仅占其对外出口总额的3%左右。(参见附录表四)在美国的各项出口货中,只有香烟一项大部倾销中国。但香烟在美货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大。此外比较值得留意的便是石油。这期间,美国对华出口额略有增长,但其对外出口总额增长更大,四年间增长25%,因此使对华出口额在其对外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这说明,美国虽然继续对华扩大商品输出,但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相对地位却在下降。据美国官方统计,20年代美国对华进出口额仅占其同期进出口总额的2.9%,不及美国对日本进出口额的一半,在美国对亚洲的进出口额中也只占六分之一[6]。结合上述美国投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美国在中国的既得经济利益并不大,中国尚未成为美国的重要投资场所和商品市场。但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广阔扩张领域,比较注意在精神文化方面施加影响,美国已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经济实力,自信只要能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就能最终取代英、日而在中国称霸。由于美国在华既得利益小,长远野心大,当它面对汹涌的国民革命高潮时,自然感到武装镇压弊多利少,得不偿失,而设法分化革命,诱导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走上反共道路,才是其最佳选择。
日本对华贸易情况与英、美等国大不相同。它的各项主要出口货都以50%—99%的高比例向中国倾销。对华出口约占这一时期日本出口总额的30%。国民革命兴起时,日本对华贸易正呈扶摇直上之势。(参见附录表四)据当时日本官方统计,1925年,日货对香港和东北以外的中国地区的输出额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约为4.6亿日元,1926年仍保持在4.2亿日元的高水平上[7]。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对外贸易连年入超的情况下,对华贸易却始终出超[8]。这意味着中国市场对日本财政和国际收支平衡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另一方面,20年代日本外贸对美国的依赖性很大,出口货约40%以上输往美国,进口货25%—32%来自美国,所以日美贸易关系十分密切[9]。“币原外交”正体现了日本资产阶级在稳定环境下既要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又要取得美国支持与配合的需要,是日本在侵略中国与敦睦美国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然而,由于中国在日本“称霸亚洲,争雄世界”的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可以观望于一时,终不能坐视太久。当北伐战争迫近日本利益范围,迅速加剧其经济危机时,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抛弃以“不干涉”相标榜的“软弱外交”,再次走上以强硬手段干涉中国内政,进而武力征服中国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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