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惨案后列强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英、日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斗争纲领。在中国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英、日、美等国纷纷调整其对华政策,以图缓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情绪,迎合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民族要求,稳定北洋军阀“中央政府”的统治秩序,从而维护其在华利益。
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列强目标相同,但手法各异。
美国政府于1925年7月抢先提出“准许中国完全关税自主”、“逐步放弃治外法权”两项主张,吁请各国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速派代表召开拖延已久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同时组织考察治外法权问题委员会。除兑现华盛顿条约的诺言,批准中国对进口货征收2.5%的关税附加税以外,还应制定允许中国关税自主的方案,提出逐步废除治外法权的建议[1]。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Kellogg)称:“我相信这类行动会比任何事情都更能有效地缓和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然,我不打算说立即宣布无条件放弃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对于我们是明智之举。但是,我们各强国若不愿作出适当让步,就会处于被迫让步的境地。”[2]列强对此心领神会,两会遂于1925年10月26日及1926年1月12日先后在北京举行。
日本在“五卅”惨案后采取了回避锋芒、甩开英国、争先脱身的方针,诱使北京政府同日本单独解决上海事件。6月20日,日方先赔偿伤亡工人1万美元。7月25日,又付给日厂罢工工人每人10美元补偿损失,解雇了两名民愤很大的日本职员,允许以后按照北京政府颁布的条例,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建立工会等[3]。于是,日本纱厂的罢工宣告解决,中国人民的斗争矛头集中到英国身上。英国对日本此举深感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接着,日本又在关税问题上争取主动。关税特别会议刚一开幕,日本代表团就按照币原外相精心策划的方案,率先声明,对中国关税自主问题愿马上予以“友好的考虑”[4]。币原本人透露,日本担心的是:中国青年一代目前普遍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此次会议若不能打开解决这一问题的通道,段祺瑞政府将遭到国内舆论反对,迅速垮台,文武官员无人能继其后,中国必将陷于无政府状态。这对中国和各国都有害,“故目前以中国政局的安定最为紧要”[5]。基于上述考虑,关税会议终于在11月19日作出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6]
英国由于制造了一系列侵华暴行而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尤其是以省港大罢工为核心的华南排货运动,严重打击了英国利益,迫使英政府不得不考虑新对策。1925年8月,英国外交部驳回了伦敦“中国协会”[7]关于武装封锁广州的建议,指出此举将促使整个中国一致反英,排货将进一步扩大[8]。英国政府还向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促其交还会审公廨,允许华人董事加入工部局。公共租界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1926年一二月间,英外交部围绕对中国革命的政策问题组织了一次讨论。驻华使领馆官员、海陆军指挥官、港英当局纷纷献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国际封锁、援助反共军阀、向苏俄施加压力、怀柔等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论证结果认为:前两种方案后患无穷,适得其反,而且难于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是:找不到英国中意的“铁腕人物”;第四种方案不会有什么成效;只有最后一招怀柔,似乎切实可行并富于“建设性”[9]。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远东司高级官员蓝普森和外交副大臣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极力赞成怀柔政策。韦尔斯利宣称:“我们应做之事就是用同情来俘虏国民运动,努力将其引上正路。”[10]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也反对一切拟议中的行动,支持对广州继续忍耐,等待反共情绪发展和国民党“温和派”得势。于是,英国外交部就倾向于采取软化、分化政策,待机观变的方针了[11]。
这一时期,英国在关税会议上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它主张承认北京政权已无力统治全国的现实,同意中国立即征收二五附加税和“关余地方化”(即由各口岸海关征税后将关余直接交给控制该口岸的地方当局支配),企图以此保全由英人操纵的海关机构,促使各地裁撤不利于英国贸易的厘金和地方税,换取广州政府解决省港罢工。1925年12月31日,英外交部将这一新立场通知其关税会议代表[12]。次年5月28日,又照会美国政府,说明“英国最关心的是关税会议的某些行动应给中国公众留下良好印象,使反外情绪及由此派生的现存反英情绪不再增长”。因此,“应立即准予征收附加税”,否则,“可能造成非常危险的形势”[13]。
列强在试图软化中国革命的同时,并未放弃以武力保护基本权益的原则。例如日本对于在东北、华北的既得权益,始终采取强硬手段加以保护。1926年春,冯玉祥国民军封锁大沽口,以抵抗奉鲁军进攻,日本军舰带头挑衅,日、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一同提出以武力为后盾的最后通牒。在华南,英、美军舰到处游弋,不时威胁和干涉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
帝国主义的这些手段并不能瓦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不能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6年春,段祺瑞政府垮台,张作霖、吴佩孚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一时无法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南方国民革命势力却日渐强盛,广州国民政府的权威在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列强,尤其是在华南有较大利益的英、美两国,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越来越感兴趣,并企图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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