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等在上海策划清党
上海是蒋介石的旧游之地。在这里,他外可以争取列强支持,内可以得到江浙资产阶级的援助,还可以利用黑社会充当打手,具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优势。因此,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召见白崇禧,面示清党决心[1],随即夜以继日,紧张筹划,准备政变。
首务是确定清党反共方针,组成反共营垒。
在国民党二大所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右派占多数。因此,蒋介石采纳陈果夫在南昌时的建议,企图通过这一组织提出清党反共方针[2]。3月27日,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及邵元冲、马叙伦、蒋梦麟等迁入龙华交涉公署,吴稚晖提出,为保密计,在清党明令未公布前,均不得外出[3]。同日,蒋介石等举行会议。吴稚晖主张,“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摇动后方及卖国之行为”,“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至于“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则“听候代表大会裁判”[4]。
28日,继续讨论,当日会议情况,据《邵元冲日记》所载为:“介石谓湘芹(指古应芬——笔者)处已去电促其速来,而李德邻(宗仁)、黄季宽(绍竑)、李任潮(济深)日内皆先后将至,故拟待彼等到后再行决定。”[5]同日,李宗仁应蒋介石之邀到达上海。
在武汉时,李宗仁就认为两湖地区的群众运动“越轨”,以致“市况萧条,百业倒闭,市上甚至有时连蔬菜也买不到,而工人店员等则在各级党部指导之下,终日开会游行,无所事事”[6]。到上海之际,又适逢工人向白崇禧请愿,途为之塞,更增加了反感[7]。他和白崇禧都认为“上海一团糟”。白崇禧说:“现在不仅上海工人行动越轨,第一军也不稳。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企图取国民党而代之。如不抑制,前途不堪设想。”见过了白崇禧,李宗仁便去见蒋介石,建议蒋“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并提出将第七军一部调到南京附近,监视不稳部队等设想,蒋介石表示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8]
当日晚,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等举行所谓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9]。首由吴稚晖报告“共产党谋叛情形”:“陈独秀明言二十年内实行共产,已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及不利于中华民国之种种行为”,提议纠察,实行所谓“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附议,要求“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李石曾则表示,“护党救国运动”乃是向前革命之性质与决心,以与变相之帝国主义专制政体奋斗,并非退后或保守之运动,如共产党所诬加于国民党者[10]。这次会议后来被视为清党反共的发端,实际上,一切在27日的会上已经决定,此会不过是过场而已[11]。
继李宗仁之后,李济深、黄绍竑也于4月1日自广州抵沪。二人此行极为秘密,为此黄绍竑登程时甚至剃去留了六七年的胡子。4月2日,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会议,蒋介石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个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12]但是,他又表示,自己手中所指挥的军队,很多中下级军官都是共产分子,不服从调遣,若着手清党,恐怕激成剧变,没有什么办法了,只好即刻回奉化去[13]。
与会诸人都反共。李济深叙述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就无法维持了。”
黄绍竑也对广西东兰的农民运动不满。他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他表示:“必须早日清党反共。”
何应钦报告了南京事件的情况,他把事件的责任加到共产党人的身上,说是:“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
白崇禧对上海工人纠察队最反感。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江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完了。”他指责共产党离间军队,说:“第一军驻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二师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命令认真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打倒他;第一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发传单表示拥护。如果这种情况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14]他表示:“你们让我先在上海动手,把共产党窠巢肃清之后,各地自好办了。”[15]
吴稚晖大讲了一通,国民党已经变成了“火中取栗的猫脚爪”。他满口无锡话,别人不大听得懂。
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反共清党”的方针就这样确定了。
当日晚,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李石曾、陈果夫、黄绍竑、李宗仁等举行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讨论吴稚晖4月1日提出的《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吴称:“现在共产党在各地已公然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之标语,去年武汉所发之印刷品,亦公然有推翻本党及卖国之言论。我辈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对此自应急行断然之处置。”他并说:“至于叛逆分子,因其有危险行为,故必须先行看管,以待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判决。”[16]接着,蔡元培提出了一份《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计有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压迫工人等四项[17]。会议根据吴稚晖的建议,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分为三类:甲类,纯为本党忠实分子,计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中正、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等31人;乙类,态度可疑之分子,计恩克巴图、经亨颐、王法勤、屈武、吴铁城等8人;丙类,共党分子及附和共党分子,计谭平山、林祖涵、李大钊、徐谦、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毛泽东、许苏魂、陈其瑗、夏曦、邓演达、董用威、邓颖超、詹大悲、顾孟馀等79人。此外,并开列了中央监察委员及各省党员179人,与丙类同属于“应先看管者之列”[18]。会后提出了一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咨》,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以非常紧急处置,姑将所开各人及各地共产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予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19]。4月8日,吴稚晖等继续举行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9日,由邓泽如领衔,黄绍竑、吴稚晖等8人联名的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完成,该电指责武汉联席会议及二届三中全会的种种措施和决议,认为有“不合者二”,“可痛心者”十一。电文称:“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爰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监察委员12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6人。尽管吴稚晖等举行的所谓全体会议并不足法定人数,但清党反共的“法律”程序总算勉强完成。蒋介石准备采取的措施虽然是中世纪的野蛮的屠杀,他仍然力图掩盖在“合法”的外衣下,做到尽可能符合组织原则。历史在进步,新旧军阀们不能不跟着转换手法。
在确定清党反共方针的同时,蒋介石力谋得到列强的谅解和支持。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双方都力图利用这一事件。在公开的场合,蒋介石声明这一事件的煽动者是直鲁军的宣传队长何海鸣等人[20],而在背后,却通知日本方面,事件系共产党人所为,企图转嫁责任,使列强明确支持他镇压共产党。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不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拉拢、诱迫他打击共产党人和急进力量,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3月26日到4月2日期间,通过黄郛和日本驻上海领事之间的密切接触,蒋介石和日本政府之间就反共问题达成了默契。
为了发动政变,蒋介石必须拥有充裕的经费,因此,又竭力拉拢江浙资产阶级。早在南昌时期,蒋介石就和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之间有过协议,到上海后,又一再甘言蜜语,以取得资本家们的欢心。3月26日,蒋介石在接见虞洽卿时表示,“抱维持资本家主张”[21]。28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迎见蒋介石,蒋介石再次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显。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22]蒋介石的表态使上海资产阶级感到满意和放心。月底,蒋介石以总司令部的名义任命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15人:主任陈光甫,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委员虞洽卿,时任上海商业联合会;钱新之,“北四行”联合准备库副主任;吴荣鬯,中国银行总文书;秦祖泽,钱庄业代表;汤钜,交通银行代表;顾履桂,面粉业代表;王晓籁,闸北商会会长;徐国安,盐商和纱厂业代表;陈其采,浙江财政委员会主任。通过这个组织,蒋介石将江浙资产阶级紧紧抓在手里;这个组织也积极为蒋介石筹措经费,当时,蒋介石以“前方军需紧急”为理由,要求该会迅速筹款1000万元。4月4日,通过陈光甫、陈其采的活动,以二五附税作抵,银行公会提供借款200万元,钱业公会提供借款100万元,月息7厘[23]。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并向蒋介石的军需处长徐桴表示,自动认捐500万元,“惟求商界与总工会平等待遇,免受压迫”[24]。此后,江浙资产阶级继续以各种方式提供了大量经费,保证了蒋介石的需要。
上海黑社会是蒋介石的理想打手。开埠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庇护下,上海逐渐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流氓、帮会阶层。其成员盲从、拼命,适宜于供驱使。蒋介石到上海后,即指派帮会分子董福开、张伯岐等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工部局警务处4月2日情报称:“蒋介石正在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以对抗目前的上海总工会的活动,其成员均为蒋介石的党徒。”[25]3日,该会挂牌出笼[26]。同时,蒋介石又指使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成立中华共进会,积极准备向上海工人阶级进攻。工部局警务处情报称:“闸北及高昌庙上海总工会武装工人的非法活动,已经在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中引起强烈不满”,“共进会正准备突袭上海总工会办事处,解除其中人员的武装。突袭将由青帮分子进行,便衣士兵协助”[27]。这一情报显示,蒋介石等已经制订出周密而细致的行动计划。
当时,驻扎上海的国民革命军为第一军第一师与第二师。第一师驻扎闸北,师长薛岳左倾。上海总工会为表示欢迎,开过几次联欢会,士兵和工人的关系比较融洽。白崇禧不放心,即将第一师调往南市,另调刘峙的第二师进驻闸北,以便严密监视上海总工会及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刘部进驻后,上海总工会继续以联欢会的方式,联络第二师士兵。4月5日,蒋介石下令将第一、第二师全部调离上海,并令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于6日起到上海接防。周凤歧的队伍刚刚脱离军阀营垒,执行反共任务自然较为可靠。
至此,蒋介石的清党反共部署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选择恰当的发动时机了。4月6日,蒋介石派兵封闭了总政治部在上海的派出机关,攻击以邓演达为首的总政治部“淆惑军心,背叛主义,违反军纪,分散国民革命军势力,破坏国民革命军战线”。同日,开始检查新闻,下令自即日起,所有来自武汉的电报、函件、报道,总政治部的各种“反宣传广告”,一律不许刊登及转载,如故意违抗,即按戒严条例惩办。蒋介石的这一行动既出于钳制舆论的需要,也显示了他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对抗。8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等15人成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统揽全市军事、政治、财政、党务各种权力。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为武汉中央所承认的上海临时市政府,为政变作出了又一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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