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重要权益与分化革命阵营
1926年秋冬时节,国民革命凯歌行进,北伐战争席卷江南。面对中国政治格局不可逆转的急剧变动,列强加紧拉拢国民党“温和派”,分化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这一时期,他们对由北伐引起的涉及自身侵华利益的事件,采取硬中有软、软中带硬的策略,既维护重要权益,又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让步,避免同革命阵营发生大的冲突。
北伐军推进到长江流域后,蒋介石、唐生智等为保障战事顺利进行,于八九月间先后下令禁止中外船舰夜间穿行战区,白天须按信号在指定地点停航受检后才可放行,违者将遭炮击。美国就此向广州政府声明:限航令破坏了外国船舰“自由航行”的条约权利,美国军舰不能遵行,但除紧急情况外,将尽量遵守其中限制夜航的规定。至于美国商轮,若其自愿遵令受检,美国政府不加干涉[1]。日本、法国、意大利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英国则在坚持其内河航行特权的前提下,表示可让军舰在指定地点停航,接受中国官员的“礼节性拜访”[2]。在这一时期,英、美、日、法等国军舰都曾因为穿行战区而遭到北伐军的射击,它们有时还击,有时遁避,但都不准备为此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3]。
濒于绝境的吴佩孚试图请美国保驾。8月30日,派人到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馆,乞求美国海军在他同北伐军作战时派舰助阵,并在吴军舰艇陷入困境时给予军事援助。美国总领事罗赫德(Frank P.Lockhart)断然拒绝,宣称美国海军当局只关心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4]。10月5日,吴佩孚密使拜访英国公使麻克类,“近乎乞讨般地哀求给予财政援助”,结果同样遭到拒绝[5]。
各国侵华海军所奉训令几乎都是“尽一切可能保护本国生命财产”。9月间,武汉地区战事吃紧。英、日、美、法等国纷纷向这里增调军舰,派兵登陆,同外国侨民组成的义勇队一道保卫租界。这时,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北军溃兵惯有的劫掠。当北军被歼,国民革命军控制局势后,它们便将登陆水兵撤回舰上[6]。
作为软化中国人民民族情绪的一个步骤,上海领事团于9月下旬公布了同江苏当局达成的归还上海会审公廨的协定,9月下旬公布,次年1月1日生效。中国方面收回了一部分上海公共租界法权。
当国民政府决定自行对进出口货征收产销税后,自10月7日起,列强驻北京外交代表数次开会讨论。美国驻华公使和参赞都主张纠集列强,共同采取海军行动,强行制止国民政府破坏“条约义务”的举动。但美国政府没有同意,仅令他们通过外交途径抗议此税“违约”,然后听任事态自然发展[7]。日本一直坚持以偿还西原借款等无担保债务为中国征收二五附加税的必要条件,因而强烈反对广州政府自行变相征收这笔税款,力主列强一致抗议。但它也不愿为此使用武力,而采取了劝其国民在抗议后纳税的方针[8]。
英国连抗议也不愿提,因为对它来说,“高于一切的考虑是结束排货”。既然产销税税率相当于华盛顿条约附加税,那就同英国关于立即准许中国各地当局征收二五附税的主张没有矛盾。以对一切外国货物征收不算苛重的附税,换取停止排斥英货和恢复省港贸易,这是英国可以接受的代价。英国政府认为;如果只反对而又不准备使用武力,广州政府可能另立征税机构,导致英人把持的海关瘫痪;更有甚者,“国民党人业已出现的可喜变化”可能停止下来,“向更友好关系发展的整个趋势可能发生严重倒退。”[9]因此,英国力主有条件地默认,并希望由海关征收。美、日等国坚决反对默认产销税,海关也拒绝征收。英国为了“协调一致”,于10月末训令麻克类,可以参加联合抗议,但须同时单独发表声明,全面澄清英国的真正立场。但麻克类只参加了11月间的联合抗议,没有另作声明[10]。英国政府只得另找机会阐明其政策。
11月5日,驻广州“领袖领事”致函陈友仁,声称奉驻北京的“领袖公使”之命,抗议广东政府对国外贸易征收产销税,“完全违反条约”[11]。11月8日,陈友仁退回抗议原函,声明:“领袖公使之存在,本部长以其欠缺法律上之根据,未便承认。”他进一步声明,现在中国国家大权与权威,早已不能在北京行使,而已由民族主义的中国革命及建设势力移交给国民政府执掌,各国倘能明了此中关系,国民政府即愿马上与之讨论[12]。从此,国民政府不再接受所谓领袖公使、领袖领事的外交文件。
11月下旬,列强得到消息:汉口海关的中国职工酝酿罢工,国民政府准备将广东的产销税施之于汉口。这次,英、美决定不顾日本反对,不再提出抗议,而力图说服海关征收此税。它们拒绝用武力保护海关免遭罢工纠察队的封锁,试图将广州的经验运用于汉口,诱使国民政府压制罢工。张伯伦训示:英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挽救海关,但这只能靠正确的政策,而不是使用武力。所谓正确的政策,就是“尽一切努力用在广州成功地运用过的办法挫败罢工。”[13]
正当列强苦心探寻破坏国民革命的良策之际,被它们看作是国民政府中的“实权派”、“独裁者”的蒋介石公开向列强输诚了。8月20日,他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认列强为友邦。宣称:“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14]24日,蒋介石向外国记者表露,自己是国民党员,不是布尔什维克。他身边曾有俄国顾问15人,因为需要他们的帮助以及苏俄的军械与子弹;但是一到武昌,他就立即把他们清除出去[15]。9月10日,他又通过湖南交涉员向英国长沙代理领事琼斯(G.Jones)透露:“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同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天性本不相容。”[16]
蒋介石的表态,使列强意识到革命营垒内部裂痕正在扩大。于是,它们各显神通,进一步前来探测国民政府的底蕴,施展各种分化手段。
1926年9月下旬,美国公使马慕瑞到达广州,进行“非正式访问”,成为国民政府在此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公使。他同陈友仁、宋子文等国府要人“连日酬酢极欢”[17]。陈友仁向他说明:国民政府认为,欲摆脱帝国主义之羁轭,初不须与列强从事武力战争,深望以谈判及协议手续,解决中国与列强间的一切问题[18]。陈友仁还表示,恢复中国主权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国民政府无意单方面废除条约[19]。在此前后,曾发生多起北伐军和民众进占美国教堂、医院、学校的事件,国民政府一接到美国抗议,便力促军队、民众退还。8月26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保护美国教会、医院的三条措施,当即得到通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再将这一精神通知各地执行。马慕瑞通过亲自接触,看出国民党人真心实意地想采取同列强和解的政策,同时又很机警地试探能使列强作多大让步。广州政府把宣传反帝作为鼓动民众政治热情和取得民众支持的有效手段,但政府要员在同他私下谈话时却很“通情达理”。马慕瑞一行还发现“广州派有信心有能力在自己所希望的时候摆脱俄国监护人”[20]。回到北京后,马慕瑞于11月19日以长电致国务卿,报告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在于:“更稳健、更富于建设性的分子们”打算走日本、泰国式的资本主义改良道路,这正是美国所要鼓励的。然而很不幸,由于“苏维埃破坏性影响”,“召集了很大一群拥护第三国际政策的中国人”,他们相信中国必须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马慕瑞称:中国目前正处于“渐进”与“革命”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学说的十字路口,“我们不论为中国还是为自己,都有责任作些措辞友好的警告”[21]。
美国政府对国民革命阵营采取反复考察、逐步接近、软硬兼施、伺机分化的政策。11月下旬,美国再度拒绝北洋内阁重开关税会议的要求。国务卿凯洛格告诉马慕瑞,如果广州当局控制了中国大部地区,美国将考虑与之订立条约,在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条件下放弃关税控制权[22]。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后,美国再次派遣麦耶前去探访[23]。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当局频频直接同国民政府联系,要求它保护所辖地区的美国利益[24]。11月间,长沙当局向美国领事保证:只要军事行动一结束,政府就将镇压工人和学生组织的“反外非法活动”[25]。
在拉拢、软化国民政府的同时,美国外交当局还密切注视着蒋介石的动向及其权势的增长。8月间,他们发现蒋介石在争夺权力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蒋将军的总司令部发布通告,军事非常时期一切军事民政机关均须服从总司令命令。政治会议(最高行政机构)随即通知总司令,虽然一切军政要务确实由总司令部执行,但该机构之命令须经政治会议批准。”[26]注意到这种矛盾之后,美国当局一面同国民政府拉关系,一面又常与蒋介石办外交[27]。即使在10月底,接到国民党中央关于集中外交职权于政府外长之手,政府不受蒋介石等将领私订的外交协议约束的通知后,美国依然找蒋办理交涉,蓄意分化革命[28]。11月下旬,为了深入了解这位独裁者的身世,美国当局甚至派人查阅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收藏的蒋介石犯罪记录[29]。
日本政府认为,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后,“形势大致对标榜政治革新的南方派有利”,尤可注意的是:“南军在其势力增长的同时,态度逐渐缓和。”外务省决定同南方“要人”广泛接触,探寻对策[30]。11月4日,孙传芳托驻日公使汪荣宝向币原外相求援。币原婉言相拒,称日本为将来在华永久利益计,绝对避免支持一党一派,“对蒋介石,日本也无敌视之理由”[31]。
岂止“不敌视”。日本当局已试图推动他镇压工人运动。11月间,不堪忍受日本雇主压迫的汉口劳动群众举行同盟罢工,日本驻九江领事奉命急请蒋介石“尽量设法,严命负责官宪紧急取缔罢工”。蒋介石这时还不敢公然站到帝国主义一边反对民众运动,没有满足日方的要求[32]。
北伐军步步前进,上海日本资本家感到“经济地位有根本颠覆之虞”,劝告日本政府“讲究对国民党左、右派的适当方法,并确定将来的方针”[33]。
11月间,币原外相派其心腹佐分利贞男南下,同国民党各派要人接触。12月中旬,佐分利赶到武汉,同陈友仁会谈。他发现,国民党人的公开讲话同他们的真实意图并不一致,他们实际上希望以“充分合理的方式”修订不平等条约,而不是全面废约[34]。经黄郛牵线,他在南昌会见了蒋介石,感到蒋是国民党中“最好打交道的人”[35]。这位特使风尘仆仆地奔波于上海、武汉、南昌、广州等地,颇有收获。他认为:“南北之间,并无绝对歧异之点”,而国民党“党内两派之轧轹,不但意见相左,实利也不一致,今后裂痕恐不免益显”。他还认为,在中华民族已经觉醒的情况下,列强为了软化和分化革命,必须以某种“公道合作”的姿态,调整不平等条约关系[36]。经过一番紧张活动,佐分利同国民政府达成了若干秘密谅解。其主要内容有:日本在华严守绝对中立;国民政府支配大部分地区或在北京设立政府时,日本予以承认;只要不危害日本在满洲和远东的地位,日本就不干涉俄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国民政府不危害长江流域日本工商业,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既得权益[37]。
英国政府不甘落于美、日之后,积极谋划进一步软化国民革命的措施。麻克类公使坚决反对伦敦对华政策设计者们的两个假定,即国民党终将统治中国并摆脱共产党人的影响。他不断要求支援这个或那个军阀以抵抗北伐。伦敦的“中国通”感叹道:“使馆在中国骑错了马”,此时“他们根本无权骑马”[38]。由于麻克类固执己见并一再抗命,外交部决定更换驻华公使。
这一时期,尽管蒋介石已通过不同渠道向列强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但是,白利安更倾向于认为大权在握的蒋介石是个人野心家。这一看法得到驻沪总领事巴顿的赞同。避居上海租界的伍朝枢向英官员诉说:蒋介石是一个独断专行,容易冲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具有强烈的排外倾向[39]。因此,英国当局对蒋介石集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把交涉与分化的重心放到北迁武汉的国民政府方面。
10月13日,英国驻武汉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托人向兼任国民政府湖北交涉员的陈公博表示,对革命军怀有好感,希望停止反英宣传,并问有何提议,愿为尽力。陈公博迅即回答,希望英国新公使能与陈友仁外长会谈,考虑对国民政府的承认与修约问题。葛福一面表示同情,一面强调以工人运动相威胁很不明智,并立即将国民政府的上述意向飞报伦敦[40]。英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新任驻华公使蓝普森次日便奉命在中国协会年宴上声明,英政府对中国人民抱深切同情,认为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由谁以及用什么方式来治理国家,英国对目前中国时局严守中立,但有责任保卫在华权益[41]。
11月上旬,当陈友仁退回列强对产销税的联合抗议,表示不承认所谓“领袖公使”制度时,英国代表力阻外交团对此再行反驳。11月19日,张伯伦授权驻汉口总领事,在国民政府提出承认要求时可表示:“一旦国民党建立充分名实相副的政府,并对前政府的一切条约和其他义务负全责时,英国政府准备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42]为了制造缓和空气,张伯伦于11月间一再训令英国驻国民政府辖区的官员,“尽量以同情友好的精神同中国各地现有的国民党事实政权打交道”[43]。这时,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应奉军当局要求,逮捕了14名国民党人,经英公使批准引渡给奉方。英外交部电示英使馆:逮捕为非法的,不能事后追认其合法,无权拘押这些人或将他们引渡[44]。但是这纸训令为时已晚,未起作用。
陈友仁11月中旬离粤北上前曾告知英国外交代表:国民政府希望被承认为中国政府,愿同英国订立新的商务协定和取代治外法权的司法协定[45]。英国新公使蓝普森来到中国后,鉴于迅速变动中的形势,决定在去北京赴任之前,先往汉口面晤国民政府领导人,试探有无可能“达成友好谅解”[46]。英方旋于12月5日通知临时主持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工作的谭延闿[47]。自12月9日至20日,蓝普森与陈友仁进行了7次非正式会谈,中心议题是外交承认和不平等条约问题[48]。
英国虽然将国民政府当作“事实上的地方行政机构”,但无意承认它是区域性的或全国统一的政府。英国认为,前一种承认,将要承担分裂中国的责任,并将得罪存在于中国的其他政权;后一种承认,则“不被实际情况证明为合理”,因为国民党政权尚未在全国或中国大部分地区建立持久而有效的统治。另外,英国担心国民政府会拒绝继承旧政府的条约义务。在就条约问题达成协议之前,无论哪一种承认,都可能意味着英国放弃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内的原条约权利。因此,尽管陈友仁一再让步,甚至答应取消反英运动,仍未能使英方有所承诺[49]。
关于条约问题,蓝普森主张只“修订”旧条约的某些条款[50],英国政府则考虑作较大让步。12月15日,张伯伦电告蓝普森:英政府原则上“对陈氏取消旧条约,谈判一个全新条约的方案没有异议,只要将旧条约的效力保持到新条约谈成为止”[51]。可惜陈友仁未再坚持原案,而希望以“更改”(Alteration of)旧条约来求得妥协。经验丰富的蓝普森仍未让步。在离汉赴京前,他向陈友仁表示,将再度亲来或派首席参赞欧马利来继续协商。他并赠言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英国政府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甲、国民政府在汉口和其他已控制或将控制地区内获得成功的程度;乙、它们对反英煽动所能够控制的程度。”[52]
在蓝陈会谈的同时,欧马利于12月18日在北京外交团会议上宣读了《英国对华政策声明》,吁请各国对强有力的国民运动予以“同情”和“谅解”。《声明》称:“一俟中国人自行组成有权之政府时,即与之谈判修订条约及其他悬案”;此前也应顺应形势变化,尽可能迎合中国人民的正当愿望;“一俟中国自行制订并颁布新的国家税则时,即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当前宜“放弃为枝节问题一味提出无效抗议的方针,而将抗议保留至重要权益濒于危险之时,以共同行动使其生效”。《声明》还提出,立即无条件允准中国各地华盛顿会议许诺的附加税,税款由各地中国当局自行支配[53]。英国这时抢先发表这样的声明,主要是想进一步软化、分化国民革命,助长“温和派”力量,造成英国是列强对华“宽大”政策带头人的形象,借以摆脱在中国革命洪流中首当其冲的困境[54]。但是,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多数口岸仍在军阀控制之下,因此,英国提议立即准征二五附加税,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55]。
英国继续探寻分化革命阵营的途径。蓝普森看出:国民政府一面企图利用工人运动逼迫英国让步,一面又担心局势失控,希望同英国早日和解;也看出武汉资产阶级存在着不满情绪。12月下旬,蓝普森建议英国政府迎合国民政府的愿望,继续谈判,因为这至少可以促使国民政府抑制民众的反英运动。他准备亲自或派欧马利、台克满赴汉口,讨论陈友仁最后一次提出的承认国民政府方案,条件是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只有经过谈判才能改订现行条约,谈判期内制止反英宣传。如能达成某种协议,将会增强温和派反对极端派的力量[56]。蓝普森催促英政府快作决定,改变政策总是落后于事变的被动局面。他警告说:“我们正面临南方全面废约的现实危险”,“随时可能出现迫使我们作出选择的局势,要么用武装行动保卫重要权益,要么放弃它们而向广东派完全投降。”[57]葛福这时也称汉口形势危急,温和派“希望继续与我们合作”,而极端派“倾向于采取排货、罢工等无情的政策”。“我们如果想使温和派分子得势,就必须迅速行动”[58]。
他们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英国政府还未来得及决定下一步应该如何迈出,中国人民便已行动起来,向英国侵华权益发起了英勇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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