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蒋会谈与汪陈联合宣言
正当蒋介石积极准备政变之际,汪精卫于4月1日到达上海。
尽管迎汪运动喧腾一时,但汪精卫却因病滞留欧洲,迟迟不能动身。3月8日,他由德抵俄,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方面得到了全力支持他的保证[1]。4月1日,回到上海,即处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包围中。3日,汪精卫、蒋介石、李济深、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宋子文、蔡元培、古应芬、李石曾、邵元冲、吴稚晖等12人在莫利爱路孙中山故居开谈话会。会上,蒋介石等提出“赶走鲍罗廷”与“分共”两件事,要汪精卫赞成,同时希望他留沪[2]。吴稚晖则怒气冲冲地声言:“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之弹劾案,必将采断然之处置,故只任通知,而非商榷。”[3]汪精卫对吴稚晖的态度极为不满,他对蒋介石说:“总理改组国民党,便是我与你同着仲恺三人,最深知之。”[4]又说:“我们不能说反共,反共即是和张作霖、孙传芳一样。”[5]“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6]他并自任前往武汉,提议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双方激烈争辩。吴稚晖等人危言耸听地声称:“共产党破坏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亟谋破坏租界”,“引起外交纠纷,造成大恐怖局面”,“情形急迫”。李宗仁、黄绍竑则以和缓的态度转圜,“如精卫有良策,不妨共商”[7]。在此情况下,汪精卫提出了三项“暂时应急之法”。其内容,各种记载多有不同,据李济深等人的电报为:“1.共同负责通告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2.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其命令如有妨碍党国前途者,于开会之前不必执行。3.各省党部、各级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破坏者,在汪所拟召集之会未能解决以前,应由各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制裁。”[8]这三项“暂时应急之法”后来在报上公布时,又变为四条,增加了“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自开展迎汪运动以来,汪精卫声望日隆。为了欺骗舆论,笼络汪精卫,蒋介石于3日通电称:“汪在党为最忠贞之同志,亦为中正生平最敬爱之师友。”他表示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9]。蒋介石一生善于做作,此电即是一例。
4月3日会议前后,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还有一次长谈。据蒋介石称,汪精卫当时说:“介石,这一回东南同武汉开战时,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就要从此消灭,共产党必就从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国民党就要恢复民国十三年以前状况,要是恢复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左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蒋介石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10]这段话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汪精卫当时的心态:既不满共产党,也不满蒋介石,企图在夹缝中走自己的路。在和吴稚晖、胡汉民等人谈话时,汪精卫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不满情绪有更多的流露。例如,他曾对吴稚晖说:“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11]这段话,也反映了汪精卫的真实思想。
4月3日会谈后,汪精卫即会见陈独秀,质问吴稚晖等提出的共产党准备“打倒国民党”及冲入租界等事,陈力称纯属谣言,遂由陈起草,以汪、陈二人名义共同发表联合宣言[12]。该宣言称:“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需要”,“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又称:“中国国民党及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宣言表示,所谓“共产党将组织工人政府,将入租界,贻害北伐军,将打倒国民党”,以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等说法,均系谣言。宣言称:“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相同,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得乘间而入也。”[13]在蒋介石等人策划清党反共之际,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张,澄清对共产党人的造谣和恶意中伤,强调两党团结、合作,这是必要的。但是,蒋介石等人明明已在磨刀霍霍,却还为之粉饰,说什么“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实在是自欺欺人。
宣言发表于4月5日。当天,汪精卫、蒋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古应芬、甘乃光、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再次举行谈话会,吴稚晖对宣言强烈不满,当面质问汪精卫:“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汪解释说:“全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但吴稚晖仍然不满意,絮絮叨叨地表示:“他们既要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如果他们拥护共产党的言行,超出了友谊的范围,要来共治中国,甚至想独治中国,那我们拥护国民党的力量更不能不大增。”他并对汪精卫说:“我相信你终有一天来同我们相对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马上加入我们这一边来。”[14]当日会议不欢而散。
汪精卫到达上海之初,曾致电告知武汉国民政府。4月5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汪精卫,通知他已被选为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团成员,“工作重要,务请立来鄂担任。时局严重,切勿稍延”[15]。谭延闿、孙科等23人也联名电汪催促。同日,汪精卫从宋子文处得知,李宗仁主张将他软禁起来,以免“放虎归山”[16]。于是,匆匆于当晚秘密登轮。6日,启程赴鄂。在船上,他分别致函蒋介石、张静江、李石曾三人。致蒋函称:“改组之精神及其方策,实总理苦心孤诣所独创,而吾弟实左右之,铭不过追随之一人。”又称:“以铭之愚,一线生机惟在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南京。”[17]致张函说明离沪去汉的目的,在于争取“多数同志之同意”[18]。致李函则重申他的两项基本主张:一、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19]。由于汪精卫企图以纪律来约束蒋介石等人,后来右派曾讥之为“党纪先生”[20]。该函末称:“左派何在?谁是左派?我将寤寐以求之,旁皇以觅之。”风浪即将大作,而汪精卫却迷茫失路,连“左派何在”都不知道了。
汪精卫的归国和汪陈联合宣言的发表使上海出现了和缓气氛。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汪精卫“政治观念很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到建设制度”。又说:蒋介石本已下动员令,因汪来即收回[21]。上海临时市政府通电称:“行见革命领袖,同心戮力,一致进行。”[22]杨杏佛也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会议上说:“党务前途,如拨云见日。”[23]天真的人们以为,蒋介石策划中的政变可能受到制约,至少也会推迟。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一再电催陈独秀赴汉,于是,继汪精卫之后,陈独秀也匆匆离开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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