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占领汉浔英租界与英国的对策
1926年末,北伐战争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华中地区的人民反帝斗争迅速高涨。英、美、法、日等国纷纷在汉口、九江等地租界置沙包、布电网、设路障、架机枪,不时派兵登岸,企图以武力威慑,遏制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维护租界和其他特权。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民众连续欢庆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汉,集会游行,盛况空前。3日中午,有宣传员数人在汉口江汉关前临近英租界的空地上讲演,听众极多,肩背相接,但秩序井然。英租界工部局深恐民众进入租界,马上动员巡捕和侨民义勇队荷枪持械,沿街布防。又于12时30分急请驻汉口的英国海军长江分舰队司令卡梅伦(J.S.Cameron)派兵支援。卡梅伦陆续将英水兵和陆战队全部调派上岸,试图驱逐中国民众。积愤已久的民众奋起抗争,被英兵刺伤数人,内二人重伤,被称为“一·三”惨案。当时民众越聚越多,毫不畏缩,以砖石抗暴。卡梅伦见事态严重,下令英兵除救命所需外不得开火。英总领事葛福三次打电话请求中国当局速派军警前来“平息骚乱”,“驱逐暴民”。
事件发生时,武汉联席会议正好开会,陈友仁认为如果要求双方同时撤退,未免示弱,应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徐谦主张以军队包围租界,先使群众散退。鲍罗廷则力主先劝群众散去。会议最后按鲍罗廷提出的办法议决:一、立即推定徐谦、蒋作宾去向群众说明:政府将在24小时内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事件发生,并为人民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决定办法时,望人民离开租界,以免危险。二、外交部立即与英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撤退武装水兵,保障秩序安全;并对英方切实声明,如不撤退水兵,政府不负保障英人安全责任[1]。下午5时,国民政府派来大批军警试图维持秩序。公安局长要求英方先将水兵、义勇队等撤到路障后面去,然后又劝民众后退。在此过程中,愤怒的民众动手拆除了租界边缘的路障工事,后在国民政府代表和军警的劝阻下,未入租界而散。当晚,陈友仁召见葛福,告以英人若不检束,则民众将使英租界成为无价值之物,并要求从速撤退水兵。
1月4日上午,葛福和卡梅伦分别同陈友仁和汉口市公安局长会晤。中方保证:如果英兵完全撤走,国民政府可保租界安全。双方达成协议,英方撤兵上舰,中方负责维护租界临江地区秩序,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当日中午,农工商学各界代表在汉口总商会议定8项对英办法,如要求英界巡捕缴械,由政府管理英租界等。旋又派代表要求武汉政府据以向英领交涉,限于72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即请武汉政府封锁并收回英租界,收回关税,通知英政府,不负在华英人治安责任[2]。中国共产党赞同各团体联席会议所提条件,主张引导群众与政府一致合作,绝对制止对外国人个人的暴行以及侵害外国人住宅、商店,极力避免一切原始暴动的状况[3]。下午,英兵撤离后,愤怒的民众自发涌入租界,拆毁沿街路障。租界巡捕自动放弃职守。傍晚,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决定全部接受各界代表要求,并应英方之请,加派军警开入租界,维持秩序。国民政府代表随即向人民团体代表宣布了上述决定,希望民众整齐步骤,共争最后胜利,民众遂逐渐散去[4]。
5日,武汉30余万市民举行对英示威大会,李立三任指挥。大会一致议决,自即日起严厉禁止买卖英国货。又强调:“民众应一致团结,服从政府,谨守秩序,誓为政府后盾。”[5]会后游行时,虽然李立三宣布不进租界,但群众再次冲入[6]。英工部局巡捕及公务人员逃避一空,租界顿呈混乱状态,英方只得将治安管理事宜交国民政府负责[7]。联席会议遂决定设立以陈友仁为首的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英租界的行政治安。当日下午4时,天降大雨,民众散去。英方忙将妇女、儿童撤上兵轮,男侨集中于亚细亚火油公司。事后,国民政府努力恢复秩序,安定人心,但英侨和其他外侨已如惊弓之鸟,纷纷关闭在汉口的银行、工厂、商店,抽走资金,准备离汉[8]。
紧接着,九江人民也占领当地英租界。
1月3日下午,英人控制的九江海关扣押中国小船,引起民众愤慨。民众冲开与海关相连的英租界铁丝网,虽因英国水兵和闻讯赶来的中国军警阻止而散,但九江的气氛由此紧张起来。汉口英租界事件的消息传来后,英人更加不安,5日,将妇孺撤上英轮。6日下午,英海关人员打伤阻止英人雇工搬运行李上舰的罢工纠察,民众再度冲开英租界铁丝网。江中英舰发两响空炮示警,留在租界的侨民极为恐慌,纷纷逃上英轮。中国民众闻炮更加愤怒,群起涌入英租界。英水兵和中国军警、工人纠察队协力阻挡。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因公经过九江,应英国领事请求,出面到堤岸上劝解民众,并命驻守九江的贺耀组部派兵“平息骚动”。宋向英方许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汉口的“暴乱”不重演于九江。次日,租界发生抢劫,大部分系贺部乱兵所为。英领事和水兵撤上军舰,请贺耀组负责看管租界财产[9]。国民政府随后派人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予以接管。
英国当局一反常态,未放一枪就撤离两地租界,原因很多,武汉、九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和影响下,在国民革命胜利形势鼓舞下,民族觉悟和革命积极性空前提高,敢于对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进行如此英勇顽强的反抗,这是一贯骄横的英帝国主义者始料不及的。前一阶段,英国方面在软化革命的政策支配下,从伦敦主管部门到现地文武官员,对汉、浔人民反帝风暴的骤然降临,缺乏思想和军事上的准备,对扩大武装干涉的后果,也顾虑重重。
早在1926年11月下旬,英外务大臣张伯伦即不赞成增调英军赴华,认为这可能被看成是对国民党明显的不友好举动。他还认为,租界遭公开进攻的危险性很小,至多有些反英宣传和工潮[10]。11月29日,汉口人民示威时,英水兵在租界登陆布防,结果激起武汉地区反帝运动更猛烈的发展。张伯伦连电嘱咐驻华官员,宁肯暂时中断英国在汉口的贸易,也不要武装干涉反帝运动,“煽动集团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造成英中之间的武装冲突,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这种危险”,“任何进一步武装冲突的后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11]。这时,恰逢长江枯水季节,大型军舰不能开到汉口。尽管蓝普森、葛福等人曾请求增兵加舰,以防不测,但在上述指导思想和客观条件限制下,直至汉、浔事件发生,英国在汉口仅泊有三艘小型军舰,可用于登陆的士兵一百余人,侨民义勇队不足二百人。在九江则只有小舰两艘,可登陆的水兵五十余人[12]。
这一时期,英国有关使用武力原则的训令,也是尽量避免同革命力量尤其是国民党军发生大的武装冲突,留有必要时撤离租界的余地。12月6日,英外务次官蒂雷尔(E.G.Tyrrell)电示即将访问汉口的蓝普森:“英政府和其他列强准备支持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唯一目标是保护英人和外人生命,保卫外国租界和居留地不受攻击。”[13]然而五天后海军部却重申其常效训令是:“对英国国民生命财产的保护,应限于有预先估计采取撤离措施的必要时,向他们提供在轮船上避难的地方,用舢板将他们从岸边救出。只有当他们实际上处于不能用其他办法控制的暴力危害之中时,才诉诸武力干预。”[14]张伯伦也再三强调,只能把武力用作保护外国人生命的最后手段,而避开了财产和租界问题[15]。蓝普森访问汉口时,曾指示葛福和卡梅伦:如果广东政府军有组织地进攻租界,我方唯一的办法是撤离;如果是“暴民”冲租界,则应毫不犹豫地派兵登陆,坚决对付,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16]。
在汉浔英租界事件中,英国现地文武官员都判断中方有预谋、有组织,“极端派”希望激英兵开火。他们认为:兵力单薄的英军如果开枪,势必激化矛盾,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和军队会从四面八方冲入租界,英人将遭到可怕的屠杀,租界外和长江中上游各地的英侨也将受害。在取得国民政府官员关于只要英兵撤走,便负责维持秩序,保护英人生命财产的承诺后,英官员认为不放一枪撤离租界,是避免更大灾难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英外交部、驻华海军总司令和蓝普森先后肯定了他们的处置[17]。
当然,英国当局决不会善罢甘休,它要另寻应付危机的良策。蓝普森提议,只要不引起国民政府军参战,就应立即派出足够的兵力夺回租界。1月6日,伦敦训令蓝普森:“租界的撤退已经确定地改变了局势,在没有对整个态势作进一步认真考虑之前,不应采取强硬行动。”[18]
英政府也考虑过以武装夺回租界,结果认为,在长江枯水季节,无法调集重型军舰和足够的兵力到汉口作战;即使能够夺回,也没有力量长期坚守;即使能够长期坚守;也不能挽救因中国民众的封锁、排货而造成的贸易瘫痪。英国在华经济活动毕竟不能只在租界警戒圈里进行,更何况英国在租界之外的投资贸易额早已远远超过租界,汉口英国的主要公司也大都设在租界之外,英军无论如何无法对之加以有效的保护。总之,英国决策者认识到,此时武力解决不了经济困难,只能促使中国人民更加“过激”[19]。
另一方面,英政府认为更值得一试的是,保持同国民政府的接触,通过谈判,继续软化革命,拉拢“温和派”。它企图以在租界行政管理权上的让步,来迎合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合法愿望”,诱使国民政府明确保证,今后不经过谈判协议手续,不以任何方式变更租界地位和其他不平等条约特权。同时,它还企图以汉口为试验场所,检验国民政府有无“能力与诚意”制止民众运动,兑现维护秩序的诺言,最终摆脱鲍罗廷和共产党人的影响[20]。
1月6日,英国外交部专家按照制订《英国对华政策声明》时的设想,拟出了修订英中条约的方案。该方案建议通知中国南北政府:英国方面将立即采取步骤,调整在华治外法权和租界治安权问题,其中将通过地方协定,把九江、镇江、厦门英租界的治安权完全交出,天津、汉口、广州英租界的治安权则在一定条件下交出[21]。
同日,英驻华使馆头等参赞欧马利和汉文秘书台克满离京赴汉口谈判。蓝普森命他们通知陈友仁:“在任何政治性会谈前,必须把租界的完全控制权归还英国。”但英国外交部同日发给蓝普森的训令,却表示不妨同陈友仁讨论包括租界地位在内的调整条约关系问题[22]。1月8日,张伯伦进一步训令欧马利同国民政府谈判放弃汉口、九江英租界事宜[23]。外交部专家还拟定了方案,认为租界已成过时之物,由中国人接管其行政和治安责任,对所有人都更好,但上海公共租界例外[24]。
汉浔英租界谈判就是在这一情形之下进行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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