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应变方略
在很长时期内,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们一直担心蒋介石抵达东南后,会和帝国主义以及中国大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因此,也力谋控制南京、上海,进一步限制和削弱蒋介石的权力。3月21日,上海发生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应付方案。会议决定派外交、财政、交通三部部长赴沪;又指定孙科、顾孟馀、陈友仁、宋子文、徐谦为外交委员会委员,以陈友仁为,研究上海方面的外交策略,派郭沫若为上海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指导员。3月23日,北伐军攻克南京,武汉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程潜等11人组成江苏省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其中共产党人和左派占绝对优势。27日,武汉政府电令上海各机关,所有江浙财政均须经宋子文办理,否则概不承认。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强武汉政府对南京、上海地区的控制,限制蒋介石的权力。
蒋介石不理睬武汉政府这一套,继续任命行政、外交等方面的人员,并且干涉武汉政府的用人权。3月28日,孙科在政治委员会会上提出:上海方面交通部派员不能接事,一定要总司令委派才可以。会议决议,由国民政府电令各省军事机关,嗣后不得干涉用人行政。4月1日,鲍罗廷提出:“现在反动分子自由委派重要官长,损伤党权。”于树德提出:“军事领袖擅自拜访各国的外交官是否合法?”孙科说:“现在越闹越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1]会议根据鲍罗廷和孙科的提议,将二届三中全会统一外交、财政各决议案通知蒋介石以及各军,“饬令遵照,并警告不得违反,否则以反革命论”[2]。武汉政府很天真,以为蒋介石还会按照它的命令行事。蒋介石也在某些方面麻痹武汉政府,不仅于3月30日发电请示军事、外交进行方针,而且同时呈报安徽省政务委员名单,要求委派钮永建为新编第七军军长。这一切也给了武汉政府以错觉,似乎蒋介石还准备听它的话。4月2日,孙科提出:蒋总司令到上海后,即被反动势力包围与利用,形成反动中心,建议立刻训令蒋介石,要他立即到南京去,专负军事方面的责任。会议决定命令蒋介石离沪,声称“同志在沪,已有不能团结革命之表征,徒为外人所乘,于此紧急之外交形势殊属不利,必同志离沪,中央始可对上海之严重形势指挥自如,而负完全之责任”。决议要求蒋介石“对于外交未得政府明令以前,切勿在沪发表任何主张,并勿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之通牒”[3]。武汉政府以为,只要蒋介石离开上海,就可以使他摆脱反动影响。鲍罗廷说:“假使我们不是爱惜蒋同志,就任从他在上海,听他将来弄到一个失败的结果给我们看的。现在我们要他离开上海反革命的重心,免他受包围走去反革命。”[4]
4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废除总司令,改为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总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重大措施。同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蒋介石、冯玉祥分率军队,于最短期间消灭张作霖。但是,这两道命令对蒋介石都不可能有制约作用。
武汉政府有党权,蒋介石有军权。武汉政府的基本策略是以党权限制军权,幻想党纪、命令、舆论可以制服蒋介石。但是,事实证明,胜利者是军权,而不是党权。
此外,武汉政府还准备了一手。
3月下旬,武汉政府草拟了一道候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谭延闿亲笔写在一块绸子上,准备交给程潜执行,同时责成第二、第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3月27日,林祖涵将密令缝在衣缝内,以代表国民政府慰劳前方将士的名义东下[5]。同时,张国焘则以机密方法,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就近予程潜以协助[6]。28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任命林祖涵为驻宁办事处主任,林未到任前,由李富春代。
武汉政府将希望寄托在程潜身上,但是,程潜却并不愿意执行命令。林祖涵东下之际,程潜正与何应钦一起应蒋介石之召,赴上海商谈。到沪后,程潜力主调和,并表示愿意去武汉劝说[7]。此外,程潜还和李石曾、吴稚晖作了交谈,了解到他们正准备“清党”。程潜担心自己被蒋介石软禁,便于30日离沪返宁。当晚,林祖涵也到了南京。程潜得悉交给他的任务后表示:“那不行,我不能做分裂国民党的罪魁祸首。这样对不起孙中山先生。”[8]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李世璋以形势危急相劝,告诉程潜:“蒋介石已经把何应钦派进来了,他们已经占领了高地,恐怕来意不善。”程潜却满不在乎地说:“不要怕!”[9]
程潜的态度有他本身的原因,但是,逮捕蒋介石的时机也已失去。南京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乘舰过宁,没有上岸。这以后,他一直处在重兵的护卫中,要逮捕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林祖涵也没有其他办法。在南京期间,第二、第六两军都有人表示对蒋介石“深致怀疑”,“希望中央早日讨伐”。林祖涵只能含混地回答。4月1日,程潜下令,除渡江部队外,其余概行集结南京,同时,以全体官兵名义通电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即随林祖涵返汉。他将军长职务交杨杰代理,将卫戍南京任务交贺耀组负责。程潜自以为万无一失,他无论如何想不到,杨、贺二人的政治态度都已经发生变化[10]。
程潜离宁后,蒋介石即一道接一道地下令驻守南京的第二、第六两军于4月6日全部渡江,沿津浦路北上,同时命何应钦的东路军火速向南京集中。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Благодатов A.B.)曾向蒋介石建议,第六军在战斗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复元,应该暂留南京,为蒋拒绝[11]。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左派曾向第六军进言,为巩固革命的新根据地,发展革命势力起见,不可轻离南京[12]。第六军密电程潜请示,程复电不得渡江。不幸,程电被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截获。其间,鲁涤平也知道二期北伐尚在计划中,蒋介石此举,必系排除异己,别有他图,急电武汉请示,但未能打通。这样,第二军和第六军的大部分都被派北上,留守的少数第六军战士被包围缴械,南京完全落到了蒋介石手中。
武汉政府虽然下了逮捕蒋介石的决心,但是,并不感到政变迫在眉睫,还在准备北伐,并订于4月5日誓师,同时庆祝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和沪宁克复。4月1日,军事委员会对全体将士训令称:“国民革命军将士目前最急切的任务,便是打倒张作霖,消灭奉系势力。”[13]4月4日,程潜到汉,报告了上海方面准备“清党”的情况,李富春也密电陈述蒋介石、何应钦即将来宁建立政治组织的消息。这样,武汉政府才紧张起来。当日以“筹备尚未就绪”为理由,宣布将北伐誓师典礼展期[14]。4月7日,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适应革命势力之新发展及应付目前革命之需要”,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南京,迁移日期另行决定。会议指定顾孟馀、邓演达、谭平山三人负责迁都的宣传工作,下令军事委员会制订以南京为中心的作战计划[15]。当夜9时,军事委员会开会,决定军事进行计划。武汉政府决定迁都的理由,据孙科、谭平山等人所述,基于五个方面:一、对付帝国主义。武汉政府认为,英、美帝国主义正联合日本,准备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封锁上海、南京、天津等口岸。武汉政府必须先发制人。迁都南京,坐镇南京,帝国主义就不敢明着进攻。二、统一外交。武汉政府感到,地处武汉,不便于“对付长江下游的外交”。三、掌握财政。长江下游是富庶之区,迁都有助于控制下游财政。四、团结下游革命力量,控制蒋介石[16]。五、沿津浦路北伐。武汉政府认为,京汉路北伐有确实把握,必须将注重点转移至津浦线。在上述五项理由中,最主要是第四项。8日,常务委员会听取孙科的说明。孙科慷慨激昂地表示:“帝国主义与残余军阀勾结,将革命转为反革命,所以为应付外交,要下一决心,拼命移至南京。”“全体送去受压迫,看蒋介石有无决心?”[17]孙科的话博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会议决定接受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当日,举行了东下的誓师典礼。
武汉政府这次确实准备行动了。
据吴玉章等人回忆:当时,武汉政府已决定派张发奎率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去加强南京的防御,支持上海的革命力量。军队中迅速作了动员,运输的船只和粮秣枪弹都已准备就绪。4月9日,第四军登轮,准备东征。同时武汉方面命令第六军留在南京,不要听命于蒋介石。又命令已进至长江北岸的第二军回师南京,协同第六军卫宁反蒋。但是,就在此刻,有人提出,不应该把铁军调到南京去。理由是:一、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二、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如果和蒋介石完全闹翻,蒋一定要扣留汪。(事实上,汪精卫已于6日启程来汉。)参加会议的共10人。瞿秋白、邓演达支持吴玉章的意见,加伦将军也表示:“从北伐的军事观点来看,加强南京方面是合理的。这样我们可以一方面从武汉沿京汉路北上,一方面可以从南京沿津浦路北上。”但是,与会者大多数不同意吴玉章的意见。第四军登轮的当天,就得到在船上待命的通知。11日,又得到命令退回原地[18]。第四军、第十一军东下的计划就这样搁浅了,迁都南京的决议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吴玉章说:“假使第四军按照原定计划调去南京,长江下游左右派的力量对比便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也就不会那样顺利。”但是,事实上,第四军东下的决定也已为时过晚。在武汉政府作出有关决定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政变。在一场紧张的争夺时间的赛跑中,武汉政府落到了后面。
武汉国民政府的动摇和共产国际有关。当年3月,共产国际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在莫斯科报告称:只要蒋介石暂时尚未变节,“能积极的进行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可以帮助他的”[19]。同月31日,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新闻通讯》发表文章称:“国民党内的分裂和工人阶级与革命军士兵之间的敌对情绪,在目前绝无可能”,“像蒋介石这样的一位革命家不会去和反革命的张作霖合作行动。”4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称:“既然我们有多数,既然右派听从我们,为甚么把右派赶走?只要有用场,农民连一片疲蹶的老马也需要,他不把它赶走。我们也一样,等到右派对我们没有甚么用场,我们就把它赶跑。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它有的是能干的人,这些人尚率领军队且指导它去反对帝国主义者。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正带着军队,且除了引导他去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便不能干别的事情。”[20]这种情况,当然不可能对中国革命作出正确的指导。
和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共产国际比较,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上海区委,对形势的认识要清醒一些。
3月25日,陈独秀在特委会上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21]26日,罗亦农在区委会议上说:“蒋在江西已开始杀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22]同日,蒋介石来到上海,区委又召开活动分子会议,指出“蒋来别有用心”,“他将集中势力与CP算账”[23]。这些地方,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清晰地看出了局势的严重性。
3月下旬,陈独秀、彭述之、周恩来、罗亦农等研究以后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周恩来并提出,薛岳很可能站过来。但是,陈独秀不敢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要求彭述之去武汉和共产国际代表及多数中央委员商讨。4月初,彭述之过宁时,召集李富春、李世璋及南京市委谢文锦等会议,会上,一位苏联顾问从军事力量上作了分析,大家一致要求立即向蒋介石进攻,并要彭述之代表中央下攻击令。彭述之答称:“这个问题太重大”,“必须中央经过严肃的讨论,才能决定。”[24]
这一时期,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区委准备采取的第一项对策是扩大反帝运动,实行总同盟罢工,收回上海租界。3月26日,陈独秀在区委会议上提出:“号召反英,要蒋反英”,“反英运动要扩大,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25]同日,区委在活动分子会议上部署:“所有华租各界一切工厂办事人员都罢下工来,要使租界死寂,不能不交还租界。”[26]陈独秀等幻想以激化民族矛盾的办法缓和阶级矛盾,迫使蒋介石追随群众斗争。他认为,倘使蒋介石镇压工人,将完全失去群众的信仰,政治生命也将结束。27日,汪寿华根据区委指示,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上提出:工会今后在政治上的责任,其第一条即为收回租界[27]。但是,陈独秀等并不敢贸然实行。28日,陈独秀又提出,罢工先决条件是“要得民党及老蒋同意”[28]。29日,汪寿华在欢宴北伐军将领时声明,收回租界“应由民众组织的国民政府来解决,决不是我们工人的意旨如何就如何的”[29]。此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学联等团体都曾为收回租界做过舆论准备。31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号召“对英经济绝交”[30]。4月3日,上海对南京惨案各团体代表大会决议,组织反英帝国主义大同盟[31]。这个大同盟在10日召开了首次会议,已是政变的前夜了。
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区委准备采取的第二项对策是保存工人武装。区委决定将工人纠察队的大部分兵力集中于闸北湖州会馆与俱乐部,严阵以待,以防御战对付右派军队的进攻。罗亦农说:“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32]即指这一计划。3月31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采取退却方针,电报说:“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促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时须隐藏起来。”[33]罗亦农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强烈不满,愤怒地将电报摔在地下。4月6日,他在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我们决定不收藏枪械,坚不缴械”,“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34]。罗亦农的态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宁折不弯的英勇斗争精神,但是,蒋介石拥有压倒优势的武装力量,少数工人纠察队不可能守住几个孤立的据点,更无从防止政变。在报告中,罗亦农还提出了一个“以民众的力量去镇压蒋之反动”的计划,主张“尽力拉住商人,积极帮助工人”,“使学生明了争斗的意义”,准备罢工罢课,“如果蒋介石来缴纠察队的械,所有工人都罢工,到华界来援助,缴蒋军的械”[35]。这一计划自然比死守据点,被动挨打略胜一筹,但是,以群众的血肉之躯和武装军队对抗也并不现实。报告中,罗亦农还提到:“如果上海的工人能与江、浙、武汉左派势力联合,一致把新右派势力打倒,则中国革命运动前途将大放光明,而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36]这不失为正确的方针。但是,要执行这一方针,必须和武汉国民政府统一步伐,做大量的工作,也已经为时过晚了。
中共上海区委曾企图寻找联盟力量。军事方面,区委决定挽留薛岳师长驻上海,选派工人参加薛师,并将薛岳选入闸北区政府和上海临时市政府。3月24日,上海总工会致电蒋介石,表示对薛师他调无任骇异,要求命其“坐镇沪上”[37]。随后又召开5000人的集会,并组织群众代表200人向白崇禧请愿[38]。区委企图以此和薛岳在军事上建立同盟。此外,周恩来还出面做过刘峙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等人的工作。
政治方面,区委企图以上海临时市政府作为最重要的联盟力量。3月20日,区委团会议决定,“拿住”市政府,有人辞职,即尽量以小商人加入。“造成工商政府,由CP操纵”[39]。4月1日,区委提出,市政府“无论如何要办事”。3日,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五次会议,议决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请其即日电饬上海市政府委员,立即办公[40]。4日,上海市政府委员召开第二次会议,补选王晓籁、孙科、汪寿华为常委,王晓籁为,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上海临时市政府于8日通告,“依法行使职权”[41]。10日,召开第七次会议,通过政纲107条。中共上海区委的意图是“以市政府与蒋冲突”[42],但是,上海临时市政府实际上是个空架子,并不足以和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相抗衡。
为了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建设,显示保卫这一支工人武装的决心,上海总工会于4月6日举行纠察队授旗典礼,罗亦农发表演说,指出“现在上海不少反动分子从中捣乱,工人纠察队须一致起来,消灭一切反动派”[43]。同日,上海总工会发表《敬告全上海市民书》,声明“对此区区之工人武装,实有绝对拥护之必要”,同时表示,“本会之纠察队,可以使商人得不少之利益”,力图使上海资产阶级放心[44]。7日,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议决倘有破坏本会纠察队的行动,“全上海工人当起而一致拥护(纠察队),以群众之行动制止之”[45]。与总工会相呼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于9日议决,凡背叛、破坏革命原则,助长帝国主义势力,为反动派张目者,誓以革命手段,严讨而歼灭之[46]。
武装的政变必须以武装的军队或武装的群众来制止。上海总工会等团体的上述会议、措施,可以争取群众,振奋精神,但都不足以制止政变。
上海的形势日益紧急,远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自然缺乏切肤的感受。4月上旬,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连续三次会议,讨论江浙及上海方面的工作。大约是在10日的会上,维经斯基认为蒋介石“有办法”,罗易也认为蒋介石“还有办法”,主张国际代表团中一人去上海会见蒋介石[47]。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声称如果这样做,“我们一定把他禁锢起来”。会议最后决定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赵世炎、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决定沪区工作计划,报告中央。4月13日,罗易又致电蒋介石,声称“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是最大的需要”,表示“将乐于访问南京”[48]。而在这前一天,政变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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