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的两手
英国被迫放弃了汉口、九江的租界,但是,却决心保卫它在上海的利益。当时,上海居住着3万外国侨民,公共租界的外国资产总值近2亿英镑,其中英国资产为六千三百余万镑,约占英国在华资产总额(除香港外)的三分之一。如果英国从上海撤退,不仅既得利益受到巨大损失,而且其东方殖民体系将产生灾难性的连锁反应[1]。英国政府宣称,各国应从汉浔事件中吸取教训,“如果中国当局不能或不愿控制暴民,暴民一旦失控,国民党军队就会和他们一道行动”,“在其他租界也如法炮制”。英国政府鼓动列强以行动表明:现地外国军队兵力不仅足以“控制暴民”,而且足以对付汉口那样“以武装部队作后盾的暴民”[2]。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英国的鼓动自然易于获得响应。
还在北伐军主力向长江下游进军,上海工人阶级起义响应之时,列强便加紧筹划上海租界防卫问题。1926年12月8日,在有领事团和英、日、美、法、意五强驻华海军最高长官参加的会议上,上海公共租界总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提出,一旦北伐军到达,各国必须协力环绕租界设立防线,为此须调来4000名援兵[3]。美国总领事和海军长官持不同意见,认为此时耀武扬威地向上海调集大量外军,并非明智之举。国务卿凯洛格也不赞成同北伐军发生冲突,特意下令:“本政府不准备使用驻沪海军保卫租界完整”;又称:“本政府行动目的是保护上海美侨生命财产。”[4]英国决定提供1300名海陆军部队,增调3艘巡洋舰,但陆军及巡洋舰暂留香港待命。张伯伦担心陆军赴沪将引起中国“广泛而严重的反应”。他指示驻华使馆:北伐军占领上海后,可能建立永久性政权,但外国贸易却不可能长久地在外军警戒圈内进行,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同上海未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融洽的关系[5]。日本外交当局密切注视着“极端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并接待了国民党“温和派”派到东京的密使,听其解释国民党的政策,决定暂不出兵上海[6]。
汉浔英租界事件后,列强深恐自己在上海的巨大利益遭到同样的命运,英、日、美、法驻沪总领事立即达成协议,共同调集四五千兵力保护上海租界,其中日兵1500名、美兵1400名,英兵1300名,法兵250—500名[7]。不过,他们在登陆时机和保护范围等问题上有分歧。英国支持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请求,立即派兵登岸,并越出租界设置防线。美国总领事认为不到“骚乱”迫在眉睫,不宜令外兵上岸,否则,“将被这里的鼓动家抓住把柄,作为煽动更大的反帝舆论的口实,演成星火燎原之势”。美政府也再三重申前令,不肯对租界防线和其他外侨的安全承担明确责任。日本同意与英国分守租界防线,但认为派兵登陆为时尚早[8]。法国拟调两连越南兵驰援上海,防守法租界,但暂不登岸,也不准备抵御来自“暴民”之外的军事进攻[9]。
尽管有以上分歧,美日仍按协议调兵赴沪。1927年1月7日,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C.S.Williams)上将奉命从马尼拉赶赴上海,并陆续将所属舰艇调入中国水域。至2月末,美国到沪水兵达850名,陆战队300名。另有1500名陆战队正从关岛等地开赴上海,3艘巡洋舰和500名陆战队在檀香山待命,1540名陆战队在菲律宾待命。美国摆出这种引弓待发的架势,用马慕瑞的话说,是为了“使国民党领导人确信,外国列强的忍耐已达极限”。他坚信,“唯一可能避免使用武力的办法,是公开作好使用武力的一切准备”[10]。为使这种威慑政策发生效力,麦耶于1月20日通过秘密渠道,再次怂恿蒋介石等:“我们要的是行动,不是辞令。国民党人在我们眼中恢复名誉的唯一办法,是采取具体行动,证明他们愿意并能够在其控制区内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11]
日本除原在上海停泊的军舰和300名陆战队外,又在佐世保、横须贺等地准备了十几艘军舰和1200名陆战队,陆续开往上海,同时在中国东北、华北、台湾及朝鲜等地集结重兵待命。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汉口帝国租界的文件》,决定不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压力下放弃汉口租界[12]。文件要求当地日本总领事就治安问题同中国有关当局保持“特别密切的联系”,并且要让国民政府领导人了解:“万一中国官方和民众,依照收回英租界的经验,采取轻视日本租界、危害租界宁静的盲动”,日方决心“采取断然处置”。文件还制定了汉口发生“群众运动”时,防卫租界和疏散侨民的若干具体对策,例如以领事馆警察和陆战队专任保护侨民,命上游各地领事立即撤侨,在上海增加相当兵力等。阁议通过前,币原即迫不及待地将这一文件的精神,通知了驻沪总领事高尾亨,随后又通知他:汉口等地若有紧急事态,可从上海调兵[13]。这就为日后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口“四三”惨案埋下了伏笔。
英政府却认为原计划已经过时,防卫上海租界将不仅针对“暴民”和北军溃兵的骚扰,完全可能要抵御国民政府正规军的进攻,因此只派海军陆战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增调大批陆军,才能防止汉浔事件重演于上海。英国军事当局重新研究了新形势下的上海公共租界防卫计划,认为至少需要一个师的兵力,才能遏制国民党军可能对租界发动的进攻,但这个师最好是以日本为首的国际部队,英军只占三分之一[14]。
英国政府虽然考虑到大举出兵可能引起的诸种不利后果,如中国举国一致的反对,同国民党军发生冲突等,但为利益所驱使,权衡之后,仍决计出兵。对不利后果,则另图补救。1月17日,英国内阁批准调一个陆军师赴上海。由于说服日、美参加的希望不大,英国决心独力承担上海防卫,从印度、地中海和本土各派一个旅,加上辅助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共约1.6万人[15]。此举构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海外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月下旬,英国外交部继续努力,争取列强合作。日本首先拒绝了派一个旅团赴沪的请求,也不肯保证在万一发生紧急事件而英远征军尚未到达上海的情况下,先派足够的兵力保卫公共租界[16]。美国总统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发表演说,声称英美对华政策有所不同,美国在中国领土上没有自己的租界,保护美侨不须调遣大批军队[17]。然而,日、美两国并未停止增派海军部队来华。
日、美政府拒绝追随英国向上海调派陆军大部队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各国在华利益不完全一致,英国一贯把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美、日则一直企图削弱这个竞争对手的地位,因而此时除以必要兵力维护自身利益外,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18]。第二,各国国情不同,美国国会和舆论此时仍保持孤立主义传统,强烈反对在海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是制约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日本占有地利,其陆军随时可从本国、朝鲜和我国东北、华北、台湾等地开到上海,不必像英国那样提前兴师动众[19]。第三,美、日政府得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关于不以武力收回租界、负责保护外侨的保证后,权衡各自在华利益,认为派海军部队便足以遏制“暴民骚乱”。若再以国民党军为假想敌,派遣大批陆军赴沪,不仅可能导致同国民党人不必要的对抗,而且势必激起中国人民更汹涌的反帝怒潮,使自己在上海以外地区的利益遭受更大损失[20]。第四,美、日皆已洞悉革命营垒内部的矛盾正在激化,将“维持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温和派”身上,因而尽量避免采取使他们难于得势和妥协的行动[21]。
英国还请法国提供必要兵力,保卫上海法租界,并同上海英军合作,保卫共同利益。法国答以将在“中立”、“不干涉”原则下,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法国利益,当危险来临时,将与英国及列强合作,但现在尚不必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也不打算脱离列强,单独追随英国行动[22]。
列强虽然在出兵种类与数量、登陆时机、保护对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武装保卫侵华权益和威慑革命力量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尽管美军总司令威廉士宣称:仅奉命保护美侨,不负责保卫租界完整和抵抗国民党军可能对租界发动的进攻,但当2月下旬,国民党军逼近上海,工人阶级准备再次起义时,美军仍与英、日分工合作,在租界内负责镇压“骚乱”,使英、日部队得以集中兵力守卫租界防线[23]。
帝国主义列强一面挥舞大棒,一面又频频摇动橄榄枝。1月17日,英政府内阁会议在批准派遣大军去上海的同时,决定“向国民党人作出宽大让步”,以补救因出兵而带来的不利后果[24]。
1月27日、28日,英国政府分别向中国南北政府提出备忘录,表示准备作单方面的让步,对治外法权、租税、租界管理、教士购地等条约权利,进行七点具体修改[25]。一二月间,张伯伦和首相包尔温(S.Baldwin)等头面人物也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宣称出兵上海只是为了保护英人生命财产和英国利益,此外没有其他目的。而且这也只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英国不改变“忍耐与和解的政策”,不放弃同国民政府谈判达成妥协的努力。张伯伦甚至扬言:准备帮助陈友仁先生和其他任何表示有意以政治家和解方式处理问题的中国当局[26]。
英国政府坚持实行“忍耐与和解”的政策,不仅是为了缓和国内、国外舆论对它大举出兵的强烈抨击,也不仅是为了平息中国各界的反英声浪,更主要的是为了继续贯彻其分化革命阵线,拉拢国民党温和派的战略意图。
英国政府此时已经获悉,去年10月,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及海外党部代表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请汪精卫销假复职,从而表明了对蒋介石的不满[27]。但国民党中央在北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却下令压制工会和纠察队的活动[28]。1926年末至1927年初,国民党温和派人物及其同情者不断向英方密报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29]。英国驻华官员之间也广泛讨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问题。意见虽有不同,但主要倾向是,认为国民党的性质不同于共产党,它有自己的主义和社会基础,出于一定的目的而利用苏俄。国民党政权是中国未来的统治者,虽然不能断定这一天到来时是右派还是左派掌权,但这两派间存在着斗争和分裂的可能性。一些对国民党了解较深的官员力主同国民党和解并给予适当鼓励,至少应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右派,以此削弱共产党人的影响。同时应将武力作为不许其损害英人生命财产的最后武器[30]。
英国政府这时也关注蒋介石的动向,但情报不够灵通。2月上旬,外交部获悉蒋介石两个多月前发表的将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讲话,判断蒋“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但不能忍受布尔什维克的控制”[31]。同月中旬,驻华公使在呈送外交部的《中国名人录》中,认为蒋“内心里不是共产主义者”[32]。3月4日,伦敦得到来自上海的机密情报:“蒋介石的公开演讲使他颇像一个极端共产派”,“但可以料想,他不得不说一些鲍罗廷及苏俄同伴硬塞给他的词句”。情报称蒋介石对汉口的局势厌恶极了,尤其憎恨工会“无法无天”的活动[33]。五天后,蓝普森进一步报告:蒋介石“现已显示出国民党温和派领袖的本色。看来他和他的朋友们终于走到挫败极端派及其俄国顾问的转折点”。蓝普森认为这是英国长期坚持分化政策产生的果实,所以应“尽我们的力量增强这些温和分子”[34]。但是,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基于过去从白利安和伍朝枢等处得到的情报,仍然不很信任蒋介石,继续将国民党武汉集团作为分化的重点[35]。汉浔租界协定签字后,台克满继续以英国公使代表的身份留驻武汉,以示对国民政府的重视[36]。
3月中旬,蒋介石集团进占上海前夕,曾派伍朝枢同英国领事馆秘密谈判,英官员旋即劝告上海报界,小心避免对蒋介石有任何批评[37]。同月20日前后,诺曼(Robert Norman)、柯亨等人也受蒋介石集团派遣,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介绍蒋介石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详情,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介石某种支持的保证”,可是这份重要情报4月30日才到达唐宁街[38]。美国则在继续分化武汉政府的同时,积极和蒋介石集团发展关系。
英国提出《对华政策声明》后,美国不甘落后,也打算发表一项声明,表示愿在关税和法权等问题上让步,并准备在重开关税会议之前,便允许中国各地立即征收华盛顿条约规定的附加税[39]。武汉国民政府外长陈友仁得到消息后,于12月29日紧急约见美国总领事罗赫德,要求暂缓发表这项声明,武汉政府将于48小时内电告华盛顿一份重要宣言,坚决反对目前实行华约附税,因这等于向北洋军阀提供数百万美元的军费[40]。美国政府显然考虑了国民政府的要求,从声明稿中删去了有关文句。汉浔事件后,凯洛格国务卿赶紧于1月27日抛出这项对华政策声明,并特意补充了两点重要内容:美国准备单独与中国各方协议任命的共同代表谈判修约;美国海军驻华系履行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的基本义务[41]。
1月23日,美国驻福州领事普赖斯(Ernest B.Price)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主要干将何应钦,探听虚实。何应钦为福州刚发生的反帝事件“由衷道歉”,透露已处决了一批肇事者,撤换了一批共产派官员。普赖斯乘机以撤侨相要挟,怂恿何“通过赔偿过去,保障现在的具体行动,毫不含糊地表明国民党当局对美国人生命财产和合法权益的态度”[42]。
为免遭汉浔英租界同样的厄运,美国还力图实现上海租界“中立”方案。凯洛格原拟分别照会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陈友仁,请他们保证上海租界及附近地带为非军事区。恰在此时,传来消息:蒋介石已向美国驻沪领事馆建议,各方皆不派兵开入上海,以防发生中国内地美侨和传教士正面临的那些危险[43]。这正好符合美国的心意。原来,王正廷事先征得蒋的意见,于1月26日与美国驻沪代总领事高斯秘密会谈。双方愿今后经常保持联系,互通情报。王正廷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可以不进驻上海地区,以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他还透露,正在设法收买守卫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易手,届时将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统治。必要时,用警察和某些“志愿人员”来“维持秩序”。王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威胁来自工人和学生。”[44]通过这次密谈,王正廷向美国交了底。美国政府下令,将要求支持上海租界中立的正式照会改交蒋介石和张作霖二人,以示器重,而只将抄本送陈友仁等[45]。
2月6日,罗赫德向蒋介石委派的武汉行营参谋长朱绍良递交了这份照会,朱当场保证立即电告蒋介石[46]。不难看出,在提高党权运动高涨之际,美国当局这种违反外交常规的行动,从精神上、政治上鼓励并支持了蒋介石。
陈友仁接到照会抄本后,严厉谴责美国当局直接同蒋介石联系的做法“极不正当”,是故意分裂国民政府外交,助长军事独裁[47]。国民政府拒绝支持上海租界中立,命令蒋介石制止王正廷的非法活动[48]。蒋借故推诿,拒不执行[49]。朱绍良经国民政府追查,不得不将美国照会呈送外交部,但旋于2月7日暗赴南昌,向蒋汇报[50]。鉴于国民政府已公开驳回美国的建议,蒋介石暂不便表态,但他的嫡系部队一开入上海,就宣布要严惩扰乱租界的“不法之徒”,终于履行了先前的诺言。
蒋介石出于反共的政治需要,也急于同美国政府建立联系。2月15日,蒋介石的亲信柯亨拜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向詹金斯诉说,蒋介石同鲍罗廷已严重不和,造成两人间“几乎是永久性的破裂”,“列强若想将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现在就应与蒋将军建立明确的联系”。柯亨强调“蒋恨俄国人,只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给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列强肯承担俄国人正在做的事情,“蒋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制止其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51]。3月初,蒋介石的美国朋友诺曼又向美国官方表示了同样的意向:“除非美国和其他列强能以某种方式重新确立国民党内温和分子的自信心,俄国在华势力将强大到可能多年无法消除的地步。”[52]
美国驻华代表迅速将蒋介石的这些信息转报华盛顿。马慕瑞公使等一再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正在酝酿中的政变和武汉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严重裂痕[53]。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谨慎而圆滑地处理同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它既不放松对国民党武汉集团的分化拉拢,又特别注意支持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而这一切又都在“中立”、“不干涉”的外衣下,不露痕迹地进行。
3月中旬,为进一步笼络武汉国民党人,美国政府拟仿英国先例,委派麦耶为“公使代表”常驻汉口。马慕瑞权衡利弊之后指出:此举会被看成美国“有意支持和鼓励激进派亲苏分子,反对温和派及几乎注定正要同集结于汉口的极端势力分道扬镳的民族主义者”。美国政府顿时省悟,欣然收回成命[54]。
与此同时,何应钦、伍朝枢等人正秘密同英、美等国驻沪领事馆联系,以求避免蒋军到上海后同列强发生冲突。至于怎样才能确实保障这一目标实现,高斯用外交辞令指出:“相信随着国民党军到达上海,对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真正考验也将来临。”[55]
除美国而外,1926年冬至1927年春,日本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也有相当深入的进展。
日本政府根据前述各方面的情报和建议,决心利用革命阵营“内部萌发的暗斗”,继续“选派有志奔走者”进行分化活动,劝说蒋介石和以奉系为中心的北洋军阀妥协,实现“和平统一”[56]。一时间,日本政客、军官、浪人纷至沓来。1926年11月,参议员藤村义朗和池田长康到南昌拜访蒋介石,劝蒋派人去日本政界游说。他们回东京后鼓吹:日本“当以平等之友谊对待南北两方及各有势力者”[57]。前首相清浦奎吾也于这年冬天到武汉窥探,公开主张日本“对于南方势力应予相当之考虑,本此意义,对华政策须大革新”[58]。众议员大内畅三则南北奔忙,于1927年1月向国民党驻北京的代表李石曾提出中日妥协的六条纲领,并企图促使南北合流[59]。二三月间,日本最大在野党政友会的议员山本条太郎和森恪等人游历上海、南昌、汉口等地,遍访鲍罗廷、陈友仁、孙科、蒋介石和西山会议派,探查底细[60]。蒋介石向山本表示,要“坚决贯彻三民主义”,希望“日本朝野人士对革命军的真意善加谅解和同情”,并流露出期望日本援助之意[61]。
1月18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发表对华政策演说称:“南军向长江沿岸进军,高揭以政治及社会变革为目的的旗帜,使中国内战的性质为之一变。”他表示,日本“同情中国人民的合理愿望,协力助其实现”,但是,他又同时表示,将尽力维护日本“正当且重要的权益”[62]。
蒋介石感到要抛弃同苏俄的联合,镇压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与日、英两国“首谋谅解”,因而决计委托戴季陶赴日,为他作“转风试探”[63]。1926年底,蒋介石特邀与日本颇有瓜葛的换帖兄弟黄郛南来相助。黄郛和币原在华盛顿会议上相识,彼此对中日关系见解相投。在北京关税会议期间,黄又与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过从甚密,引为知己。当佐分利奉币原之命,于1926年末到长江流域考察时,黄郛充当了他同蒋介石联系的中间人[64]。
1927年1月,黄郛奉蒋介石派遣,到汉口进行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活动。他向日本总领事高尾亨通报了蒋介石的反共真实意向,表示“对日本的方针十分谅解”。他还代表蒋介石向日本保证:“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承认:“在发生汉口这样的不良事件的情况下,日本派陆战队上岸保护本国人是必要的。”[65]
日本军部势力也在积极设法破坏中国革命。陆相宇垣一成认为,中国如果赤化,日本将陷于困境。因此特于1926年底命令久留米步兵联队大队长铃木贞一前往游说蒋介石反共。铃木先到汉口找老朋友黄郛商量,黄立即通过蒋的总参议张群,安排铃木到九江同蒋介石会见。铃木转达了宇垣对蒋的希望:“断绝和共产党的关系,搞纯粹的国民革命。”蒋介石当即保证:“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请放心!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等着瞧吧!”[66]
日本海相财部彪的老相识、蒋介石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也于1月底来到庐山,探询蒋介石的立场。蒋再度保证:“我们不欲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如果由于工人跋扈,造成国际关系危机时,我们可能采取紧急措施。”他告诉小室:“我不知道俄国援助是出于对革命的理解,还是为了利用我们。”又称:“苏俄不可能重现于中国。”“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将乐于同日本携手。”[67]
蒋介石既同日本军部的势力联络,又同日本外务省接触。1月25日,他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他通知日本外交当局:将派戴季陶为代表,去澄清“革命军的真相”。他表示相信:“通过各种了解,日中亲谊毫无疑问。”[68]从1927年2月14日至3月31日,戴季陶受蒋重托,在日本到处宣讲国民革命的“真义”。2月26日,他拜访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69]。
2月中旬,币原的特使佐分利回到东京,他断定蒋介石是温和派。币原以前曾认为蒋介石是“理论上的极端派,实际上的温和派”。听取佐分利的汇报后,他将这一看法作了少许修正。3月1日,币原告诉英国大使,他现在认为蒋介石是温和派,如果共产党人做得过火,这位寡言的将军将进行干预[70]。
以上大量事实表明,列强此时都已不同程度地获悉革命阵营内部矛盾激化和蒋介石可能采取反共行动的情报,因而在武装保卫重要侵华权益和威慑革命力量的同时,力争从内部攻破革命营垒。它们各以不同的手段和途径来拉拢软化国民党上层势力,分裂国共统一战线。
这时发生的南京事件,成为列强与蒋介石等进一步结合,破坏革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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