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政变
上海工人阶级做好了战斗和牺牲的准备,完全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阴谋和欺骗。
蒋介石到上海后,多次肯定工人纠察队的合法性。3月27日,蒋介石对记者称:“他们如有组织,有纪律,按照党义,可以武装自己。”[1]28日,在会见上海总工会代表时又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2]。30日,又对日本记者表示,纠察队“系工人自卫上所必要者”[3]。4月6日,工人纠察队举行授旗典礼,他赠送“共同奋斗”锦旗一面,以示鼓励[4]。蒋介石企图以这些做法麻痹中共和上海工人阶级,同时,则磨刀砺刃,准备动手。4月8日晚,蒋介石觉得一切就绪,便离开上海,前往南京,让白崇禧放手行动。
9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颁布《战时戒严条例》12条,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和周凤歧为正副司令。11日,杜月笙派人持帖邀请汪寿华到杜公馆赴宴,商量“机密大事”。当夜,汪寿华被害。同日夜,杜月笙亲自拜见工部局董事费信惇,为流氓、打手取得了通过租界的许可。12日晨,各处流氓、军队按照预定计划同时动作,向工人纠察队发起进攻。
上海总工会会所设于闸北湖州会馆。当日4时,约有六十余名便衣,臂缠工字袖章,向会所放枪。工人纠察队被迫抵抗。不到10分钟,大批第二十六军士兵开到,缴去所有便衣的枪械,并用绳索捆绑。纠察队见状,热情招呼士兵入内吃茶抽烟。第二十六军团长邢霆如邀请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去师部商议解决办法。行至半途,邢团长突然变脸说:“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于是,士兵立即卸下了顾顺章及随行队员的枪械。邢团长随即要求顾顺章回会,下令全部纠察队员缴械,遭到拒绝。邢团长便改令纠察队将枪架好,后退三步,并用机枪瞄准。纠察队员无奈,只好照办。至此,总工会即被占领。
商务俱乐部(东方图书馆)是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所在地。5时20分左右,有身穿党军服式,臂缠工字符号的二三百人向俱乐部冲锋,击毙纠察队副队长杨凤山。工人纠察队奋勇抵抗。8时许,第二十六军派第五团前来,携函称:“贵处与某方发生误会,此种不幸之事件,应即双方停战(吹号为记),敝部特派第五团邢团长前往调停,如有某一方面不服从调停者,即解决某一方面,调停时间以11时为限。”邢霆如要求纠察队派代表前往总工会交涉。正谈判间,周恩来赶到,表示可负全责,即随邢至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5]。在那里,周恩来严词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行为。在此期间,邢霆如回到俱乐部,召集工人谈话,宣称第二十六军系“民众之军队”,保证不缴纠察队的枪,要求派一连徒手士兵与纠察队徒手游行,“表示切实联络”。在纠察队出发游行时,该团即乘机入内,占据俱乐部。
闸北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是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据点。当日5时,有六名便衣手持盒子枪自租界出来,向印刷所冲击。正在双方对射之际,大批第二十六军士兵开来,大喊:“不要打,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调解的。”随即令守卫开门谈话,一拥而入。
除上述地点外,闸北天通庵路栖流所、南市华商电车公司、三山会馆、浦东、吴淞等处的工人纠察队,也都受到流氓、军队的围攻,陆续被缴械。总计当日纠察队牺牲120多人,伤180多人,被缴步枪3000余支,机枪20挺,手枪600余支。事后,白崇禧、周凤歧等张贴布告,诿称工人械斗,为保障“地方安宁秩序”,“不得不严行制止”,企图以墨写的谎言掩盖真相。但是第二十六军第一师师长伍文渊当时就对《新闻报》记者承认,此次行动“系因白总司令奉蒋总司令密令”[6]。1933年,白崇禧在一次演说中交代了其中底细:他从蒋介石那里接受了“清党”任务后,即向租界各领事交涉,“请允许清党军队通过租界进攻共党”;他之所以派便衣队暗藏短枪,假扮工人进攻,是为了“出其不意”[7]。
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后,上海总工会立即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声明“军事当局与租界中敌人默契,昭然若揭,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本会至此,惟有宣告上海总同盟罢工,以为抵抗。本会所领导八十余万工友,誓死奋斗”[8]。同时,通电全国,说明有关情况,电文沉痛地说:“此等举动在帝国主义军阀为之,吾人亦视若寻常,今乃竟由革命之北伐军对于革命之工人纠察队为之,实为国民革命之污点,吾工人甚为耻之。”[9]
当日上午,由济难会发起,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市民大会,提出交还纠察队枪械,肃清工贼、流氓及一切反动派,保护工会等五项要求。会后,工人齐往湖州会馆,要求交还总工会会所。“不顾性命,号哭冲进”。同日,原定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召开的迎汪复职大会也临时改变主题,由团提议去龙华向白崇禧请愿。白崇禧托词公务忙碌,由秘书主任潘宜之接见代表,数万群众则鹄立于门外。在群众浩大声势的压力下,潘宜之接受了代表们提出的部分要求,实际上不过是虚与委蛇,旨在欺骗群众散去[10]。这一天,浦东、沪西工人因参加南市大会被阻,只能分头开会,决议罢工。
13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由于军队沿途堵截,仅闸北工人到会,但人数仍达10万人左右。赵世炎、周恩来出席了会议。会后整队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发还枪械。行至三德里附近,突有兵士多人从各里弄内冲出,向群众开枪,旋复用机枪扫射达十五六分钟。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士兵们在街上横冲直闯,如疯如狂,逢人即打,遇旗即撕,群众当场伤毙约百人[11]。
事后,刽子手们为了掩饰罪行,将上次俘获的直鲁联军俘虏数十名押解游街,前导大旗,指为总工会通敌证据,声言工人及直鲁军围攻司令部,士兵不得已而自卫。但是,这种欺骗同样不能遮住人们的眼睛。郑振铎、胡愈之、周予同、李石岑等人当时住在闸北,目睹惨剧,于次日致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三人,愤怒抗议:“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三一八’案段祺瑞之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郑振铎等要求:一、国民革命军最高军事当局立即交出对于此次暴行直接负责之官长士兵,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二、当局应保证以后不向徒手群众开枪,并不干涉集会游行;三、在中国国民党统辖下之武装革命同志,应立即宣告不与屠杀民众之军队合作。郑振铎等沉痛表示:“党国大计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观此次率兽食人之行为,则万不能苟安缄默。”[12]15日,《时报》以《闸北居民致政治委员会函》为题,刊登了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
屠杀后,白崇禧即派兵重占湖州会馆总工会会所。下午3时,工界联合会的董福开等人赶来,殴打并驱逐原总工会职员,霸占文件、印信,宣布奉白崇禧面谕,将上海总工会与工界联合会一律取消,成立上海工联总会。4时,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也再次被军队占领。与此同时,其他进步组织、团体纷纷被取缔。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被封,十余名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被捕;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被陈群、潘宜之、吴倚沧、罗家伦等武装接收;学联、各界妇女联合会被改组;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被关闭;中国济难会被占领……
“四一二”政变立即了得到了中外反动派的欢呼。4月14日,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联名通电,宣称:“不忍坐视数千年礼教之邦,沦于兽域,干净之土,蒙此秽污。同人急起,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共产凶魔,以免遗害子孙。”[13]日本报纸发表文章称:“上海政变固然意味蒋介石一派与武汉派之决裂,同时亦意味驱逐在武汉派后面之鲍罗廷以下之俄国势力。”“此一目的与北方军阀之主张实属一致,孙传芳与蒋介石一派,除此问题以外殆无相争之理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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