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对蒋介石的诱迫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南京事件相继发生后,英、日、美、法、意等国政府更为恐慌,分别训令驻华南各地的领事馆,进一步“劝告”本国侨民,迅速全面地撤出国民政府辖区。同时,它们加紧向上海等地增调大批援兵和军舰,保卫租界,威胁革命。据当时调查,至3月下旬为止,列强在上海已集中重兵约二万人,军舰近六十艘[1]。3月21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宣布戒严,将全部“防卫计划”付诸实施。同时,列强仍在力争从内部攻破革命营垒,以各种方式诱迫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温和派”动手反共。
蒋介石等也加快了和帝国主义结合,发动政变的步伐。3月22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一到上海,就派人会见美国总领事高斯,邀请他于次日来访,但高斯却不肯与白见面,他请来人转告说:“武装的工人、煽动家和学生正在实行恐怖统治,中国当局却没有采取措施恢复秩序和控制局势的任何迹象。”他要求白崇禧“毫不拖延地行动”,声称“一旦形势变为和缓,法律与秩序得到维护,我很乐于有机会会见白将军”[2]。次日上午,英、日、法等国领事在上海总商会长陪同下访问白崇禧,法国总领事弦外有音地问:商会业已开市,“惟罢工不知究于何日始能恢复原状?”白崇禧答:“余意明日当可复工。”各国领事听后,“均露满意之色”[3]。
白崇禧到上海前,便已发出布告,声言要严惩“假借名义、藉端煽动”的“不法之徒”。他要上海工人阶级“认清楚时势和环境”,“在这军事时期,第一是不要破坏秩序,妨碍军事进行”[4]。得知高斯等人的意图后,白崇禧便命令罢工工人复工,并开始收缴部分工人的武装[5]。
3月24日上午,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一接到南京出事的消息,即警告前来回访的白崇禧:“希望该事件不要波及本埠,阁下应以全力维持目前的秩序。”白崇禧连称:“一定维持上海治安。”[6]当晚9时,正在芜湖的蒋介石派代表向当地日本代理领事藤村表示:关于南京事件善后问题,蒋亲自负完全责任,请转告英、美当局停止炮击。藤村立即将此事转报矢田和日本驻沪海军司令。11时,蒋听说有南京日本领事馆人员在芜湖,又派人重申上述意向,许诺将亲赴南京解决这一事件[7]。次日凌晨,正在南京的美国长江分舰队司令豪夫(Henry H.Hough)也收到蒋介石的口信,称蒋将赶到南京,负责控制局势,保护一切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英、日、美驻华海军总司令一致决定:“尽可能避免采取进一步的激烈行动,直至蒋介石将军有机会履行他为所有外国人提供充分保护的诺言。”[8]
3月25日中午,蒋介石乘舰抵达南京。他没有登岸,只在舰上接见了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等将领,令其追查南京抢劫的责任[9]。下午2时许,程潜派第十七师师长杨杰,陪同前来交涉的日本第二十四驱逐舰队司令吉田,到日本领事馆视察实况。杨杰竟对日本领事说:“此次事件诚为遗憾,但这决不是党军干部的意思,而是军队内部一部分不良分子与共产党南京支部成员串通谋划和组织进行的”,“已下令解散南京党支部,并以诚意交涉善后措施。”[10]这番毫无根据的诬词,为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合谋反共提供了借口[11]。
3月26日下午,蒋介石乘舰抵达上海,旋即住进上海交涉公署。法国租界当局马上派黄金荣等人与蒋联系,并与公共租界当局一起给蒋颁发了“特别通行证”,准其自由穿行租界[12]。
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到沪的前一天接悉两项重要情报:一、柯亨再次拜访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解释蒋介石与汉口激进派的妥协只是权宜之计。蒋急于知道,若与鲍罗廷决裂,可从列强方面得到什么支持。柯亨促请美国政府“看清时局真相”[13]。二、白崇禧将要袭击被民众武装占领的警察署,但他并没有流露将采取强硬而严厉的措施的迹象[14]。3月26日,美国国务院获悉蒋介石关于南京事件的口信,随即又收到驻福州总领事的报告:“控制军事部门的温和派与控制政治部门的激进派之间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分裂已在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发生了。”报告以大量事例证实,已开入上海的蒋系东路军是一支反共并能认真保护外国利益的军队。国务院对于在关键时刻收到的这份报告极为欣赏,赞扬它“有特殊的帮助”,“好极了”[15]。于是,美国继续以圆滑的伎俩,“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
3月26日,上海领袖领事奥尔(N.Aall)受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威廉士之托,往见白崇禧,以有“工人纠察队将袭击租界”的流言为由,要求白制止可能危害租界安全的行动。白当即保证:“国民党军无论如何无意进攻租界”,“已下令严禁任何人携械或送枪进入租界”。他还通过奥尔宣告:“极愿尽力维持秩序,且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他对国民党和工会“负完全责任”[16]。
这时,美国舆论主张除保护美侨生命财产外,不宜采取将会导致战争的强硬措施。美国总统柯立芝于3月26日表示,目前再向中国增兵没有什么好处[17]。3月29日,他又宣称,中国迄未发生对美国人有组织的军事进攻,但时而发生零散袭击,这绝非出于任何“郑重当局”的唆使,纯系“暴徒”所为[18]。
同日,日本外相币原命矢田设法劝告蒋介石:日本朝野对南京抢劫均感意外,同情南军的日本舆论已有发生巨变之兆,英、美两国也说不定将采取“非常手段”,事态颇为严重。蒋应尽早处理此事,自动实行令各国满足的解决[19]。矢田当夜即与黄郛联系,次日会面时向黄转达了币原的劝告。黄郛告诉矢田:蒋介石急来上海,就是为了承担南京事件的交涉,同时决心集中全力维持上海的秩序[20]。黄郛与蒋商讨后,又于27日晚上答复矢田:蒋已接受忠告,28日即派代理交涉员到各“被害国”领馆道歉,一俟查清事件真相后,便负责进行处罚和赔偿[21]。
币原3月27日获悉杨杰的诬告后,决心进一步利用“宁案交涉”来促使蒋介石镇压革命。3月28日,他训令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命他与各国公使商量条件,协调推进有利的共同交涉[22]。当天下午,币原又向美国驻日本大使通报:“南京暴行是广东派中企图使蒋介石丧失信誉的激进派造成的”,“日本已提醒蒋介石,他和广州政府的前途有赖于维护秩序,镇压暴乱。如果维持不住秩序,便意味着蒋介石和广州政府完蛋。”他表示相信,“蒋介石既愿意也能够维持秩序”,“目前任何强国采取压制手段都是错误的,因为这只会帮助蒋介石的敌人,并使广东派中的激进派能够取得广州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23]
与美、日不大一样的是,英国力图以武汉作为交涉重点。3月24日晚,台克满接到南京急电后,立即会见陈友仁,要求国民政府马上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南京外国人的安全,并在汉口提供保护,维持秩序。次日,他再访陈友仁,威胁称:若不尽最大努力保障南京外侨撤出,英国将再次开炮;如果英国对国民政府维持汉口秩序的保证感到怀疑,将自行采取措施[24]。驻北京的蓝普森于28日拜会日、美公使,磋商解决宁案办法。蓝普森称:陈友仁听到台克满转述的南京事件消息时,“表现出真诚的不安和震惊”,尽管他不相信这是南军所为,但答应调查,并承担政府应负的责任。他建议,关系列强派代表同武汉政府联合调查,以便“给国民政府一个表示诚意的机会”。日使芳泽反对同武汉政府交涉。他转述了杨杰的诬告和矢田对蒋的工作,认为“可以期望蒋介石方面对于惩办肇事者采取令人满意得多的迅速行动”。三国公使商定,向蒋介石提出通牒,随后又将法国和意大利公使拉入行列。通牒草案要求蒋惩办肇事者、赔偿损失、书面道歉并保证制止“一切形式的暴行和骚乱”,还拟定由各国总领事通知蒋介石:列强将限定时间;逾期不办,列强将保留“采取自认为适当的措施”的权利。对此,蓝普森主张写明期限是几天,美、日公使都认为留有余地为好。但他们一致认为:“各关系国政府应下狠心贯彻这些要求。”[25]
美、日政府都赞成借“宁案交涉”之机,要求蒋介石迅速处理局势,但它们又都不愿意逼得太紧,所以反对通牒草案中有关限定时间的提法[26]。英政府决策层意见不一,有人力主制裁,也有人主张适当照顾蒋介石的特殊处境,避免危害他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前者的意见略占上风。英内阁通过了上述通牒草案,决定如得不到满意答复,就实行制裁。具体措施包括封锁长江和广州,禁止汉口、南京的铁路渡口通行,扣押国民党军舰等[27]。法国倾向于美、日,意大利追随英国,于是,列强间进一步磋商。
3月28日夜,黄郛密访矢田,诉说上海的“共产派”工人、学生已夺得武器和粮食,如果蒋介石目前发表为南京事件“惩凶”和赔偿的声明,就会给他们一个发动反蒋暴动的良好口实,希望列强谅解蒋介石的“苦衷”[28]。30日上午,矢田到上海交涉署与蒋秘密会谈。矢田称:“今日实为千钧一发的重大关头,弥漫着某些细小事端都可以引起重大事件的危险性。”他要求蒋“深刻考虑”上海的“治安问题”。蒋介石回答:“业已谅察尊意,一定严加取缔。”[29]
30日晚,币原训令芳泽公使:日本政府同意和英、美、法、意联合向蒋介石发出“宁案通牒”,迫其接受四项条件,但应删除有关限期照办的措辞。训令称:蒋介石目前正处于困境,列强若持强硬态度,正迎合了武汉共产派的倒蒋计谋。“最佳方案莫如通过中国人之手维持中国治安”,让蒋介石等“健全分子”有施展身手的机会[30]。
实际上,日本当局对蒋介石反共的决心与能力并不完全信赖。驻华武官本庄繁认为:日本固然希望蒋介石与张作霖携手,镇压共产党,“但从时局对帝国的重要性着想,不应依赖这种不确实的事”。他建议日本立即采取“积极自卫政策”,派陆军进驻中国各枢要地点,派海军夺取扬子江上的制航权[31]。币原本人也认为:“蒋氏对于取缔共产派的跋扈缺乏决心,惧怕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不了解我方的苦心”。共产派搞垮蒋介石的意图现已甚为明白,上海和其他地方都有同南京事件类似的“阴谋计划”。“现已到了决定国民军自身和蒋介石及其一派命运的重大关头”。“蒋今欲取得内外普遍信赖,只有成功平定时局之大业。”3月31日,币原命矢田向蒋转达这些意见,促蒋“深刻反省与决意”[32]。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做好了与各国共同实行武力镇压的另一手准备。外务省与海军达成协议:决定分三期进行战争准备:第一期,暂不提出限时通牒,争取时间从汉口上游撤侨;第二期,提出限时通牒,同时从长江中下游和广东、福建撤侨;第三期,限期一过,便与列强联合行动,占领上海、汉口等地。海军方面特别提出:鉴于长江上游水量至4月中旬才能通行炮舰,所以采取强硬行动前,绝对需要两三周的余地,完全同意删除通牒中的时限[33]。
4月1日夜,矢田向黄郛传达了币原3月31日训令的精神,黄称明晨即转告蒋介石。他解释说:“蒋之诚意不必怀疑,唯其实行能力尚可疑虑。”蒋目前需要断然处理的紧急事务为:紧急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但是蒋“唯忧虑汉口共产派”,希望列强将关于南京事件的第一次正式抗议也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并向汉口集结军舰,加以威压。共产派正在对英、美炮击南京作夸大宣传,给蒋加上帝国主义走狗的恶名,蒋必须考虑以什么方法解决,才不至于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攻击口实。黄郛透露,蒋介石“特别注意解决工人武装的时机和方法”[34]。经过这番推心置腹的恳谈,币原充分了解到蒋介石的策略考虑,一切疑惑都消失了。4月2日,币原令芳泽劝说英、美公使,将通牒提出的时间推延数日,以等待蒋介石方面采取行动[35]。英、美公使虽感到遗憾,但还是同意了[36]。
同日,英国驻日大使奉命与币原磋商“宁案通牒”和制裁问题。币原称:日领矢田正在劝说蒋介石自动声明,承认惩凶、赔偿、道歉、保障等四项解决条件。如果这时列强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强硬抗议,蒋就只有或屈从或拒绝这两条路可走。如果屈从,便完全破坏了蒋的立场,将使他被逐出国民党。因此蒋势必拒绝列强的强硬抗议,而列强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制裁手段。何况实行武力制裁只能摧垮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不能使共产派和“暴民”屈服,不如用“和平”的方法,通过蒋介石去收拾时局。英大使询问,列强可否给蒋介石等稳健分子提供物质支援。币原认为,那样就太露骨了,蒋会因此被斥为“卖国奴”而引火烧身[37]。三天后,币原又将这番谈话的要旨转告美国驻日大使[38]。
就在4月2日夜间,黄郛通知矢田:“蒋已下定决心整肃国民政府内部,刻下正召集将领仔细商议”,“一俟准备就绪,即当断然实行,其时间当在四五天以内。”黄郛还透露,蒋介石的大致计划是:由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对武汉派发难,公开排斥共产党。而在这之前,“第一件事是解除工人武装”。在整肃共产党之后,便着手解决南京事件。蒋打算仿效土耳其的凯末尔,驱逐鲍罗廷。并称:今后希望日本援助云云[39]。
日本政府得知上述信息后,决定不再催促蒋介石发表接受列强宁案四条件的声明。同时,币原同意英国的意见,下令将“宁案通牒”也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以施加“重大压力”[40]。4月3日,日本水兵在汉口借端寻衅,疯狂杀害中国民众。日本当局先后调集十余艘军舰到武汉示威,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租界”[41]。
美国驻华官员提出了许多制裁方案[42]。马慕瑞力主向京津地区和上海大举增兵,准备封锁华南一切港口[43]。威廉士提议,必要时以炮轰江阴要塞和南京军事要地为报复手段[44]。4月初,美陆军参谋长萨莫拉(CPSummerall)在专备应付中国“紧急事件”的《黄色方案》基础上,拟定了依次从菲律宾、夏威夷、旧金山派遣大批陆军驰援上海和天津的计划。但他不主张立即实行,认为“我国目前在中国带头增加外国军队,尤为不智”[45]。美国政府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花费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实不值当”,遂令马慕瑞在必要时撤出外交人员和侨民[46]。
美国政府只想用通牒的方式来敦促蒋介石迅速行动,而不愿实行武力制裁。4月2日,凯洛格接连训令马慕瑞,同各国一道向蒋介石和陈友仁分别提出不带时间限制的通牒,要求他们迅速解决南京事件所造成的局面,同时通知蒋介石:“如果他不能令人满意地表明,他打算迅速答应这些条件,关系列强将不得不采取自认为必要的措施。”训令强调:“本政府不希望该通牒含有最后通牒式的限定时间的措辞”,“美国政府对于实施何种制裁,将保留意见”。凯洛格随即向马慕瑞和英、日等国说明,上述保留意味着美国不承担实行制裁的义务,甚至不准备讨论制裁问题[47]。
英国政府在美、日政府同意以武汉政府为“宁案通牒”的主要对象后,试图继续说服美、日,在原则上赞成通牒要求被拒绝时,就实行武力制裁。4月3日,英国纠集列强驻华海军最高司令官在美舰匹茨堡号上开会,讨论制裁问题。由于美、日将领事先没有取得政府的授权,这次会议没有达成协议。英、美、法海军将领先后提出的制裁措施有:炮轰吴淞炮台、江阴炮台、汉口兵工厂和其他某些军事要地,扣押南军舰艇和中国商船,封锁长江,没收上海关税收入。到会的日本海军将领表示保留意见。美、日政府都没有批准上述方案[48]。
英国政府不甘心放弃制裁,但也不愿伤害蒋介石。4月5日,又向美国表示:“有理由相信蒋介石正在努力组织与国民政府内部的极端派相对立的温和派核心,这个核心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的希望。目前不适当地使蒋介石受辱是违背列强利益的。”所以英国力主向武汉政府提出正式通牒,而将抄本交蒋。但是,“万一国民政府最终拒不满足要求,列强原则上赞成实行制裁,根据此种理解,英国政府同意省略前方案(即通牒草案)B款中的时间限制”[49]。凯洛格立即电训马慕瑞:英、美政府间根本不存在上述谅解,“美国政府不承担实施制裁的义务,也不准备讨论制裁问题,对此不容有丝毫含糊”[50]。
在美、日政府的共同抵制下,英国虽不愿放弃必要时实行武力制裁的主张,但更不愿联合阵线发生破裂,于是不再坚持原议。4月7日,英、日、美、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达成协议,联合向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分别提出不带时限的通牒,要求迅速解决南京事件所造成的局势[51]。9日,五国公使训令各自驻汉口和上海的总领事,务于4月11日向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分送“宁案通牒”,同时发表由美国公使马慕瑞起草的一项声明,宣称列强关于南京事件的各种要求是针对“中外之一种势力”而发[52]。
武汉政府外长陈友仁拒收联名通牒。五国总领事于4月11日分别向陈友仁递交了同文通牒[53]。蒋介石的代表白崇禧在上海不仅接收了五国联名通牒的抄本,而且通过郭泰祺向日领矢田保证:“上海时局可望顷刻之间彻底安定。”[54]
果然,通牒送交后不到十小时,蒋介石集团就发动了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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