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案交涉与分离英日政策
南京事件发生后,日、美等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逐渐形成默契与配合,国民革命阵营迅速分化,武汉政府的外交从此陷入困境。
3月24日晚,上海方面电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在宁英舰炮击狮子山,恐上海市民与英兵冲突,催陈友仁赴沪主持外交[1]。25日,英、美总领事到武汉外交部,陈述南京发生攻击外国领事馆、抢掠外人住宅,造成生命损失等事。英国并为此提出抗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随即电令江右军总指挥程潜,详细查复肇事者究系何种军队,并详查外国兵舰开炮情形,同时令其保护南京外侨及房屋[2]。
3月31日,陈友仁根据江右军前敌各将领的报告,召见英国代表,声明南京袭击及劫掠外国领馆和侨民的事件,实为反动派及反革命派煽动逆军余孽及地方流氓所造成,国民政府对此“深知痛恶”;对外侨伤亡及英国领事受伤,表示“甚深之歉意”。另一方面,也对英、美兵舰炮击南京之举提出严重抗议[3]。但列强坚持认为,南京抢劫系国民党军所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处置。列强又以这一事件和民众运动中的盲目排外倾向为口实,在国内和侨民中大肆煽动危机感,乘机向上海增兵遣舰,并从长江流域撤退侨民。它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施加重压,竭力诱迫中国革命阵营中的“稳健分子”转向。
武汉国民政府在与帝国主义抗争的同时,急谋约束蒋介石分裂外交、勾结列强的活动,并设法制止民众中的盲目排外倾向。
在3月30日和4月1日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陈友仁力陈,汉口屡次发生抢掠日侨财产等事,殊于外交不利,应即设法消灭。他还报告说,蒋介石等在上海擅自进行外交活动[4]。为此,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将三中全会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等文件正式通知蒋介石,警告他再有违法行动,就免职除名[5]。4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又决定训令蒋介石离沪赴宁,专任筹划军事,不得擅自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口头或文字通牒。会议还决定将蒋介石私委的上海交涉员郭泰祺永远开除党籍,着国民政府明令拿办[6]。但是,这些措施都不可能对蒋介石发生作用。
面对危急局势,武汉政府力图避免列强的武装干涉,并将日本拉出帝国主义联合阵线。4月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接到宋子文上海来电,说是英、日联合,上海危险很大。鲍罗廷提出,分离英、日,使帝国主义者分化。他赞成保护日侨和其他各国侨民的意见,同时建议加强对日本民众、英国民众和工党的宣传,并向世界人民发表宣言。会议通过鲍罗廷提议,组织专门委员会起草各种宣言[7]。4月2日,陈友仁召见日本总领事,介绍佐分利来汉谈判情形及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说明南京事件后,中日两国颇有谅解可能,日本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不必恐惧。接着,又准备起草争取日本谅解的宣言[8]。
陈友仁的工作没有任何效果。4月3日,日本水兵在汉口行凶杀人,造成惨案。日本驻汉口的军舰和登陆部队遵命武装保卫租界。日侨也关闭在汉的工厂商店,撤上轮船。武汉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武汉民众的情绪非常激昂。湖北省总工会于惨案发生当天即发出通电,号召“全体民众一致奋起,誓死力争”;同时又指出:帝国主义正想藉口实行武力干涉,反动分子也企图乘机捣乱,要求工友们严肃团结,为政府外交后盾,不得“自行主张,妄作妄为,致陷交涉于不利”[9]。4日,省总工会又派出宣传车多辆,高树标语旗帜,要求“各安所工”,“静候政府解决”。同日下午,武汉各团体召开紧急会议,议决组织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即刻撤退日本水兵,收回日租界,凶手交中国法庭严办,赔偿死伤损失,日本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谢罪,担保以后不得有同类事件发生等[10]。
武汉政府颇感外交方面应付之难。惨案发生当天,政府即派军警赶赴日租界外围维持秩序,对各特别区和华界内的日人商店、工厂也一律加以保护。外交部致函省总工会,请将民众在惨案中冒死捕获的10名日本人解送卫戍司令部看管。省总工会遵命照办,但在信中叮嘱:“在交涉未完全解决以前,望贵处万勿轻于释放。”[11]另一方面,外交部也派员去日本领事馆抗议,要求立即撤退登陆水兵,并声明国民政府保护日人一切安全,倘日水兵仍在陆上示威,激起民众愤慨,发生事端,则由日本方面负完全责任[12]。
武汉政府仍然企图维系联日方针。4月4日,陈友仁再次会见日本总领事,声明前日谈话所示对日态度不变[13]。5日,外交部将被拘日本凶嫌中的4名商人送还日方[14]。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再次研讨对日政策。鲍罗廷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欧美各国要联合起来,压迫亚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在这种状况下,最适宜的莫过于中、日联合起来反对英、美的联合。陈友仁提出,还有6名日本水兵关在卫戍司令部,主张在领事裁判权尚未取消的情况下,照成例送给日本领事处置。会议决定在预审之后,送给日本领事[15]。
为了进一步缓和对日关系,陈友仁受命于4月9日拟出对日宣言书。其大意为:“一、日本从前虽然也是行的侵略政策,但现在有放弃这种政策的趋势;二、同佐分利谈话的结果,知道中日现有谅解之可能;三、在中日未真正谅解之前,认日本为友邦;四、由南京事件可以证明日本有为中国友邦之诚意;五、虽然有日租界事件发生,但国民政府并没有改变态度;六、将来如有事件发生,有随时解决之必要。”[16]由于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宣言始终未有适当时机发表,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武汉当局对日本所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4月10日,日本政府与英、美、法、意共同派代表到武汉政府外交部,要求次日递交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牒。陈友仁当即表示,如果取共同通牒的形式,接见是办不到的,如果不是联合通牒,可以逐个接见,但接见不能认为是接受的解释,也不能作为后来的成例。次日上午,五国代表分别向国民政府递交了同文通牒,要求迅速处罚南京抢劫责任者,赔偿外人损失,国民党军总司令作出书面道歉并保障今后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照会声言,上述条件若得不到满足,各国政府将采取自认为适当的措施[17]。同日,列强驻沪总领事也向蒋介石的代表递交了同样内容的联合通牒。
4月14日,武汉政府分别答复五国通牒,大意为准备赔偿南京外国领事馆所受一切损失;对于外侨所受伤害及损失,国民政府也准备在合理及必要的范围内给予赔偿,但经切实证明为英美炮击或敌军及挑拨者造成的损失除外;至于惩罚与道歉两项,应待调查后再解决;国民政府对南京事件“深为抱憾”,重申不能容许任何人侵害外人生命财产,答应令国民革命军主管当局作出书面担保并以有效办法保护外侨。同时,国民政府也要求取消致乱的根本原因,即不平等条约。在给日本的答复中,国民政府特别表示,希望日本谅解中国民族主义势力,派代表根据平等互惠原则,同国民政府谈判,以期保证日本合法利益,改善两国关系。在给英、美、法的答复中,国民政府则要求一并调查解决英美炮轰南京案、英法沙面屠杀案和英国制造的上海五卅案、炮击万县案,等等[18]。
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防止列强协以谋我,武汉政府的分离英、日政策不失为一种正确的思路。但是,武汉政府对币原外交的实质认识不足,对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力量也估计不足,不久,币原内阁垮台,推行对华强硬路线的田中内阁上台,武汉政府的分离英、日政策也就彻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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