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的讨蒋活动与决策北伐
汪精卫在4月10日到达武汉。
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避居国外之后,就不断有人主张迎汪回国,以抵制蒋介石日益增大的影响。在1927年春天的“恢复党权”运动中,迎汪的口号更喧腾一时。人们对蒋介石愈不满,对汪精卫的期望也就愈殷切。现在,汪精卫终于回来了。
4月13日下午,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在开会,得到蒋介石的通电,要求中央各执、监委员在14日以前赶到南京开会,随即又得到上海市党部的来电,工人纠察队被缴械,汪精卫当即表示:“这件事比南京会议还要严重,简直是反了!”[1]会议决定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要求查办事件的责任者,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电文称:“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2]随后,汪精卫又在湖北省市两党部的欢迎宴会上说:“反革命派已经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已经把真正革命同志的血献给军阀、帝国主义了,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已经变做讨赤联军副司令了。”他表示,“我现在什么嫌疑也不怕了,非为这些工人复仇不可!就如有一批数十年的老师友,像吴稚晖,现在就都该杀,杀了来填几十个工友的命。”[3]当日在会上演说的还有徐谦、何香凝、孙科、高语罕等人。何香凝说:“现在蒋介石却公然摧残工农了,我们怎样对付呢?就只有照廖先生说的话,打倒这些反革命。”14日,武汉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提出处分蒋介石、张静江;取消蒋介石一切本兼各职,开除党籍,由国民政府将其撤职查办。
15日,汪精卫手书《对三大政策之解释》:“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4]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参加者28人,列席者鲍罗廷、唐生智、张发奎3人。徐谦。先后发言的有董用威(必武)、邓演达、潘云超、詹大悲、高语罕、彭泽民、孙科、林祖涵、江浩、吴玉章、顾孟馀、何香凝、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等,普遍态度强烈,要求改变既往的迟疑态度,作出决定。董用威说:“务希中央毅然决然加以处置,以申党纪。”彭泽民说:“如再犹豫,不是蒋氏自杀,是我们自杀。”孙科则要求与会者一一表态,他说:“蒋介石是革命敌人,尤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敌人,无论对蒋介石有无私人感情,今日皆不能缄默的。”[5]在如何对待蒋介石上,会议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免去职务,明令讨伐,以邓演达为代表。另一种意见以顾孟馀为代表,认为对一个人只有惩办,不必用讨伐。会议最后同意顾孟馀的意见,一致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6]。该项决议至18日以国民政府命令形式发表。
18日同时发表的文件还有《为惩治蒋中正训令全体党员》,历数蒋介石自中山舰事件以来的种种表现:“凡此种种,皆为极端反革命行为,既不能感之以诚,复不能喻之以理。似此罪大恶极,是已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本党为前途计,不能不决然毅然执行党纪,加以严厉之惩治。”[7]
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馀、谭平山、陈公博、吴玉章、唐生智、邓演达、宋子文等40人联名发表通电,指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等行为。通电号召:“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革命垂成之功毁于蒋介石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8]上述种种,都是对蒋介石一种政治上的谴责,较之武汉政府以前的态度,是坚决、鲜明多了,但是,政治上的谴责不能代替军事上的打击,这方面,武汉政府仍然顾虑重重。15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在慷慨讨蒋的高调声中,也时时可以感到这种低调的存在。詹大悲说:“今日中央应行决定,失败是不必顾虑,更不应该顾虑。”邓懋修说:“纵败犹荣,终有胜利之一日。”吴玉章说:“如果是革命的,是不怕强力,不怕武力的。”这些语言诚然是壮烈的,但却反映出武汉政府的领袖们缺乏斗争胜利的信心。何香凝说得很坦率:“我对军事上、财政上很是担心。”[9]正是这种担心,使武汉政府回避马上和蒋介石决战。
奉吴河南战争中,张学良、韩麟春率奉军主力第三、四方面军团倾巢南下。4月3日,奉军占领许昌,靳云鹗三次反攻,都被奉军击退。4月中旬,奉军继续占领京汉线上的重要城市临颍、郾城、西平、遂平等地。下旬,前锋进至驻马店附近,威胁湖北[10]。4月底,传说张学良将联合吴佩孚残部贾万兴等,兵分三路,进窥武汉。这样,就使武汉政府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军事方针陷入动摇不定中。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东征讨蒋,一种主张北伐讨奉。两种方针各有利弊。向东讨蒋吧?担心奉军南犯;向北讨奉吧?蒋介石打过来怎么办?这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一矛盾不仅表现于武汉政府领导人之间,也表现于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中。
当时,鲍罗廷认为,东南地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共同对付革命,广州、上海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中共应该和国民党一起北伐,会合冯玉祥,并且打通苏俄通道。鲍罗廷的设想是,“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向西北发展,对东部和东南地区则只从政治上发展”,在六个月或者更晚些时候,再到东南去“奠定基础”[11]。罗易则认为:新的军事行动对革命有害。“它的目的是增加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以便摆脱群众的影响。”“政府必定以战争为借口,呼吁后方的安宁。这样,将给予反动派以时间,恢复他们失去的地位,并且采取攻势。”罗易建议,在武汉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推行土地革命,以加深它的社会基础。他提出:一、消灭农村的反动力量,即地主、高利贷者和乡村绅士;二、向广东、江西等南方省份扩展实力;三、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向南调动在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军队[12]。4月14日,鲍罗廷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会议上声明:国民党已原则上决定北伐,他已表示支持;如果会议作出反对北伐的决定,他就马上辞去在国民党中担任的职务。罗易认为鲍罗廷的声明等于提出最后通牒,如同举着手枪“对准我们的脑袋来强迫我们”[13]。在激烈的争辩中,双方都作了一定妥协。16日,中共中央通过一项《关于继续北伐的决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立即北伐去占领京、津等地,不仅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而且有害于革命。采取北上扩大领域的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将早已在国民党统治下或革命已经完成的那些地区的革命基地加以巩固[14]。为此,中共中央认为,只能采取占领河南省南部、安徽西部等“防御性的军事行动”。问题汇报到莫斯科,莫斯科调和鲍罗廷与罗易的意见,既主张北伐,又主张同时在国民政府领域内发展革命[15]。这样,中共中央便于4月18日作出决议,同意立即派军队北上。大约在此期间,李宗仁也派参谋长王应榆赴汉,向武汉政府领导人建议,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和平会议解决党内纠纷。武汉政府领导人接待了王应榆,表示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16]。关于东征还是北伐的这一艰难的决策过程,邓演达回忆说:“往东——打南京——往北的计划前后变更了四五次,卒之为如下之理由取决往北去,把张作霖在河南的队伍肃清,把冯玉祥的队伍接出来,然后把对付张作霖于京汉路线上责任托付给他,我们的队伍专力于东南的肃清。”[17]当时,冯玉祥队伍号称30万人,确是一支可以和奉系匹敌的力量。此外,还有个阎锡山,号称有军队十余万人,武汉政府认为,有可能倒向自己方面。因此,毅然决策北伐。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并庆祝军事委员会成立。据称,与会团体一千五百余个,约五十余万人。典礼以北伐誓师为主调,但带着浓重的讨蒋色彩。誓师词宣布此次出师目标在于讨伐“最淫暴、凶残的奉系军阀”,“凡与张作霖勾结者,不论他过去行为若何,都是民众的敌人”。誓师词豪迈地声称:“我们要消灭敌人的武力,使敌人片甲不回;就是我们一时不利而打败仗,我们也要自己片甲不回,直与敌人奋斗到最后一粒子弹,最后一把刺刀为止。”但誓师词也同时宣布,“凡是压迫农工、损害农工利益者,不管他过去行为若何,也都是本党的敌人”,这就将矛头指向了蒋介石。在演说中,汪精卫则更明确地宣称:“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尤必须要打倒本党的内奸蒋介石。”[18]次日,各军开始由京汉路进入河南,集中驻马店。
尽管武汉政府的领导人这时唱的是响入云霄的高调,但是,高调中仍然可以觉察出细微的低音。这就是武汉政府处境很困难。4月27日,徐谦说:“是要往北,才能打出一条生路。”[19]5月13日,汪精卫说:“如果外交形势变换,我们应该与西北革命军同心协力,将大陆拿到手内,这也是革命的唯一出路。”[20]所谓外交形势变换,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干涉的委婉说法。可以看出,汪精卫视为“出路”的正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
武汉政府寄希望于冯玉祥和阎锡山,没有想到,这两个人都靠不住。武汉政府既失去了东征的时机,北伐也中途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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