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易帜
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晋军拥有十余万兵力,因此,南北各方都极力争取阎锡山。有一段时期,聚集太原的各方代表竟达三四十人之多。为了割据自保,阎锡山则以“严正中立,保境安民”相标榜,观望风色,多头应付。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进抵长江流域;在北方,五原誓师之后,国民军再度崛起。阎锡山看到这些情况,权衡形势与利害,不得不逐渐修改自己的航向。
还在国民革命军进抵武汉时,李大钊就曾致函阎锡山,劝他参加北伐。国民革命军进军江西后,李大钊又以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名义,询问阎锡山的驻京代表温寿泉,希望知道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1]。阎经过二十多天思索,表示决与国民党合作,将待机行动。11月14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北洋军阀各派代表会议,以“霸主”姿态规划军事,指挥一切。为了解决“西北问题”,他电令阎锡山:消灭绥远、包头一带的国民军;进攻甘肃、陕西的国民军;如一、二两项做不到,则请以京绥全线让给奉方,奉方将单独进攻。阎锡山答以愿接受第三项,同时向李大钊报告,声称冯玉祥军“在包头大张旗鼓的作起来,颇使晋方为难”。为此,李大钊于同月24日复电阎锡山,首先肯定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绩,次述阎多年来“事齐事楚”、“卑身屈节”的艰难,勉励他认清时机,投身国民革命。电称:“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命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2]同电中,李大钊并告诉阎锡山,冯玉祥已离包头,赴平凉督战,不必担心。
在张作霖咄咄逼人的气焰下,阎锡山被迫命归化都统商震将大部分晋军撤回山西,将绥远让给了奉系。为了抵御奉系的进一步胁迫,阎锡山不得不向国民党方面求助。11月26日,阎锡山致电温寿泉,命其转告李大钊等称:“本号与田君(国民党)同行,早下决心。”[3]其后,张作霖调动奉军占领京绥线,决心进攻为国民军占领的五原,阎锡山担心牵及山西,再电李大钊等报告,要李和李石曾及北京政治分会商榷。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经讨论后决定,认为五原决不能放弃,晋军应集中正太路,防止奉军进攻太原,在奉军前进时,应监视并准备作战,“待河南局势发展,即向大同方面进攻,以击奉军之背”[4]。事后,李大钊又致电阎锡山,告以奉方此举,目的不仅在于取得五原,而且还要威胁山西,“此时山西不必露出何种行动,但须准备一切枪〈械〉,必要时行动”[5]。阎锡山同意李大钊等人的意见,但要求联络陈调元、靳云鹗等,自成势力,由他组织一个不属于冯玉祥国民军系统的北方国民革命军。李大钊、中央中央、共产国际远东局都同意阎锡山的要求,中共中央致函北方区委,告以已要求鲍罗廷和加伦“切实向国民政府建议”[6]。中共中央称:“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与奉张反动军阀的斗争,谁能拉住阎锡山便是谁占胜利。”中共中央并指示:“阎锡山现在联南的态度,若尚动摇,则我们当催促他迅速发动,与奉反脸;如他联南态度十分坚决,则我们可授他以阴谋,此时仍虚与奉张敷衍,不使奉张对阎起一点恐怖疑心,俟奉军精锐南下后,再突出保定,截断他的归路。”[7]其后,阎锡山又派孔繁蔚到北京,面见李大钊,详陈组织北方国民革命军和进攻奉系的计划,建议在北伐军攻下浦口时,由陈调元、靳云鹗首先发难,占据陇海路,截断津浦线,同时,北伐军、国民军分别自武胜关、潼关出击,进攻郑州,山西方面则出兵截断京汉、京绥两线。李大钊赞同阎锡山的计划,建议阎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革命军总部“发生密切关系”,通盘筹划,听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事[8]。
阎锡山一面与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李大钊、李石曾等联系,一面派赵丕廉秘密南下。12月1日,赵丕廉抵达南昌,向蒋介石转达阎锡山的意见,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一俟国民军、北伐军入豫,或北伐军进抵津浦线,即起而响应[9]。同月28日,赵再到南昌,对蒋介石称:“(山西)被军阀包围、环伺,非至最后关头,不宜轻有表露。”[10]1927年1月31日,蒋介石根据预定安排,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此项呈请,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并于3月11日经武汉国民政府批准。3月16日,阎锡山收到委任状后复电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孔庚等,表示“此间已准备好,一俟西北军发动,当即一致动作”[11]。此后,阎锡山即跨出了易帜的步伐。4月1日,阎锡山宣布废除北京政府任命的山西督办名义,改称晋绥军总司令,以南桂馨为政治部主任,武汉特派员罗任一为副主任。同时,着手改组省政府,示意军人及各方人士加入国民党。5日,致电在汉口的赵丕廉,告以本日已下动员令,并向省民宣布服从三民主义。但是,这一时期,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彼此间正在准备进行一场生死斗争。6日,赵丕廉密电阎锡山,告以“此间内部分化,局势骤变”,北伐将会延缓,山西不能独当劲敌,要阎“相机审度”[12]。这样,阎锡山易帜的步伐又放慢了下来。
“四一二”政变后,出现了武汉、南京、奉系三大政治势力鼎立的局面,各方都加紧了对阎锡山的拉拢。4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5月4日、12日,王法勤两次提出,山西方面,奉天、蒋介石都派了人,我们赶紧也要派一两个代表,因而,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以孔庚为山西特派员[13]。孔庚与阎锡山同为留日陆军士官学校学生,长期与阎共事,交谊很深。武汉政府派他赴山西,是很恰当的任命。
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序列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是很高的位置,但是,这一时期,阎锡山已决心倒向蒋介石一边。4月25日复孙传芳电云:“赤党嚣张,争夺为心,虽蒋尚且不容,足征其不能与人合作也。”[14]5月6日,又致北京温寿泉电云:“武汉不倒,南京必失败”,“应排除一切,专对武汉”[15]。他多次密电其驻北京代表,劝说张作霖,和蒋介石等各方妥协,“一致讨赤”[16]。6月初,又两次致电张学良、韩麟春,劝其取消安国军,改组为河北国民革命军,联络南京及各方,组织讨共大同盟[17]。
阎锡山和武汉国民政府及冯玉祥之间本有成约:晋军负责自正太、京绥两线进攻奉军,一俟唐生智率军北上,冯玉祥出潼关经洛阳东进之际,晋军即可发动。5月下旬,奉军在河南战败。26日,冯玉祥军攻占洛阳。次日,唐生智军攻占京汉线侧的军事重镇临颍,两军会师在即。但是,阎锡山并没有践约出兵。同月底,奉军放弃郑州、开封等地,撤至黄河北岸,阎锡山才于6月2日派部队进驻娘子关外的东天门及河北井陉、获鹿等地。3日,在石家庄设立正太铁路护路司令部。但是,阎锡山的这些举动以防御为主要目的,并无立即进攻奉军的企图。6月13日,汪精卫在总结武汉军北伐状况时曾埋怨说:“所不足的是第三集团军爽了约,如果当奉军由郑州后退的时候,第三集团军出兵断其后路,我们早已到北京城了。”[18]不过,尽管如此,阎锡山增兵河北的举动仍然引起了奉方的深刻猜忌。
奉军的北撤象征着这个曾煊赫一时的军阀集团已经转入劣势,阎锡山觉得时机成熟,决定走完易帜步伐。6月5日,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山西省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工人代表联合会等团体名义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反对日本出兵山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电贺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等决议。会议既“推举”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同时又自拉自唱,通电拥护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会议并“电请”省党部清党。为了表示自己不同于“赤化”,会场标语一律用蓝色纸书写。会后,由大会团代表赴总部,请阎锡山就职。据报道,阎“再三谦让始允”。当晚,总部通知:全城挂青天白日旗;军官须将旧式领章、肩章取消,换用青天白日新帽花;学生须穿新制服。一时之间,各成衣店利润陡增数倍。
6日,阎锡山举行就职典礼,派出飞机抛撒就职宣言。在宣言中,阎锡山除炫耀同盟会的老资格外,特别着意为自己辩解,声称因环境恶劣,强敌环伺,他过去14年中,“为保留此大河以北之革命势力”,不得不“与三民主义之障碍者虚与委蛇”。宣言称:“一切反革命之势力,已到最后崩溃之时期,凡我南北真实之革命同志,急宜集中革命势力,以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俾统一的国民政府早日实现。”[19]
阎锡山就职后,将所部分为10个军:各军司令官分别为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存怀、傅汝钧、丰玉玺、张荫梧(副)、谭庆林、郑泽生、李维新,阎锡山自兼第七军正司令[20]。同时下令裁撤山西省长、镇守使、道尹各职,以南桂馨、李鸿文、赵丕廉等分任民政、财政、农工各厅厅长。
阎锡山长期实行高压专制统治。当年3月,右派苗培成、杨笑天等操纵“山西工人代表总会”捣毁太原总工会,中共山西临时省委立即组织工人义勇队包围右派大本营平民中学,捉拿并公审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右派韩克温。阎锡山即以此为借口宣布戒严,禁止私行集会、结社、散发传单,所有五一、五四、五七、五九各纪念日,一律禁止举行活动,违者拘送卫戍司令部惩办[21]。当年的五一节纪念活动,即因此未能举行。5月9日,中共山西临时省委以西北革命同志会、太原学生联合会等左派组织名义,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召开李大钊追悼会,贴有“拥护武汉政府”、“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标语,阎锡山即派兵包围学校,先后捕去共产党人张勋等六人。
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原是左右派的联合组织,在九名执行委员中,国民党员占五席,共产党员占四席。阎锡山易帜后,即遵照南京方面的命令,成立国民党山西党务改组委员会,开除在省党部工作的共产党人;以南桂馨、苗培成、韩克温,温寿泉、梁永泰、杨笑天等为委员,又成立清党委员会,登报通缉山西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颜昌杰、崔锄人、王瀛、薄书存(一波)等32人。不久,又要求各县设立清党宣传会,集中精力,肃清“跨党分子”[22]。国民师范、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等校并开展清校运动,驱逐左派和共产党员师生。6月底,逮捕山西法学院进步教授胡遽然。9月5日,原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王瀛及其夫人自武汉回山西,在崞县被捕。10月11日,王瀛被害。
为了加强和蒋介石的联系,争取蒋的支持,阎锡山在易帜前即派温寿泉南下,与宁方接洽。易帜后,再派南桂馨赴宁。6月8日,南桂馨途经北京,向奉方解释出兵井陉等地,目的纯系“自卫”,劝奉方与宁、晋合作,组织“讨赤”三角同盟。但奉方强烈表示了对阎锡山增兵河北的不满,张作相公开指责晋方:“表面上虽日言合作,实际上则增兵直境如故,尤失合作之真义。”[23]在此前后,阎锡山又派人赴宁,表示“准备出兵”攻奉。他向蒋介石献策:“先奉后共,灭奉则有八分把握,灭奉以后灭共亦有八分把握。”[24]
6月中旬,蒋介石派刘芙若、何澄(亚农)、彭凌霄三人到晋视察,受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等的热烈欢迎,但姗姗来迟的武汉代表孔庚则受到了分外的冷遇。
孔庚因交通阻隔,于6月17日才到达太原。阎锡山称:“本预备出兵的,因为北伐军不曾过河,兵力很单薄,不敢冒昧;再则有两个政府,也不知道何所适从。”又称:“据一般人的观察,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南京才是真正国民党的政府。”阎锡山并称:“山西人听说要实行共产,也很害怕。”[25]18日,山西省党部等纠集了一部分人要求驱逐孔庚;太原街头贴满“打倒共产党走狗孔庚”一类花花绿绿的标语和漫画。19日,孔庚被送离山西,武汉国民政府争取阎锡山的努力彻底失败。
易帜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宣布过一些改革方针,如建设廉洁政府,严禁收受贿赂,裁撤闲散机关,禁止高利盘剥,提高工人、农民生活,实现男女平等之类,但大都是具文。只有在实施“党化教育”以及加强社会控制方面,倒是做了不少工作。
在宁汉对立中,阎锡山公开拥蒋对武汉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自此,武汉政府更形孤立。同时,阎锡山易帜对奉系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昔日的盟友化为腰背附近的尖刀,使之无法自安。6月8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坦率地承认:“奉军因背后有阎锡山军队之牵掣,自不得不后退。”[26]这说明,阎锡山易帜对奉军北撤,以至后来退出关外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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