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对宁汉分裂的态度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集团一面厉行反共清党,一面同列强联系,寻求支持。武汉国民党集团也开始动摇和分化,逐步滑向反对人民革命的道路。列强面对风云突变、宁汉分裂的中国政局,开始探寻新的对策。
英国驻外使臣们四处游说,希望五强一致驳回武汉政府对“宁案通牒”的答复,联合实行武力制裁。4月14日,英国公使蓝普森奉命请美、日、法、意驻京代表协商:一、是否接受陈友仁的答复?二、制裁的性质是什么?三、限制对方接受通牒条件的期限为多久?他表示,如果各国意见不一致,“英国保留采取自认为必要的行动的自由”[1]。15日,五国公使再次讨论,认为武汉政府正为共产主义势力所支配,陈的答复“万难接受”。他们建议各国政府再次共同提出更强硬的通牒,宣称第一次“宁案通牒”所提各款,“不是供讨论的建议,而是各有关强国决心实现的基本要求”,“国民党当局若不迅速明确地宣布打算全部履行所提各项条件,各关系国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取迫其屈从的必要措施。”[2]
然而,英政府已经接到北军即将反攻到长江北岸及蒋介石已发动政变的消息,感到应继续向武汉施加压力,同时避免可能危害蒋介石集团的措施[3]。4月19日,外长张伯伦电示北京英使馆:“我们的打击应指向国民党极端派,而不是蒋介石。”他命令各地使节继续同日、美磋商适当的方式,设法将他们拉入制裁行列[4]。英国外交部希望日、美政府同意发出驻京公使们起草的第二次通牒,哪怕删掉最后一句会导致实行制裁的话也行。远东司和英国军事部门则认为制裁时机已经失去,转而考虑今后采取“即时报复”和重占汉口英租界的问题[5]。
日本政府业已获悉:武汉政府仍想“联合日本”,决心取缔民众的“动乱”;刚到汉口的汪精卫极为赞同这一方针,当地情况将随着他的到来而逐步改善。4月13日,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向日本政府建议,利用武汉方面煞费苦心企图解决南京事件的机会,依靠“稳健分子”来实现中国统一。他强调,应把武汉政府同共产派过激分子绝对区别开来。如果列强一味嫌恶和压迫武汉政府,就会使共产党更加活跃[6]。币原同意高尾亨的意见,随即训令芳泽公使和矢田驻沪总领事:陈友仁企图分离日本与英、美。列强利害相同,应依各国协调之办法,达成维护我国权利之目的。英国主张强硬制裁,我方正应利用参加共同交涉的机会予以缓和。币原要他们向陈友仁表示,日本政府对国民运动抱满腔同情,希望国民政府自行抑制和清除“黑暗面”,迅速承认列国要求,表现出自己有诚意、也有实力解决南京事件[7]。
币原下台后,田中兼首相、外相于一身,上台伊始,便于4月20日宣称:日本对中国的共产党活动,不能不关心,必要时将与各国取一致行动[8]。26日,田中新内阁拒绝英国关于共同向京津地区增兵的建议,但赞成列强联合向武汉提出第二次通牒。不过,田中认为,武汉政府的实力已大为削弱,即使以制裁相逼,也无力贯彻列强的要求。因此,田中主张各国在适当时机,抛开武汉,转而以南京为交涉对手。但田中又认为,目前不必急于要求南京政府解决宁案,而应给蒋介石以“精神上的援助”,俾其巩固政权,平定南方局势,方可满足列强要求[9]。
为了把美国拉进第二次共同通牒,田中指示将原草案中的过分强硬的措辞加以删改[10]。英国也同意暂将制裁与否搁置不议,先由五强共同向陈友仁发出通牒[11]。
英、日再发通牒之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四一二”当天,美国政府便获悉蒋介石政变的情报[12]。美国外交官认为:武汉国民党内的反共力量正在日益增强,将试图像上海、广州那样镇压共产党[13]。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柯立芝收到上海商业联合会某负责人的密电。电文说明:“蒋介石将承担南京事件的完全责任”,“重要的是请美国人民对蒋介石将军完全信任”,“不要让外国军队介入目前的形势”[14]。这些情况,使美国政府更为确信,目前列强的一切强硬措施都是蛇足之笔,应该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激化中外矛盾而不利于中国革命阵营分化的举动。4月18日,副国务卿格鲁(Joseph C.Grew)答复前来探询的法国使节称:“美国总的来说完全反对实施任何制裁”,“我们觉得这种行动只会给中国的排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局势更难收拾”[15]。
英、法、意政府都同意不应妨碍蒋介石“维护秩序”,但认为应对武汉政府实行制裁。它们批准各自的驻京公使与美、日一道向武汉政府提出第二次通牒[16]。美国公使马慕瑞也催促国务院尽快批准这一行动[17]。显然,这是一种打击武汉、支持南京的办法。但美国政府仍不为所动,决心贯彻分化武汉、支持南京的政策,同时避免过分地疏远、压制武汉和露骨地亲近、支持南京。
4月20日,国务卿凯洛格训令马慕瑞:美国不参加第二次通牒,因为“稳健派正作出努力,将激进派逐出国民政府中枢”。训令还透露美国准备单独同武汉政府交涉[18]。同一天,凯洛格又通知英国大使:美国内阁会议普遍赞成国务卿的意见,认为“此时若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势将驱使蒋介石和温和派投入激进派怀抱”;“今日之计,莫如对陈友仁的复照暂不作答,静观发展”。“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制裁问题”[19]。
马慕瑞强烈反对美国自行其是,认为这将使美国丧失在列强对华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凯洛格解释道:“领导地位本来既存在于温和行动之中,又存在于武力行动之中。国务院觉得你应代表温和行动施加影响。国务院不相信美国在华商业利益要靠列强的武力才能获得”。“外国凭借武力占领中国领土或保持贸易特殊势力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
鉴于日本催请再提通牒,凯洛格于4月25日向日本大使松平指出:据美国情报,武汉政府正在动摇,形势马上会有变化,聪明的办法是稍等一时,静观发展[21]。松平大使承认美国的政策很“明智”[22]。
4月25日、26日,芳泽公使在北京连续邀集英、美、法、意同僚磋商日本的修改稿。日、英、法、意公使最后同意:如果美国执意不从,就由四强向武汉提出第二次通牒,再得不到满意答复,便对汉口实行制裁,并开始与蒋介石政权交涉[23]。凯洛格闻讯,立即询问松平,日本到底对制裁抱什么态度?松平称,日本政府没有授权芳泽赞同制裁原则并讨论制裁汉口的问题,只是主张各国共同提出第二次通牒,然后暂停交涉。凯洛格重申美国不赞成制裁,也不同意提出第二次通牒[24]。
日本驻外使节步调上的不和谐,反映了田中内阁对华政策中的矛盾和紊乱。田中终于同意了美国的方针,下令暂缓向汉口再发通牒[25]。
为使分化政策进一步生效,美国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于4月23日出面敦促陈友仁:“应立即采取各种步骤,挽救当前的混乱局面,此事刻不容缓。否则,所有美国商人实际上将在一周或十天内出港。”陈友仁急忙约见美商代表,详细阐明国民政府最近已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恢复外资工商业,解救经济危机。罗赫德立即向白宫报告:由于蒋介石、张作霖、杨森、李济深的四面包围,以及本地工商金融的瘫痪,武汉政府已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政府官员们正以全部时间和精力争取中外人士的普遍支持”[26]。
然而,对于尚未彻底摆脱革命影响的武汉政府,美国的政策是继续分化,而不是支持。它要支持和鼓励的是彻底同共产党决裂了的南京政权。4月25日,柯立芝总统亲自出马,宣布美国在华目标就是帮助和鼓励一切谋求自由、统一和建立共和制政府的合法愿望。美国深信:“动乱终将平息,某种形式的政权终将出现,该政权无疑准备对我们所遭遇的错待予以适当解决。”[27]
为了向列强证明自己就是能够作出“适当解决”的政权,南京政府特意任命同美、英关系密切的伍朝枢担任外交部长。蒋介石集团完全明白,南京事件是他们改善同列强关系的最棘手的问题。列强将坚持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南京政府又不敢过分屈从,因为这会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28]。于是,南京政府多方伸出外交触角,谋求各国的谅解与协作。
4月16日,黄郛告诉日本领事矢田:蒋介石有意负责解决南京事件[29]。同月21日,郭泰祺又奉命向矢田探询田中新内阁对华强硬政策的内容等问题,矢田指出:南京政府的政策基础在于保护外国利益和取缔共产党,如能充分实行,列强自然愿同“有充分权力和实力的人”交涉[30]。郭泰祺随后表示,南京政府欢迎列强可能施之于汉口的任何制裁[31]。蒋介石还于4月25日通知日方,已决定派与田中义一有旧交的蒋方震、刘厚生秘密赴日,向田中介绍情况,寻求谅解和援助[32]。
蒋介石集团在长江下游站稳脚跟后,立即设法处理南京事件,清除与列强建立正式关系中的障碍。4月末,武力解除留守南京的第六军第十九师的武装,下令通缉林祖涵,以图进一步嫁祸于共产党[33]。5至7月间,南京政府分别同美、日、英、法等国代表进行非正式会谈,基本接受五国宁案通牒的条件。南京政府要求英、美对炮轰南京表示歉意,但不必赔偿;还要求各国放弃不平等条约。其代表向美国外交官解释,这两项要求都为了应付中国舆论,并不指望得到赞成的答复[34]。
5月12日,田中接见了蒋方震等人。经过恳谈,对蒋介石及其计划有了“亲切了解”[35]。20日,田中训令驻华外交代表:“蒋介石的真面目就是逐步消灭共产党,努力维护秩序。我方宜酌情给予精神上的援助,帮他们实现政治计划。只要蒋介石一派向武汉进兵,张作霖等北方派就应避免在侧面妨碍蒋的行动。望你们共同促进南北妥协。”[36]
在日本的斡旋之下,蒋方震与张作霖的代表张厚畹在东京秘密谈判。双方一致同意:负责在各自势力范围内消灭共产党;由各方代表召开政治会议,然后再召集国民会议,实现统一。但是,蒋方要求以陇海铁路为线划分势力范围,奉方则要求以长江为界,而且反对将来的统一政府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及实行一党制。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没有成功。日本撮合南北妥协的计划又一次破产[37]。
在日、美都不愿制裁国民政府的情况下,英国对集体制裁已不那么热心,更不愿损害蒋介石和国民党“温和派”,于是,打算单独派兵夺回汉口英租界。4月21日,英驻华海军派遣两艘巡洋舰开赴汉口,停泊在原英租界岸边[38]。英内阁也于27日作出决定:从“上海防卫军”中抽调两个营或更多兵力去重占汉口英租界[39]。但是,这一打算遭到包括蓝普森公使在内的外交官和军界人士的广泛反对。他们指出:此举在政治上将激怒中国人民,给蒋介石造成的伤害同极端派一样大,还会引起美国的反感;军事上只能坚守到11月的枯水期前,不可能在武汉常年维持足够的兵力,更不可能保护英租界外十倍以上的英国利益;经济上势必引发中国各地对英国贸易的长期抵制,得不偿失。5月2日,英国内阁决定放弃这一打算,不实行制裁,因而也没有必要向武汉发送通牒[40]。
5月9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讲话,声称“南京事件已经促成国民党阵营酝酿已久之分裂”,“真正的肇事者,即共产派煽动家们,已遭国民党人自行惩处”。“汉口国民政府已丧失统治地位,现仅徒有其名”。“一个新的国民政府正在南京组成”。他说:“列强对待南京事件的态度改趋缓和,主要为一个愿望所鼓舞,即不要使该政府或其他任何新政府在其统治区内建立秩序时感到为难”。他还宣布,出于同样考虑,英国目前放弃对宁案的制裁和第二次通牒[41]。
作为对上述决策的补充,英政府于5月11日决定不再反对英国民间给张作霖等军阀提供借款,但英政府不用武力或其他手段保护借款利益[42]。同日,英海军部授予驻华舰队更大权限,对英人生命财产所遭攻击可当即进行报复[43]。
随后,英国又采取了两个外交行动,一疏一亲,态度鲜明。5月17日,一个月前刚刚接替台克满的英公使驻汉口代表牛顿(B.C. Newton)照会陈友仁,声称“鄙人驻在地之政府,完全缺乏实践文明国家责任之能力”,随即离汉[44]。此前一天,英公使离京赴沪,名义上是同当地英国文武官员“磋商形势”,暗中则通过王宠惠,同南京政府交换解决宁案的意见[45]。
此后,武汉政府外交上困境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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