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的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于1925年1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中国革命到了一个紧要关头,部分共产党人要求迅速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变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陈独秀和彭述之感受到了这种情绪,计划将会议推迟到1928年,但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反对拖延,主张马上召开[1]。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等80人,代表党员57,963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国民党代表谭延闿、孙科、徐谦、汪精卫也出席了会议。
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组织报告》。他回顾了中共四大以来的形势发展,认为北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作的结果,“四一二”政变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完全脱离了革命,但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得到了巩固。关于小资产阶级,陈独秀称:我们总是需要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因此,必须向他们做某些让步。在土地问题上,陈独秀称:过去党限制了农民运动,现在必须没收大地主和中等地主的土地,但是,他又提出,“在相当时期内,或许是在很短期间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他说:“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一种做法要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仍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作了一个乐观的估计。他认为,“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关于军队,陈独秀称:当时国民政府的军队是由旧军阀的部队发展起来的,军官是地主子弟,不能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主张“改组军队”,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使军队革命化。关于武汉国民政府,陈独秀认为,在汪精卫回国之后,它“开始成为无产阶级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向革命民主专政的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陈独秀又说:这个政权中“没有工农群众,只有几个工人领袖”。“我们必须利用这种机构,以便今后建立起工农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府,并进而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道路”。陈独秀并称:“我们不再是在野党,而是真正要领导革命了。”[2]
陈独秀报告后,有38个代表要求发言,讨论了好几天。代表们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中央在中山舰事件期间的退让策略,认为中共中央“企图缓和城市及乡村中阶级的冲突;企图减弱,或甚至于完全拒绝中国无产阶级底阶级的独立的发动”[3]。瞿秋白、任弼时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瞿秋白还在会上散发了他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
5月4日,罗易向会议解释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决议案。会议在短暂的讨论后,未加修改就通过了由罗易起草的相应决议:“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做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方面进行。”[4]
汪精卫参加了当日的会议。他非常注意地听了罗易的讲话,讨论时头一个发言,慷慨激昂地宣称:“国民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没有人能够指责国民党支持资产阶级利益。相反,国民党正遵循一条革命的道路。”[5]同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介绍了会议情况,并将决议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以对照,他说:“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同国民党的政纲可以互相帮助,并无冲突”,“国共两党是可以携手合作的”[6]。
罗易是中共五大会议的明星。他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反对鲍罗廷的“战略退却”和工人阶级的“自我约束”,主张加强阶级斗争,加深革命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因此,他提出,当时的任务是:一、进行土地革命;二、武装农民,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三、建立农村自治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四、建立国家机构,进而实现民主专政;五、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军队[7]。会议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组织问题》等一系列议决案,部分地反映了罗易的观点。
会议认为:“五卅”运动以后,党只注意了反帝和反军阀的斗争,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提出:“本党的任务是继续去争取领导权,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领导。”
会议通过的宣言提出,在封建的及资产阶级的分子退出后,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民权同盟”,“联合民权派的一切成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以强健这个革命的同盟,是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阶段中的主要职任。革命的民权同盟,是国民革命的指导者。”[8]《政治形势与党的决议案》则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
会议还认为: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应该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土地问题的急进的解决”[9]。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提出:“现在的革命趋势,是要推翻土豪劣绅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贫农为中坚,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改良农民的经济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该议决案中的《农民政纲》提出: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除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外,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等。毛泽东曾向会议提出普遍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大力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等提案,但在陈独秀影响下,大会拒绝讨论。
会议还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批评先完成北伐而后进行土地革命、建立民主政权的主张,提出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诸省,“毫不留情的与反动势力作战”。
会议提出:当时“职工运动的新方针”是: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轮船、大企业、大工厂,收归国有[10]。会议还提出: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要使军队革命化,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等。
领导权问题涉及党权、政权、军权等许多方面。北伐期间,中共长期以在野党自居,自外于政权、军权,“五大”在这两个问题上有进步。但是,不管是陈独秀,还是罗易,都还没有充分感到形势的严峻,也没有感到汪精卫和武汉政府正在急剧地向右摆动,因此,会议仍然没有提出解决领导权问题的具体方案。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五届一次中央委员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为政治局委员,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为秘书长。由于陈独秀作了部分自我批评,会议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继续选举他为。这样,就使得以后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策略未能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当时商业凋敝等问题严重困扰着武汉当局,徐谦参加了五大后,曾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上表示: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固然对,但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理论尽管不错,还要有方法。他要求具体解决“保护小资产阶级的问题”。5月13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若干规定,如:在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劳工部颁布劳工法;调和店员过分要求;商民享有政治和公民的权利等[11]。5月22日,湖北全省总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共同讨论,就改良店员待遇、店员工作时间、工商界线、劳动童子团、用人、营业收歇、营业管理、工商谈判、抑平物价、工商联合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方面显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在实行鲍罗廷的“战略退却”。
中共五大之后,很快发生夏斗寅叛变和马日事变两项事件。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两个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爆发了又一次争论。鲍罗廷作了长篇发言,其大意是:一、现在的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是“地痞”与哥老会。二、现在必须向左派让步,继续取得与他们的合作是中心问题。三、国民党的中央现在还是好的,离开或者推翻国民党中央,不是决裂,便是政变。应该攻击党内的这种危险倾向。四、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胜利,便是土地革命。五、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公布的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罗易的意见与鲍罗廷针锋相对,他认为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已是土豪劣绅、地主、军阀的代表,应该号召左派群众起来推翻他们,实行工农民主独裁。同时,他提出,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的反对工农运动、保护封建制度的反动法令。蔡和森对二人之间分歧的印象是:“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12]在“原则”和“办法”的分歧面前,这次,中共中央选择了鲍罗廷的“办法”。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湖北省委草拟的《工人政治行动决议案》,规定政治停工须得总工会令,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非得政府令,商店不得停市;又规定:工会无政府令,不得拘捕、审判非工人。同日,通过《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提出:“乡村中的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为,必须依本党的力量,切实矫正。”文件并称: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在建立乡村政权之后才能解决。
同日,鲍罗廷与陈公博、谭平山赴湘处理马日事变。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认为还不能立即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应该争取时间,保存自己的力量,为不可避免的战斗作准备。会议决定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特别是汪精卫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军阀反动势力。同时,会议也决定,在充分利用各个“左派军阀”领袖之间的矛盾的同时,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武装工人、农民,并将士兵争取到革命方面来。政治局还具体提出了多项应变计划,如:建立党的秘密机构,隐藏工人、农民组织所拥有的武器,用派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扩大叶挺和陈嘉祐的部队,掌握第二军和第六军,同时在占领郑州之后,鼓动第四军和第十一军回师南向,收复广东等[13]。政治局并决定,将本决议立即通知鲍罗廷和谭平山,要他们按此路线行事,未经政治局批准,不得执行在原则上不同于本决议的路线。在马日事变的血的教训面前,中共中央对形势不能不有所警觉,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应变计划执行不力。
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农民运动策略大纲》,认为当时贫农与地主之间急剧的冲突,是革命发展的当然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是,在既无靠得住的军官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军队的情况下,冲突的继续发展,将危害全国的革命形势和联合战线。政治局要求:迅速执行“五大”的农民政纲——不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和财产;在秋收,即在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清楚,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再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大纲》批评当时农民运动中的“无组织的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罚款、用强迫手段禁烟禁酒等,认为这种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平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与以正确的指导”[14]。
维护统一战线,纠正群众运动中的不符合于政策与策略的行为,将群众运动引入正确的轨道都是必要的,但是,陈独秀和鲍罗廷不懂得,一味退让并不能维护统一战线,更不能制止武汉政府已经向右转动的车轮。
在退却与进攻两种策略并存的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后期的群众运动出现了复杂的形势。
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改组中央农委,以谭平山、毛泽东、陆沉、瞿秋白、陈独秀等组成。30日,毛泽东与谭延闿 、谭平山、邓演达、陆沉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出训令,要求湖南、湖北两省农协“采用新政策”。6月7日,再次发出训令,提出为“新政策”的顺利实施所必须执行的规定。两次训令都作了部分政策调整,如:要求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家属合作;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与农村中的小商人建立亲切的革命同盟;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不可操切从事;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以及尽可能使谷米流通,活跃农村金融,等等。但是,上述训令也要求: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解除土豪劣绅武装,用以武装农民;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土地。这些方面,体现了继续进攻的方针。6月13日,第三次发表训令,要求各级农协一致请求国民政府命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的反动派。训令同时号召各级农协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6月19日至21日,湖北省农协举行扩大会议,确定坚决反击土豪劣绅的方针。此后,农民运动逐渐“上山”,转入武装反抗。
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也存在退却与进攻两种因素。
5月20日至26日,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赤色职工国际在汉口召开太平洋劳动会议。中、苏、日、美、英、法、朝鲜、爪哇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33人出席。中国代表团由中共代表瞿秋白,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苏兆征、刘少奇、李立三,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项英、林育南,上海总工会代表郑复他,中国国民党代表陈公博等15人组成。会议由苏兆征主持,李立三作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报告。会议通过“联合世界各工会,对中国时局加以援助”等多项决议。6月19日至2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到会代表420人,代表290余万有组织的工人。会议以“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为中心口号。通电称:“誓与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反对帝国主义者之武装干涉,反对反动派对于农工之屠杀及农工自由之限制,并绝对赞助农民获得土地之一切争斗。”[15]汪精卫和陈独秀参加了28日的会议。当日,代表临时提议:请国民政府禁止停止工农运动;明令朱培德恢复工农运动,迎回被迫离赣的政治工作人员;全体代表向国民政府请愿,立刻出兵讨蒋[16]。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认为工农运动“过火”的说法是大资产阶级煽动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必须坚决予以驳斥。但是,决议也表示,要“纠正过去非组织的行动”[17]。会议选举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苏兆征、向忠发等35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陈为人等20人为候补委员,以苏兆征为委员长。
两次会议增加了武汉政府后期工人运动的声势和色彩,但是,它们都无法挽救已经形成的颓势。6月28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声明:“自动停止纠察武装,请政府保护,以示拥戴之诚意。”[18]6月29日,国民党军占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总工会机关。自此,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逐渐被迫转入地下。
当时,不少人认为讨伐蒋介石是国民革命的唯一出路。7月初,武汉地区各团体纷纷请愿,要求东征。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再一次出现川流不息的游行队伍。7月3日,华侨协会在武汉召开全体代表大会,推彭泽民为。会议决定呈请国民政府速下讨蒋令[19]。7月6日,长江流域商民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至15日闭幕。出席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四省代表57人,推经亨颐为。会议通过拥护三大政策、请求明令讨伐蒋介石等通电及“巩固工商联合战线”等议案[20]。
7月15日至20日,全国学联在武汉举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1人。会议邀请汪精卫、孙科为名誉,但是,二人都已无到会兴趣。郭沫若在会上演说称:“在四面楚歌之中,此刻我们应当团结我们的力量,打出一条生路来。”[21]会议认为中国革命仍在高涨,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讨伐蒋介石,支持农村革命。同时,号召学生“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22]。这是北伐时期革命群众团体的最后一次代表会议。
7月30起,武汉人力车工人连续罢工三日。向忠发企图在8月1日发动总罢工,未成。武汉国民党中央旋即派人接收湖北省总工会[23]。8月初,汪精卫集团反共活动加剧,学总工作人员纷纷逃避。同月上旬,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下令学总停止活动[24]。至此,北伐时期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的群众运动遂画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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