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抄苏联使馆与镇压革命党人
吴佩孚、孙传芳集团先后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日益陷入困境,列强将目光更多地转向准备发动反共政变的蒋介石。奉系军阀为振作残局,不得不高举“反赤”旗帜,极力向列强邀宠。
张作霖入京后,曾以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一再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加入国际反苏阵线。[1]3月1日,张宗昌部下在浦口非法扣押苏联商轮巴米亚列宁娜号,拘捕在船上的鲍罗廷的夫人及苏联外交通信员等人,押往济南。同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询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希维克主义”[2]。不久,即命奉系军警制造了查抄苏联使馆事件。
奉系第二次入关后,疯狂制造白色恐怖,迫使国民党工作转入地下。1926年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所属的一个废弃的兵营。这一秘密据点被法、日公使馆相继发现。他们互相联系,将情况通报给安国军总司令部,并一起鼓动奉系军警采取行动[3]。于是,奉系军警立即“购线侦查”,获得确证,便与列强公使商议,企图搜查苏联使馆。
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请。于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通报顾维钧,顾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派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4月4日,领袖公使欧登科(William James Oudendijk)召集列强公使秘密会议。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4000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4]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4月6日上午10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东交民巷。陈向欧登科递交的公文称:“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5]。欧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不得拦阻[6]。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领事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的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这次搜查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当日共逮捕五十余人,计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中共北方区执委会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等十余人。
下午2时,军警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彼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7]。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日晚7点。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
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搜查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8]。同时,因为奉系军警“非法”搜获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的搜查许可延展两日[9]。
4月7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事件立即引起中苏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
事件发生的当日深夜,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使馆,抗议其“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器、宣传赤化之物品”[10]。对于这种抗议的“正义性”,连主持外交部的顾维钧都心怀异议[11]。至于其他事先并未与闻的外交官,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驻苏代办郑延禧答复苏联政府质询时,竟断然肯定说:“一定是强盗抢劫!”[12]
7日清晨,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ЧерньIх)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武装军警“强行侵入”,“肆行剽掠”,提出强烈抗议[13]。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召见中国代办,递交致北京政府的抗议照会。提出:一、立即撤退军警;二、释放被捕人员;三、归还武官室文件;四、归还被抢劫钱物。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前,将撤回驻华代办及全馆人员[14]。为了打破列强建立国际反苏阵线的企图,苏联政府的抗议比较克制。
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代办,表示对苏联政府的四项要求,“目前碍难照办”,至于撤回驻华使馆人员,愿“听其自便”[15]。19日,苏联驻华代办率领全体馆员出京回国。
查抄苏联使馆后,张作霖急电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命其“星夜来京”,任苏联使馆文件编译会会长[16]。数日后,张作霖秘密召见张国忱,指示他“注意搜查激起国际上注意”的“宣传赤化的材料”,并暗示说,为此应不惜手段,否则无法向列强公使“交差”[17]。张国忱心领神会,立即请编译会特邀译员、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N.Mitarevsky)“帮助制作一份共产国际宣传赤化的文件”。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编造,一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出笼。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份文件,其中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的“指示”[18]。它立即在政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第三国际唆使共产党人制造南京事件的“铁证”。
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引起极大震动。各阶层人士纷纷奔走营救。北京25所大学校长,杨度、梁士诒、司法总长罗文幹等纷纷要求移交法庭办理[19]。京津各报相继呼吁:“党狱”万不可兴。北京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劫狱队,准备不惜代价,武力抢救,但被李大钊劝阻[20]。
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未能遏制一意孤行的奉鲁军阀。警察厅根据查抄使馆所获名册,严令各侦缉队“认真踩缉,务期弋获。”[21]4月16日,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农民部部长莫同荣等被捕入狱。与此同时,军阀残害革命者的气焰越来越烈。张宗昌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22]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也向张作霖献计,力主“处以极刑”[23]。
在严刑拷打下,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24]他在《狱中自述》中慷慨陈词:“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25]4月27日,京师警察厅宣布,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织军事特别法庭。28日,宣判对李大钊等人处以绞刑,立即执行。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由于绞刑架陈腐失修,上下反复两三次,但是李大钊始终神色不变,视死如归[26]。一代英豪,壮烈捐躯,终年仅38岁。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国共两党重要干部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杂志《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会的干部,除个别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他们是:国民党员、执委会邓文辉;中共党员、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执委兼文书谭祖尧;中共党员、农民部长莫同荣;国民党员、妇女部长张揖兰;国民党员、商民部长姚彦。同案牺牲的烈士还有:张伯华、杨景山、陶永立、方伯务、吴平地、李昆、阎振山、郑培明、李银莲、谢承常、英华,一共19人。
奉系查抄苏联使馆、镇压革命党人的主要意图是向国内外表示,北洋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得力干将。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话时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27]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函中,张作霖又称:“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沦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28]
奉系的暴行是国内外反苏、反共逆流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了这股逆流的恶性发展。5月12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国商务机构。事后,英国外相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已训令在中国煽动排外运动,所以英国决心“与苏联断交”云云[29]。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加紧迫害本国进步人士,形成了东西呼应的局面。
上一篇：中共“五大”的召开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