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森、夏斗寅叛乱与武汉政府的平叛军事
“三三一”事件是刘湘决心公开反对革命的标志。4月4日,刘湘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声言:“联俄容共,虽为总理遗策,然宾主之间,固已明定界说;跨籍党员,亦有其应守之分际,今则喧宾夺主,渐走极端。”他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严定范围;一致拥护蒋介石[1]。8日,川军将领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出兵进攻武汉,公推杨森为总指挥。[2]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七人联名通电,攻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所谓提高党权者,乃提高异党之权,而非提高本党之权。”电报同时攻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表示“必以自决之精神,作救党国之运动”[3]。至此,曾经竞相归入北伐军麾下的四川军阀都亮出了反共旗帜。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本欲立即进兵武汉,但为江北的孙传芳、张宗昌军所牵制,不得不先行渡江北击。于是,他便竭力怂恿西南军阀进攻武汉,分别任命刘湘、周西成、邓锡侯为第五、第六、第七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蒋介石默许杨森进入武汉后,控制汉阳兵工厂。25日,刘湘密电蒋介石:“闻钧座决心以武力制裁,川省亦公决向鄂出兵,听候钧座调遣。”[4]5月4日,通电就第五路总指挥职。刘湘的如意算盘是,以杨森为先锋,自万县出兵,同时联络邓锡侯、周西成,由襄樊、湘西分道进兵,会师武汉[5]。但是,西南军阀矛盾重重,并不肯按刘湘的指挥行事。只有杨森利令智昏,又受西山会议派石青阳、黄复生、卢师谛等人鼓动[6],在和刘湘谈妥条件之后,决定出兵,刘湘答应拨兵5000人,接济饷款5万元。
蒋介石在南昌时,杨森即在当地派有常驻代表。5月2日,杨森所派代表陈维新到南京,和蒋介石再度取得联系[7]。同时,杨军的政治部主任段远谋也受蒋之命返川,面交蒋手谕及开拔费10万元[8]。5日,杨军自万县东下。8日,第七师范绍曾部突袭宜昌,驻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不战而退,双方旋即达成反共协议,决定分由长江南北岸进军。9日,范部占领荆州、沙市。同日,杨森通电讨伐武汉政府[9]。25日,杨军占领仙桃镇,逼近汉阳。
继杨森之后,夏斗寅也公然叛乱。
夏斗寅原驻鄂北应山,自以为有功,一直觊觎军长职务,经常命令部下招兵,扩大编制。应山民众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时,夏斗寅读遗嘱至不能成句[10]。1927年初调驻宜昌,因仇视工农群众,并与唐生智有矛盾,通过蒋作宾与蒋介石发生联系,蒋要他协同反共。同时,旅沪、旅宁的部分鄂籍绅商也几次派人凑款,要夏举事[11]。4月底,何键、李品仙等密谋在汉口、长沙、宜昌等地同时反共,夏斗寅不仅应允参加,而且态度最为激烈[12]。杨森叛变后,夏斗寅即在沙市召集部将计议,决定一面致电武汉军事委员会请援,以便抽出武汉驻军,削弱防御能力;一面致电杨森,要求停止进攻,共同反共;又致电蒋介石,以占领武昌为信号,请何键、刘佐龙部在襄河沿岸和鄂东开始行动。会后,夏斗寅派参谋长蓝文蔚前往宜昌联络杨森[13]。
夏斗寅原计划在部队集中沙市后,乘长江水涨之势,偷越岳阳附近的城陵矶,然后在金口登陆,突袭武昌,但夏顾虑危险太大,改在嘉鱼登陆,以便进攻不成可以向鄂东撤退。5月13日,夏斗寅发表《讨共通电》,声称湖北地区“商叹于市,农怒于野,百业萧条,游民日众,四境骚动,皇皇然如不可终日”,是所谓“有史以来未有之奇变”,通电说:“我父老昆季之环泣于斗寅等之左右者,亦几户限为穿。”[14]其实,夏斗寅的所谓“父老昆季”,不过是被农民运动打击得丧魂落魄的地主和部分商人。14日,夏斗寅为了表示反共决心,枪杀了与自己有旧交的武汉政府代表任剑若。同日,夏军乘舟东下,由嘉鱼上岸,进占岳州,捣毁武昌至长沙间的铁轨。16日,进入咸宁,进逼武昌。一路解散党部,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屠杀农运工作人员,抢掠、奸淫,无所不为。
杨森、夏斗寅叛乱时,第二十五军周西成、袁祖铭残部、第四十三军李燊、吴佩孚残部于学忠、张联陞也纷纷蠢动,企图响应。其时,何键已经入豫,李品仙、刘佐龙等因不满杨森与于学忠、张联陞合作,又摸不清唐生智的态度,决定暂不介入[15]。
武汉政府对杨森、夏斗寅的叛变完全缺乏思想准备。4月9日,刘湘等发表反共通电后,武汉政府组织专门委员会,处理四川问题,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闿、吴玉章、孙科等七人。18日,武汉政府根据吴玉章的提议,命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查办刘湘与赖心辉,同时任命高语罕为杨森的第二十军党代表及四川特派员。高在赴川途中,才发现杨森已经举兵。至于夏斗寅叛变,是在电讯不通经过调查后才得知的。当时,武汉政府的军队已经大部入豫,因此,风声鹤唳,浮言蜂起,武汉居民纷纷他迁,或避入租界。大批人拥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挤兑,大小米店关门停业,不收政府纸币。
武汉政府一面调兵准备作战,一面企图对夏斗寅采取绥靖政策。邓演达召见包惠僧,要他去说服夏斗寅,应允将夏的队伍扩充成军[16]。5月15日,包惠僧衔命西上,行至嘉鱼时即被软禁。
面对严重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与李立三提议,由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迎击[17]。17日,李品仙宣布戒严,所有驻军及武装纠察队,均归节制。同日,国民政府接受中共中央建议,急派叶挺率所属七十二、七十五两团奔赴武昌南面的纸坊,阻遏夏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也在恽代英倡议下,组成中央独立师。其第一团随叶挺赴前方作战,第二团卫戍武昌,女生则组织宣传救护队,随军活动,谢冰莹在此役中写作的《从军日记》曾轰动一时。
18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夏斗寅“称兵谋叛,罪状昭著”,下令“禠职拿办”[18]。19日,武汉三镇召开讨夏大会,号召各阶层人民“认清我们在严重局面的责任,要一律武装起来,帮助革命的军队”[19]。武汉总工会也发出通告,号召工人武装,4小时之内,应征者即达千人左右。同时,湖北农协则供应军需,并为革命军担任运输、侦探、向导等工作。
19日晨,双方在纸坊遭遇,激战后夏军溃退。平叛军乘胜追至土地塘,包围夏军。夏军死力抵抗,叶挺亲临前线,枪决怯战士兵,传谕全军,如有临阵退缩者,以此为例。全军士气大振,夏军畏惧叶挺英名,闻风丧胆,平叛军夺回土地塘车站。21日,平叛军进抵咸宁。夏斗寅留函称:“本人并非反抗中央”,“完全是要驱逐武汉的赤化分子”,“希望武汉方面自己有觉悟,不使党成赤化”云云。同日,平叛军追过汀泗桥,武汉解严。
夏军最初向鄂东南的崇阳、通山溃退,其后经阳新、大冶,至黄石港偷渡长江,逃窜鄂东。溃退途中,继续捣毁党部、农协及人民团体,土匪、青红帮、地痞等闻风而起。在罗田,夏军将剪发妇女用绳索穿乳,游行示众,又用刀剥削皮肉,擦以砂石,并曝晒石上,至死方罢[20]。6月10日,夏斗寅在蕲水接受蒋介石任命的新编第十军军长职务。其后,蒋介石并派朱怀冰前去劳军,命其由安徽太湖移防安庆。
平夏战斗取得胜利之后,武汉政府即着手解决杨森问题。5月25日,下令讨伐杨森,随即以程潜为总指挥,以第二军为主力,第六、第八军各出一部组成西征军,前往兜剿。29日,第二军鲁涤平部戴岳师与李云杰师进攻襄河杨军。6月4日,第六军占领天门。6日,杨部分三路自仙桃镇、潜江、天门进攻,拟截断京汉路,途中与西征军相遇,双方激战于仙桃镇。9日,杨军败退,其前敌总指挥范绍曾受重伤,杨森本人匆忙中拉了一条毛驴,仓皇逃命[21]。据报道,杨军所过之处,“十室十空,惨不忍睹”[22]。15日,西征军占领沙市。
正当杨森仙桃镇惨败之际,刘湘以出兵助战为名,派人率兵进驻万县,攫取杨部防地,企图拒杨于夔门之外。同时,唐生智也派代表到达成都,策动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乘机袭取重庆、万县[23]。一时,上川东战云密布。6月23日,刘湘电杨森告急。26日,杨森率范绍增及军部人员逃回万县,保住了下川东大部防地,但与重庆邻近的江北县已为刘湘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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