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日事变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激起了城乡反动派的强烈仇恨。1927年5月21日,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叛乱,因为这一天的电报代号是“马”,史称“马日事变”。
这年三四月间,第三十五军正在汉口整装待发,准备进军河南,不断有从湖南逃出的土豪劣绅向该军军长何键诉苦,参谋余湘三乘机进言:“非用大刀阔斧,不足以斩祸根。”[1]但何键顾虑唐生智反对,不敢轻举。5月初,余湘三返湘,串联驻长沙的许克祥,阴谋蠢动。12日,何键密派黄某,携款游说第八军师长张国威,要他以便衣枪兵团“剿灭共匪各机关,拘杀共匪首领”,约定两湖同时并举。张国威以所属部队已开往湖北为理由,答以力不胜任。在此情况下,何曾考虑回师单干。他对李品仙说:“湖南已给共产分子闹得天翻地覆,如果不把他们铲除,我们自己的命也要被他们革掉了。”李品仙劝他忍耐一时,先赴河南作战,待回师后,三个军一致联合,向唐生智表示“清共的愿望和决心”。[2]李品仙并提出,届时他可以去找唐生智的法师顾和尚,要他一起请愿。5月13日,何键率军北上。
何键虽然北上了,但湖南的反动派仍在加紧准备。
5月21日晚,许克祥召集各营长及参谋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反共。夜12时,许团士兵分三组出发,进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协会、湖南省总工会等机关团体。除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逃亡外,省农协牺牲10余人,省工会牺牲4人,党校牺牲2人,工人运动讲习所死伤6至7人。所有农工纠察队均被缴械,所有民众团体及党校机关均被抢掠一空,省特别法庭被捣毁,监狱人犯均被释放。至22日上午止,共封闭机构七十多个。当日,许克祥派蔡翊唐取道广东,向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
同日,许克祥假惺惺地缮写报告,声称“于万分紧张的时机中,擅作紧急处置,未能事先请命,理应自请处分”,请求湖南省张翼鹏转报唐生智。[3]许并要求张出示安民,张当即照办,但许又认为张所出的布告“态度暧昧”;改用团部名义出示。在许克祥的压力下,湖南省政府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攻击农民自卫军“授以武器,转成跋扈”,诬指共产党人“近复有命令全省自卫军集中近省各县,肆行屠杀之确耗”。电报声称:19日夜,省城纠察队分三路进攻第三十五军留守处;20日夜,分两路袭击兵工厂及第八军教导团;21日夜,纠察队分途进攻第四、第八、第十五、第三十五各军留守部队。明明是许克祥等猖狂进攻,屠杀革命人民,但是,在湖南省政府的电报中,却成了纠察队进攻军队,颠倒黑白,一至于此。[4]次日,又致电武汉中央党部及驻马店唐生智等处,认为造成“马日事变”的原因在于“工农运动操之过激,忍无可忍,遂致酿成武装同志起而自决自卫”,要求“准予全体辞职,严重处分”。[5]24日,发表省政府布告:“嗣后工农团体,务须严守革命纪律,不得有越轨行动,并应受各该当地县长之指挥监督,倘敢凭借团体鱼肉人民,一经查觉,轻则即予拿办,重则即行正法。”[6]在致部队、各县县长的电报中,更明确宣称:“对于工农团体及其自卫队,务须严加监视,不为暴徒利用,倘有越轨行动,即当令同驻军及挨户团严加围剿。”[7]
许克祥发动叛乱时,靠的是武力。迟至24日,才成立起所谓湖南救党临时团,成员为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五人。许等随即通电称:“现在钱荒、盐荒、米荒,到处见告,厘税、盐税概无收入,公私破产,救济乏术”,同时宣布“幡然改图”的四条方针,其一为:“本合作之精神,使农工商为平均之发展,亲密之联合,不蹈畸轻畸重,相倾相轧之覆辙。凡从前未经政府核准之捕押,一律释放;未经政府核准之没收,一律发还。”[8]27日,召开所谓救党扩大联席会议,到会二百余人。由张翼鹏、许克祥报告事变经过,诬称共产党人拟于“五卅”运动之日举行大屠杀,并抢劫军队枪支。会议决定成立救党委员会,领导省政,推定唐生智、张翼鹏、萧翼鲲、彭国钧、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陈其祥、张敬兮、仇鳌等15人为委员。负责拟定“全省清党、组党一切办法”。会议作出的其他决议还有:“取缔暴徒分子大本营的各学校”,请政府明令悬赏通缉暴徒首领,格杀勿论,私藏暴徒首领者同罪等[9]。会上,许克祥提出,鲍罗廷等已于昨日下午到达岳州,他们“为武汉政府所派,不啻就是共产匪党的代表,应在铲除之列”。当时,一致决定将鲍罗廷就地枪决,张翼鹏未表态,其余各人均表示赞成,许克祥并要有跨党嫌疑的仇鳌主稿,张翼鹏领衔。仇、张二人处于被包围的状况下,只好照办[10]。29日,救党委员会发表就职通电,诬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宣布要厉行清党运动,“彻底开除冒牌的国民党员”[11]。
马日事变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河南和武汉。
何键本是事变的策划者,但却装作并不知情。他一面通电指责两湖农民运动令“军中不安”,要求拿办乘机捣乱后方的“暴徒”,以期从舆论上配合事变,对唐生智和武汉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一面则自誓“效忠党国”,“至诚服膺”总理主义及三大政策,力图掩盖自己和事变的关系,以便待机一逞[12]。
唐生智的最初反应是:电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派员赴湘疏解;派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回汉口,向中共中央请示办法;同时致电张翼鹏,要求他打消辞意,妥筹善后,其办法为:一、长沙各军统归张翼鹏指挥,维护治安,非有命令,不得有任何举动;二、召集军官会议,由各部队联合张贴拥护三大政策等标语。三、饬令各部队照标语意旨切实执行,收缴枪支,一律发还[13]。26日,唐生智电告张翼鹏,决定派叶琪、周斓两副军长克日返湘,要张“以刚毅不挠之态度镇慑一切”[14]。此后,他多次发表谈话,声称“反共产就是反革命”。“本军拥护总理农工政策到底,决不会压迫农工群众。现在派员查办长沙事件,对受蒋逆运动的军官,决不宽容”[15]。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唐生智的这些训话不过是唱高调。他的实际处理与此大相径庭。
武汉国民政府接到唐生智等的有关电报后,于24日夜电告长沙,要求军队维持治安,同时要求农工纠察队严守秩序,不得报复。25日晨,政治委员会团决定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汾五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代表中央驰往查办。汪精卫要他们“谋一个根本的解决”,“对于民众既得的利益,要加以保障;过度的行为,须加以制裁”[16]。26日,特别委员及鲍罗廷出发。2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根据陈独秀的意见发表训令,要求消除误会,纠正错误,杜绝反革命的挑拨离间,各团体及个人间如有纠纷,应向党部及政府陈述意见,“不得各逞愤怒,轻启衅端”[17]。同日,鲍罗廷等一行抵达岳州,随即得知许克祥要求军方枪决鲍罗廷等人的消息,不得不中止赴湘,返回武汉,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就这样结束了。
夏斗寅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曾指示各县,农民自卫军遇到攻击时,须予以抵抗。5月20日晚,省委会议决定,夏曦、李维汉、郭亮等几个公开负责人分路转移,另立秘密临时省委。次日,推郭亮代理省委。事变后,郭亮、柳直荀等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工农义勇队进攻长沙,反击许克祥。不久,听到武汉国民党中央派人到湘调查,并解释误会,认为“不可暴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于修复”,又决定停止进攻[18]。5月31日,浏阳农民自卫军因未接到新指示,仍按原计划扑城,但旋即失败。
同日,汪精卫、谭延闿致电张翼鹏,声称:“湘省农工运动幼稚失当,中央早思制裁”,“对于此次军队与农工纠察队冲突,亦能谅解。从此统一党的威权,对于农工运动加以严格训练、取缔,未始非湘省前途之福”,实际上对马日事变表示容许和肯定[19]。电报宣布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前来宣慰军队,要张发电表示欢迎。6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十四次扩大会议,听取陈公博代表特别委员会所作报告,会议决定:一、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由中央体察情形,决定改组办法;二、湖南省党部及农民协会、省工会均应改组;三、长(沙)、岳(阳)一切部队归周斓指挥;四、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活动,各部队之进止须听周斓指挥,各农工武装团体应回原地,两方均绝对不得有寻仇报复举动;五、其他一切事宜均归特别委员会办理[20]。
6月6日,周斓随带军队一团抵达长沙,在欢迎宴会上,周斓表示:“湘省农工运动不良,原属无可讳言,以致前方武装同志及一般均感受极端不安状态。”他说:“对方如仍抗命啸聚,不服中央处理,则惟有严切剿办。”[21]7日,召开军事联席会议,许克祥等参加,决定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一概停止活动;各地聚集农工全体解散,各归原地[22]。
6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湖南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唐生智并表示愿亲自到长沙一行,以和平的方法改组农协,实行农政部所提出的乡村自治条例。军事委员会决定,责成唐生智全权办理此案。当日召开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湖南请愿代表团报告了事变情况,对中央还没有下令讨伐许克祥表示失望。汪精卫冷冰冰地表示:“悲愤之余,还是要用慎重的手段。”[23]由于张翼鹏已于6月7日致电唐生智辞职,因此,会议决定以周斓代理湖南省及军事厅长。
当日,湖南请愿代表团三百余人整队到中央党部请愿。6月15日,再次向唐生智请愿。唐表示:“绝不能以农工运动发生幼稚行动,对整个的农工运动发生怀疑,我们对于总理之三大政策,应始终拥护。”他并称:“许克祥未奉长官命令,擅行屠杀革命民众,不但违反党纪,并且违反军纪。”[24]18日,唐生智致电湖南,要求所有驻湘部队悉听周斓指挥,“内清奸党,外御寇贼”[25]。同日,三十五军军长叶琪受唐生智之命回省,催促周斓就职,他表示:“唐总指挥前在河南,对于湘民如何痛苦,暴徒如何挟持,均已明了。”并称:“湖南马日事变,因暴徒分子肆意蹂躏,武装同志忍无可忍,起而自决自卫,唐总指挥已极谅解。”又说:“从前农工团体组织不好,不能因噎废食,仍然一律恢复,不过改良组织,注意人选。”还说:“西皮分子在湘,至多不过二三百人。以最少数人行动,使湖南三千万人备受痛苦,实为不平,唐总指挥决心改正。”[26]同日下午,周斓就职。他说:“此后执行职务,自当遵守中央命令及唐总指挥意思,中央命令如有不合湖南情形,必定拼命去请求改善变更。”[27]叶琪也散布,唐生智绝无惩戒许克祥之意,相反,却嘉奖许的“大无畏精神”。20日,唐生智致电许克祥,声言:“士兵起而自卫,自是正当,该副师长秉性忠直,因知实有苦衷”云云[28]。其间,唐并致电周斓与叶琪,声称:“容共虽为本党政策之一,不可遽行抛弃,但湘省党部改组,决不使共派参加。”[29]
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蔡和森提出,湖南问题“静候政府解决无出路”,等候唐生智也一样,“要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周恩来提出在湖南举行暴动,集中力量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在反动势力强的地方则“到各乡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自治之临时委员会”[30]。陈独秀同意这一计划,并表示经费问题已可解决。会议决定派周恩来、邓中夏先后赴湘。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一计划未能实行。
6月26日,唐生智抵达长沙,随即公然改变既往态度,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说:“工农运动领导失人,堤流溃决,迭呈恐怖”,“留省军人目睹恶化,身受压迫,乃作自决自卫之谋。”他提出:“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对许克祥,则表示系“激于义愤,实误触纪律”,“请从轻记过一次,留营效力”[31]。电报到达武汉中央后,于右任曾表示,对许克祥未免处置得太轻了,但汪精卫表示,只要唐生智“能镇压下去,可以照准”[32]。唐生智未到长沙前,救党会曾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动摇,但唐生智一到长沙,救党会即作鸟兽散。27日,湖南省党部、市党部、省学联、省农协以及各工会在城厢散发传单,主张恢复事变前的革命状态,严办许克祥,唐生智下令从严究办,28日,曹树生等四人被枪决。周斓布告称:“倘再有前此事情发生,则为有心扰乱后方安宁秩序,一经拿获,无论首从,定予军法从事。”[33]
6月2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唐生智的意见,任命周斓、刘兴、赵墨农、冯天柱、李荣植、黄士衡、谢晓钟、曹伯闻、唐生智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唐生智为,同时任命周斓、李荣植、雷孟强、李毓尧、曹伯闻、黄贞元、尹松乔、冯天柱、唐生智九人为湖南省党部委员。随后,唐生智召开湖南省党部成立会,自述态度变化经过,声称自回湖南之后,“各方面调查考察,才晓得是全体民众不安,军队不能不起来解除全民众之痛苦”。他说:“湖南以前种种惨劫,完全是湖南的共产党所造成。”他同时要求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自行报明”,否则,一经查出,一定加以严厉处分[34]。
许克祥与周斓有旧交,在周返湘之初,曾到周家探询来意,不得要领,随即潜赴湘潭,不久又率军移驻湘乡。唐生智到长沙时,派叶琪带亲笔信到湘乡见许,要他赶回长沙,共商“军国大计”,但许托病坚辞。唐生智回武汉后,下令将许团改为第二师第九团,任命许为该师副师长兼团长,限一星期内开到宝庆,听候改编。其时,许克祥接到蔡翊唐从广东来电,说是蒋介石对马日行动“极表关切”,委任许为独立第二师师长。7月初,许克祥率部队转移湘桂交界的酃县(今炎陵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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