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遣送共产党人
“四一二”政变前后,江西政局变化剧烈。
蒋介石离开南昌使右派失去靠山。3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议决,派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傅惠忠、黄实、方志敏、王枕心、李尚庸八人为改组江西省党部筹备员,筹备改选,代行省党部职权。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免去李烈钧等人的江西省政府委员职务。30日,任命朱培德、杨赓笙、姜济寰、张国焘等人为委员,以朱培德为。这样,就建立起以左派为核心的政权。中共江西省委根据这一形势,决定对反共组织AB团进行一次打击。在与国民党左派首领商讨后,取得一致意见。
右派感觉身陷险境。3月下旬,程天放赶赴安庆,向蒋介石报告,建议迅速决策,与共产党分家。蒋介石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要程暂时忍耐。程天放无奈,于月底回到南昌[1]。
4月1日夜,省总工会、省农会、省学联、军官教育团的代表方志敏等人集会,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次日,南昌各界召开反AB团大会。会后,组成2000人的队伍,由共青团省委袁玉冰和省委组织部林修杰指挥,冲击右派江西省党部,将其捣毁。随后,又去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等七名首要分子处,将其抓获。各民众团体随即发表宣言,认为这是“用革命手段来制裁反革命分子的一日”[2]。
4月3日,南昌市各界群众三万余人集会欢迎朱培德改组江西省政府及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会上,斗争了程天放、罗时实等人。当工人纠察队将他们押入会场时,“打倒反革命,枪决反革命”的口号声大起,程天放吓得跪在台上求饶。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程天放等被押着游街。
除程天放等人之外,段锡朋于4日化装潜逃,辗转到达南京。李烈钧也于同日逃往上饶,在当地另立江西省政府。
“四三”事件使江西的右派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但是,左派的内部也存在着隐患。
宁汉对立期间,朱培德虽站在武汉方面,仍和蒋介石集团保持联系,并力图做调人,双方信使不断。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即致电朱培德,“劝他不可自毁历史”,并要他负责保护程天放等人[3]。胡汉民也致书称:“国民党须提高本身的党权,而不应任人操纵,任人支配,且任人捣乱、破坏。”[4]5月1日,朱培德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第四、第八、第十一各军集中河南驻马店,已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进驻洛阳,预料黄河南岸不难肃清,倘宁方军队同时进军江北,则会师幽燕,为期不远。朱并通知蒋,已派处长刘体乾为代表赴宁[5]。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雷光藩到赣,在雷的斡旋下,朱培德电邀李宗仁来赣会晤。
5月12日,李宗仁自芜湖到达湖口,双方在船上见面,一直谈到14日。会谈中,李宗仁声称,武汉的行动并不是要真正的北伐,乃是要讨伐长江下游[6]。但他表示:“南京国府已立,欲罢不能。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辨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之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他建议: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津浦、京汉两线分路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缓图解决”[7]。朱培德则声称:一、根本与共产党不能合作,惟须避免激烈举动;二、目前双方均受敌人压迫,彼此应努力击破奉鲁军后,再将两湖共派妥为解决。他担心蒋介石的军队自广东、福建方面进攻江西,因此提出:“为使汉方全力向奉军作战起见,盼粤、闽部队切勿入赣,以免入豫军心摇动[8]。他并称:目前军事紧张,如果粤,闽军队向江西前进,汉方必定铤而走险,回兵进扰两粤,势必两败俱伤。他不忍置大敌不顾,互相残杀,只能率队回滇。李宗仁同意朱培德的意见,双方协议:“上下游军队均一致北伐,后方则中止军事行动,以免误会自残。”[9]5月16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建议将入赣之兵撤回粤、闽边界,避免和朱培德冲突[10]。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后,复电朱培德,要求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保证。于是,朱培德即派人往武汉劝说,其主要精神为:“内部一经发生军事行动,无论如何必致使已倒之军阀复兴,而革命同志非同归于尽不可。”[11]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的态度是:“不打到北京,不谈政治。”[12]这样,宁汉双方就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将彼此的分歧搁置起来,先行北伐。5月20日,朱培德派刘体乾、杨冰、厉式鼎三人随雷光藩赴宁报告。他并建议,刘驻宁,雷驻赣。
朱培德一面和李宗仁、蒋介石联系,一面积极贯彻武汉国民政府的“退却”与“和缓”措施,并筹划“分共”。
5月4日,陈其瑗到达南昌,召开一系列会议,宣布武汉政府新的外交、经济政策。同时决定暂缓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暂缓执行程天放的死刑,组织工商联欢会,提出“打倒劣绅,保护正绅”等口号[13]。17日,朱培德在南昌召开省党部、省政府联席会议,议决八条:不准非法捕人;严禁妨碍工人运动;不准自由没收财产;保护庙宇;保护正绅;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信仰自由;非法杀人抵罪[14]。20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中央特派员李松风、李尚庸,省政府代表朱克靖,委员刘一峰,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刘九峰,全省工农商学团体代表方志敏等三百余人出席。会议决定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AB团反革命案件。会议提出的口号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合作万岁”等[15]。29日,会议闭幕。
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仍然是左派的胜利。但是,也就在这一天,朱培德以召开全军政治工会议为名,请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去谈话。朱培德不出面,由第三军参谋长代表,说是江西军队中的武装同志和做政治工作的几位人员发生了一点意见,请那几位暂时离开江西,以免引起不好的后果。会上,有人表示,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成为僵局[16]。当夜,驻南昌的第三军第七、第九两个师忽然连夜出动,撕毁各处革命标语,代以“欢送共产党离赣”、“凡共产党员请赶快离赣,免得费力”等口号。30日,第三军全部政治工作人员142名被遣送出境。
同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黄实、陈其瑗三人组织江西特别委员会,以朱培德为。
走出第一步以后就是第二步。6月5日,朱培德下令释放程天放等人。同时,继续遣送省、市党部及农工左派代表人物刘一峰等20人,并且出动军警,查封江西省总工会、市党部、学生会、农民协会、《贯彻日报》、《民国日报》等处。6日,朱培德布告称:凡共产党员应完全退出,个人之身体财产,政府当负责保护;省内一切农工运动着暂时自行停止,听候中央指导;各民众团体及民众对于共产党及农工运动之人,不得寻仇报复,有胁迫强暴行为,并不得轻以共产党员名目诬陷他人,违者以军法从事[17]。9日,朱培德致电何应钦,声称赣省不动声色,已勒令共产党出境,以后政治问题当易解决。电文表示,欢迎何应钦所派参谋潘某来赣[18]。10日,再电李宗仁等,声称郑州、徐州相继攻克,为大局计,建议宁汉双方“宜并力一向,乘胜逐北,荡取燕京”;关于党内纠纷,朱培德表示,“尽力由政治上从容解决”,“共产分子完全退去本党”,“但使两方意见得以和衷商榷,武汉方面似乎无成见可言”[19]。
朱培德遣送共产党人出境之后,担心共产党人会以“暴动”来反对他,因此竭力说明:“农工运动系本党重要政策之一,暂时停止系欲于方法上有所改善,不久中央即有方针指示,仍当积极进行,切不可误会为反对农工运动。”又称:“本人绝对拥护中央,誓与武汉国民政府同生死,共存亡。蒋逆摧残农工运动,非打倒不可。”[20]6月7日,朱培德致电武汉中央,要求迅派党务及农工下层人员40名赴赣指导一切,同时要求派陈公博、何香凝、朱霁青三人赴赣处理善后。他主动采取措施,安定人心。6月13日,他一面下令恢复农工活动,撤走驻守农会、工会的军队,一面向武汉政府请辞特别委员会一职。武汉政府赞许朱培德在江西的行为,陈其瑗向武汉中央报告说,朱培德“为人很忠实”,“这次的事件,是他苦心孤诣在为大局着想,不然,江西会闹得长沙一样”[21]。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慰留朱培德,并派陈公博赴赣指导党务。当时,全国总工会准备对江西政局有所表示,武汉政府决定制止。18日,朱培德派黄实到汉口,会见被遣送的第七、第九三师的政治部主任,表示歉意,声称“他一生就是这一次做出了这样对不住人的事”,“真是吃了屎啦,请几位多多原谅”,“要他们重回江西帮忙”[22]。7月7日,何应钦密报蒋介石:“共产分子仍在浔大活动”,“拥护三大政策及打倒新军阀等标语随处皆有”[23]。
7月8日,南昌总工会代表大会决议恢复江西全省总工会和南昌市总工会。尽管形势险恶,但江西群众仍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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