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皖溃败与蒋介石下野
汪精卫集团分共后,宁汉双方已无根本冲突,于是,冯玉祥便积极出面调停。
徐州会议后,蒋介石曾希望冯玉祥能出兵进攻武汉,但是冯玉祥的兴趣在北伐,不愿意为宁方打内战。7月7日,孔祥熙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到达洛阳[1]。冯对孔称:“我不能攻武汉。”[2]7月12日,冯玉祥电告汉、宁,要求停止攻击,联合北伐,声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3]。14日,又会同徐谦、孔祥熙,通电提议在开封召集紧急会议,“所有本党领袖,除共产党跨党者外,宜共同集合,专讨论党的问题”,“会议所公认负咎之人均服从决议,各自下野”[4]。宁方也表现出合流的愿望。18日,胡汉民、吴稚晖、钮永建复电冯玉祥,要冯转告汪精卫,停止东征,如能“幡然携手尤善”[5]。冯接电后,于22日再发一电,提出四点意见:一、武汉所定分离共产党,解除鲍罗廷职,应请明令宣示。二、统一国民党中央。或按原议,政府迁宁;或设南京政治分会,指导东南等省党务政治。三、各领袖在开封开预备会,决定此次党潮,孰应下野,孰应继任,由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任免。四、未解决前,停止军事行动,以江西、安徽为缓冲地[6]。
除冯玉祥外,孔祥熙、居正、宋子文等也都在宁汉之间斡旋。汪精卫集团同意合流,但表示必须以自己为正统。7月24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联名致电冯玉祥称:一、分共及解除鲍罗廷职,均已实行。二、中央迁都南京,中央早已决定。三、中央会议须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召开。四、如有和平统一方法,自不必出于一战。同时,汪精卫声称,他与蒋“只有公愤,别无私仇”,“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不可失坠,此必以死争”[7]。对于此时的汪精卫集团来说,反共已经输给南京方面,“中央党部及政府之统系”自然成了必须力争的生命线。不过,汪精卫也感到,自己身上存有易被南京指责的疮疤,不得不作出某种表示。8月3日,汪精卫等再电冯玉祥,表示愿与宁方一致努力,消灭共产党。汪称:如宁方“果能尊重中央,南讨共贼,北伐奉鲁”,他个人的进退,无关重轻[8]。6日,汪精卫发表《错误与纠正》一文,声称“最大的错误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并称:“如今不是引疚的时候,而是补过的时候。”[9]所谓“补过”,自然是加紧反共。
汪精卫集团一面表示接受冯玉祥等人的调停,一面仍在积极准备东征。汪精卫等深知,宁方不会轻易承认自己是正统,而武汉方面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也非东征不能解决。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四条关于时局的决议:一、提高党的威权。二、统一军政、民政、财政。三、打破割据局面,消灭地盘思想。四、党员全体动员,组织民众,训练民众。29日,武汉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取舍予夺,为所欲为”,“在南京僭窃以后,益复横行无忌”[10]。8月9日,唐生智通电,声称“长江各省之痛苦,皆中正所造成;共产党徒之作乱,亦即中正之暗示”,反将红帽子扣到了蒋介石头上。他要求海内同志,共起“平乱”[11]。随即指挥东征军向南京推进,大有与孙传芳军形成夹击之势。
宁汉对峙,为北洋军反攻提供了机会。
7月24日,徐州为直鲁军许琨等部攻陷后,南京北伐军全线动摇,纷纷自鲁南撤退,南京震动。同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称:“徐州不保,诸事棘手。”[12]在高级将领会上,李宗仁建议各军南撤,固守淮河南岸天险,待武汉局势澄清,再图规复。但蒋介石力主及时夺回徐州,并决定亲自率部反攻。行前,蒋介石声言:“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13]25日,蒋介石率嫡系第一军第二十一师抵达蚌埠,会同第六、第十、第三十三、第三十七、第四十、第四十四军发起反攻。27日,蒋介石复电冯玉祥,保证一星期内成功。电称:“宁失宁粤,不愿委弃徐州,以断我两军之联络也。”[14]他要求冯玉祥尽快从豫东派部队夹击。
宁方的许多将领看到宁汉对立和宁方内部蒋桂矛盾的加剧,都力图自保。王天培(第十军)、赖世璜(第十四军)、叶开鑫(第四十四军)、曹万顺(第十七军)、周凤歧(第二十六军)、谭曙卿(新编第一军)、贺耀组(第四十军)等纷纷请求武汉方面加委。这样,在前线的部队自然更不愿积极作战。冯玉祥的东路指挥鹿钟麟因受直鲁军和红枪会牵制,一时也无法逼近徐州。 孙传芳、张宗昌见此,故意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步步后撤。8月2日,宁方军队接近徐州城垣,孙传芳、张宗昌突然发起反攻,从右翼迂回到宁方军队侧后。蒋介石因事出意外,一时指挥失措,各军陷入混乱,自8月5日起纷纷向南撤逃。蒋介石也于当日乘车逃到蚌埠,下令全军退守淮河一线,持久防御。可是各军只顾退却,根本无法组织有效防御。8月6日,蒋介石率先逃回南京,各军无心恋战,纷纷自行南撤。8月12日,孙传芳军全线渡过淮河。17日,南京军事委员会鉴于前线部队已不堪再战,下令撤至长江南岸,修整部队,扼险固守。尾追的孙传芳军随即进抵浦口、六合、扬州一线江岸。从8月5日到18日这13天中,宁方北伐军从徐州至浦口溃逃了七百余里,成为北伐出师以来最大的一次败绩。
蒋介石反攻徐州前后,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情绪更趋强烈,从“和平分共”转向暴力镇压。
7月30日,武汉人力车工人发生罢工。8月1日,谭延闿称:“我们对付CP并没有破脸,现在他们鼓动罢工、罢市,是他们先破脸,我们也顾不得许多了。”陈公博称:“我们应当一面抓他们的领袖,一面设法避免军警同工人的冲突。”[15]南昌起义后,汪精卫集团的情绪更为激昂。8月5日,汪精卫咬牙切齿地说:“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同时,他表示:“我们要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处分,因为我们对于容共政策,太不知变通了。”[16]8日,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会上再次表示:“现在说是容共的,就不算得是人!”当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一、列名南昌革命委员会的跨党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开除党籍,免职、通缉拿办;二、列名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的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等开除党籍并免职;三、徐特立、李立三、张国焘、彭湃、周恩来等通缉拿办;其他跨党党员及任职者,并即开除党籍及免职。同时,决定《清查共产党员办法》四项:一、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著名CP分子,应由地方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四、如有CP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17]。讨论时,于右任称:“要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你也发表,我也发表,恐怕报纸还没有许多地方登载。”不过,于的发言并没有使与会诸人的头脑冷静下来。会议同时决定:改组湖北省党部及各人民团体;湖北全省党务,暂时一律停止进行,各人民团体,着即停止活动。
汪精卫集团既坚决反共,桂系便企图拉拢汉方,合力排斥蒋介石。
8月8日,李宗仁领衔致电汪精卫与谭延闿,声称读了汪精卫8月3日致冯玉祥的电报之后,“喜极而涕”,共党既已退出,则国民党“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当前大计在于北伐,要求武汉方面及早到南京召开中央全会。该电将白崇禧、何应钦排在联署人的第二、第三位,而将蒋介石排在第四位[18]。10日,汪精卫等复电李宗仁等,重申武汉的中央党部及政府为“党国之最高机关”,但表示可以通过中央全会解决“个人责任”、“机关改组”和“统一全国之政府”等问题[19]。12日,南京国民党召开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讨论。此际,李宗仁称:“请总司令自决出处。”白崇禧也称:“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20]当时,蒋介石曾表示:“我完全服从监察委员会,愿与中央监委同进退。”蒋的意见立即遭到反驳:“总司令应大权独断,何以须随监委为进退?”[21]
在内外交困,和既不成、打又不能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下野。8月9日,蒋介石下令扣押王天培,后又扣上与唐生智勾结、擅自退却、扣饷等罪名予以枪决。12日晚,蒋介石将军事交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负责,离开南京去上海。13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总司令职务。宣言埋怨“武汉同志不察,异议所加,集于中正一身”,声称“今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宣言向宁汉双方指出三点希望:一、武汉同志克期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二、分驻湘、鄂、赣各地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国民革命;三、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22]。
8月13日,胡汉民得知蒋介石辞职消息后,立即与吴稚晖、蔡元培等商定,去上海挽留。但胡等人赶到上海时,蒋介石已转赴奉化。胡汉民挽蒋不成,决定与蒋共进退。14日,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联名致电冯玉祥,宣布辞职,要冯玉祥“一柱擎天”[23]。接着,蒋介石的盟兄、上海市长黄郛也通电辞职。蒋系人物纷纷撂挑子,南京政府无人负责,立即陷入瘫痪状态。8月14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称:蒋“一身系党国之安危,为民众之救主”,敦促他“克日返宁,主持大计”。冯并称:如蒋一意坚辞,他本人也只能“一同退伍”[24]。15日,南京方面召开军委、党务联席会议,推李烈钧为。李称:“万不任劳苦功高、革命中心之蒋总司令引退”,也不能任胡汉民等“党国柱石”“洁身远引”。何应钦、李宗仁也表示,应一致挽留蒋介石[25]。然而,蒋介石却故作姿态,于16日致电南京,声称“自愧谫陋,无补时艰”,“清夜扪心,益滋惶惑”,不仅要求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而且要求“重治中正以失职之罪”[26]。17日,南京政府复电蒋介石,劝其“不避劳怨,勉任艰巨”。[27]次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致电蒋介石,劝他“照常供职,勉成大业”。电报并称:“所请开去总司令职权,重治失职之处分,应毋庸议。”[28]这样一来,蒋介石的身价反而增高了。
除南京、开封外,广州李济深也反对蒋介石下野。9月4日,广州召开大会,主张挽留蒋介石及胡汉民、张静江等五委员。13日,李济深发表时局宣言,要求“武装同志平心静气,认定蒋为此时此地最优最适之军事领袖”;主张请蒋即日复职,请汪即日赴宁,从速召开第二届执、监委员会议,解决一切重大问题。李称:“继续北伐,乃宁汉合作之真目的,汪蒋合作,乃宁汉合作之真精神。”[29]
在近代中国政坛上,蒋介石是使用以退为进策略的高手。他的下野,一方面使武汉方面失去东佂借口,从而减轻了宁方所受的军事压力;一方面使南京政府群龙无首,陷于瘫痪,不得不再次请他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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