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与蒋冯合作
宁汉对峙,冯玉祥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双方都竭力拉拢他。
冯的基本态度是调和宁汉,共同北伐。他认为:“目前正是军事紧急时期,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当集中于此,不容分化。”[1]当时,唐生智在冯部的代表汪某主张“倒蒋”,潼关一带贴满“倒蒋”标语,冯对此均不赞成,质问说:“你们昨天还是拥护蒋总司令,今日忽又翻脸要打倒他,究意是什么道理?”“你们打倒他去,我还是照常干我的。”[2]5月31日,毛以亨到潼关。毛携有蒋介石及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亲笔函件,内称:“经济一端,极愿于此克复江浙之时,竭力救济。”[3]见冯后,毛称:蒋允每月接济50万元。冯当即表示:蒋介石是“始终合作之革命同志,不受任何方面所转移”,希望蒋“早复徐州,俾陇海可以联络”[4]。
武汉政府不了解冯蒋联系的情况,急于拉冯反蒋。当时,唐生智一再电请“负责同志赴前方指导政治军事”[5],6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移樽就教,派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顾孟馀、孙科等政治委员会团到郑州与冯会商,并先期派邓演达到潼关相迎。
邓演达到潼关后,冯即召集会议,邓演达通报武汉政府的意见,大意有三方面:一、蒋介石叛变和蒋叛变后的形势;二、郑州会议的时间与内容,包括团结革命力量讨伐蒋介石等;三、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饷项装备问题。冯对前两个问题不感兴趣,对第三个问题“发言特多”,“几乎到了大发雷霆的地步”[6]。6月9日,冯玉祥抵达郑州,汪精卫、徐谦等均到站迎接,头、二等车厢均不见冯氏踪影,正狐疑间,出现了下列颇有戏剧性的场面:
忽然看到铁篷车内,钻出一个大汉,军服褴褛地扛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军用水壶,招呼汪、徐等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大家一看,原来就是冯氏[7]。
郑州会议于6月10日举行,参加者除前述汪精卫等人及冯玉祥外,武汉方面有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唐生智等,西北方面有于右任、鹿钟麟等。
会议首由谭延闿致词,赞扬冯打出潼关,对于加速北伐的进展起了很大作用,希望冯“今后在军事上对北方担起更大的责任”。汪精卫继称:“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8]冯玉祥对反蒋仍不表态,仅称:万不可分散革命力量,授敌以离间我之机会[9]。会议决定:一、河南全省及陕甘两省均为冯玉祥防地,豫东、豫北之敌由其肃清,唐生智等部回师武汉,巩固后方。二、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政府委员会,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三、撤销原北京、西安政治分会,成立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馀、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及原西安分会委员刘伯坚、郭春涛、杨明轩等为委员,冯玉祥任。四、第二集团军改编为七个方面军,以孙元良、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任总指挥[10]。至此,冯玉祥不仅掌握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实权,而且部队已发展至四五十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力量。
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人和冯玉祥谈过两湖情况,认为“许多方面,看不下去”,“以商业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徐谦、孙科二人说,他们曾在衣铺定做两套衣服,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何键则称:湖南“糟成一团”,“兵们带了3元、5元、或10元、20元回到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11]。汪精卫等人所说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冯玉祥。在陕西时,冯就对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幼稚”做法不满,这时就进一步发展为恶感了。
郑州会议只开了两天,汪精卫等即接到朱培德电报,声称蒋介石要窥取江西。6月12日,汪精卫等草草结束会议,留徐谦、顾孟馀在汴指导政治,其他人均匆匆返汉[12]。
会议过程中,冯玉祥曾告诉汪精卫,蒋介石给他打过几次电报,劝他不要出兵,待第四方面军歼灭河南奉军之后,再会师中原。冯并称,有许多人劝他同蒋介石合作,他都一笑置之,收到那些电报之后,越发觉得蒋介石是“狼心狗肺,不齿于人类之东西了”[13]。然而,事实是,郑州会议开幕的当天,冯玉祥就给蒋介石打过一个电报,建议迅速攻下济南,使黄河南岸俱无敌踪。电称:“上游方面决不与我兄为难,弟可负其全责也。”[14]郑州会议甫一结束,冯玉祥又立即派毛以亨赴徐州,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和蒋介石会见问题。16日,冯玉祥再电蒋介石:“专候我兄晤谈种切,未知大驾现到何处,请即飞电指示,以便早日趋候,面倾渴想。”[15]17日,蒋介石偕李鸣钟、方本仁由南京抵达徐州。同日,冯玉祥三电蒋介石,声言即来徐州,接洽北伐,表示将和阎锡山联络奋斗,“均惟吾兄马首是瞻”[16]。为了保密,他精心设计了行车计划:先命铁路局备车往西,及至车头发动,突然下令东行。
蒋介石接到冯玉祥来徐的电报后,即派方本仁、何成濬等西上迎冯。19日晨,蒋介石又亲率在徐将领专车西上,到徐州前一站——郝寨迎接。“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大家屏息以待”,于是,再次演出了与郑州类似的戏剧性场面。布衣、敝履、腰束布带的冯总司令与革履佩剑、光彩耀目的欢迎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7]。蒋的远迎使冯备受感动。他觉得蒋介石“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来”[18]。冯玉祥即在车站演说:“西北军整个加入革命,一致北伐,极愿与蒋合作,共同奋斗,以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目的。”[19]当夜,蒋介石为冯玉祥接风,冯在答词中又说:“曾忆张作霖攻南口时有言:勿使南北两赤结合;勿令冯蒋携手。今吾等竟得以结合而又携手,北伐之胜利可预卜矣!”[20]
徐州会议的日程极为紧张。20日晨5时,冯玉祥即赴蒋介石行营与蒋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会谈。下午,冯玉祥与李烈钧谈话,建议:一、联晋制奉,援助阎锡山,牵制奉张;二、消除内部隔阂,宁汉两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夜10时,召开第一次特别会议,出席者有张静江、蒋介石、胡汉民、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李鸣钟、何其巩、冯玉祥、蔡元培、钮永建、李石曾、李烈钧、黄郛、吴稚晖15人。议题八项,其主要者为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继续北伐、武汉政府问题等。胡汉民发言称:“共产党欲藉寄生我党来支配我国”,“毁灭吾党实力,使永无作为”。冯对此表示“极能了解”[21]。21日上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冯,声称:“如武汉军东下,请派兵直捣武汉。”冯答以绝无此事[22]。当日续开第二次会议。冯称:“自陕出,不知一切,所见止京报。应宁汉合一。”“赴郑后更明了”,“至徐方知可合”,“所难合者因共(产党)托国(民党)行恶”。冯并称:“鲍(罗廷)太骄”;唐生智主张“自(己人)不杀自(己人)”[23]。冯还转述了他从汪精卫等人口中听到的湘鄂地区“店员打店主,农人打地主”的情况,吴稚晖听得高兴,自愿为冯起草致汪精卫、谭延闿等人通电,但冯认为吴稿“不像调停者的口气”,又作了修改。通电复述了郑州会议时冯玉祥与汪精卫诸人分头谈话时的意见,认为武汉地区“社会根本摇动,国民无一安宁”,“补救之方”一是设法使鲍罗廷回国,一是“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电报称:“宁方同志闻之,无不悲喜交集,一致欢迎,现在双方处境之苦,业已完全了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千钧一发之秋,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电报要求汪精卫等“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同时要求唐生智调集所部于郑州,协力北伐[24]。冯称:“我这个电报,一定有个结果,否则我对他们便当实行相当手段。”[25]同日,蒋介石、冯玉祥还联合通电全国,声称:“谨偕全国革命军,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使命而后已。”[26]该电宣告,冯蒋合作局面正式形成。
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每月协济冯玉祥所部军饷200万[27]。21日下午,冯玉祥带着第一批50万银元登车西去[28]。
22日,冯玉祥回到开封,即命令省政府“严防共党”[29]。26日,集合政工人员讲话,要他们“认清主义,勿受共产党所诱惑,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30]。28日,致电河南、陕西、甘肃省政府,要他们与南京一致行动,1.不准跨党;2.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3.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31]。7月7日,在洛阳官佐及总部人员朝会上宣布:“不经军长、师长之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是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各级各处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32]。但是当240名政治工作人员集中以后,冯又对他们诉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冯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大刀队将全部人员押送到武胜关,强迫遣散[33]。
徐州会议是蒋介石的一个重要胜利,对武汉国民政府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自此,力量的天平倒向南京一边。7月6日,蒋介石在上海全市党员报告会上说:“现在中国政治重心,在南京国民政府,吾们党国最重要的,就是徐州会议。吾党之成败,吾国之存亡有关于此。”又称:“从此一切权力不久将完全归于我们的党了,我们的党也愈臻稳固了。”[34]有了冯玉祥撑腰,蒋介石真是高兴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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