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集团分共
汪精卫早有在适当时期和共产党“分家”的打算,到武汉后,受到徐谦、顾孟馀、谭延闿、陈公博等人的影响,右倾日益明显。但是,罗易仍然对汪精卫怀有好感,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领导人”,力图使他成为武汉政府的有力领袖,从而挽救日益迫近的危机。为此,他一面致电莫斯科,要求重申对汪精卫的支持,一面向汪精卫提出了一项计划,其内容是:召开地方代表大会,制订国民革命纲领,选举紧急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紧急代表会上通过国民革命纲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排除那些不能无条件赞成国民革命纲领的人。汪精卫同意这一计划,但要求迅速兑现必要的帮助[1]。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向会议提交了《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认为武汉政府是“空架子”,主张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24日,斯大林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认为“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他没有发现武汉政府正在发生的变化,仍然认为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主张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2]。30日,会议通过的决议重申:“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它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决议批评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摇摆现象”,“对于国民党领导人的批评并不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而对群众运动的发展,有时流露出某些惧怕情绪”[3]。会议期间,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对土地革命态度不坚决,要求迅速改变,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共产国际还提出,要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发动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土地。此外,共产国际还给鲍罗廷和罗易二人打了一份电报,通称为5月指示,内容为: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的新的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4]。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5]。
上述指示在6月初到达中国。罗易认为电报来得太迟了,但仍想在这关键时刻,去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恢复汪精卫的信心[6]。同月5日,罗易邀请汪精卫谈话,向他传达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并且将副本交给了他。汪读了之后,非常吃惊,觉得“严重的时期已到了”,表示“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会团看了以后再说”[7]。次日,汪精卫赴河南参加郑州会议。
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5月指示。陈独秀逐条分析,认为无法实行。他说: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未开代表大会,怎样增加领导成员;建立军队问题,不是言过其实,就是幻想;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也行不通[8]。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即陷于意见分歧和摇摆不定中。
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罗易提出:“我们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出路。”蔡和森支持罗易,主张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下总攻击”,“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来与他们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陈独秀主张:“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应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9]会议推罗易起草宣言及政纲,同时通过罗易提出的两点建议:一、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二、发表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要求罢免朱培德的职务,讨伐朱培德[10]。
罗易计划在汪精卫回来之后,宣布一天的总罢工,三镇的全体工人集会听国民党领导人发表演说,在讲坛上,共产党的代表要求按照党的决议行动,如果国民党领导人不同意,就监禁他们,以之作为起义的信号,汉阳兵工厂附近的工人立即占领工厂[11]。鲍罗廷得悉这一计划后,极为生气,谭平山也大骂罗易“左派幼稚病”。于是,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取消原案。瞿秋白表示:“我们进攻应是有准备的,全无准备而冒然进攻是无益的。”[12]会议接受李立三的意见,将示威罢工改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6月13日,汪精卫等自郑州回到武汉。15日,武汉各界召开欢迎第二期北伐将领及武装同志凯旋大会,议决讨伐蒋介石,恳请中央拿办许克祥,抗议江西驱逐农工领袖等多项。会后,各团体向武汉政府请愿,湖北总工会经过中共中央秘书厅同意,散发了反对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喊出了“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等口号。汪精卫怀疑共产党人联络军队反对他,流泪切齿地对鲍罗廷、陈独秀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何必联络武人来倒我!”[13]
鲍罗廷认为,只有东征才能解决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郑州会议之后,鲍罗廷即企图动员唐生智东征。他一再申言:“我们箱内还有草,他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14]汪精卫也主张东征,对人说:“郑州下后,肃清内部,蒋为死敌。”[15]他一面在部分将领中宣布共产国际的5月指示,要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决议,努力奉行。同时要求唐生智先行率部东征,推倒南京政府。6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根据军事委员会报告,将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下辖两个方面军。以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为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以第四、第十一、暂编第二十军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总指挥;以黄琪翔为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军长,以贺龙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徐州会议蒋冯合作的消息传来后,汪精卫非常震怒,更加大力宣传反蒋[16]。7月6日,汪精卫提议,命令财政部与军事委员会筹议东征计划。他说:“现在集中兵力、财力,比北伐还有把握,一定可以打胜仗。大家要鼓起勇气,一致来对付东南的叛徒。”[17]
但是,当时唐生智及其将领中的分共情绪已日趋强烈。多数人主张以分共为东征的先决条件[18]。唐生智提出:“送谭部长、苏部长出洋考察。”汪精卫受到军方的压力,曾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表示:“被人强奸”,担心“不能在武汉立足”[19]。6月下旬,汪精卫与谭平山谈话,要他和苏兆征立即上呈,退出国民政府。27日,何键发表宣言,内称:“两湖地方民众团体时常发现越轨行动。而湖南各县闹得更是极糟。”宣言否认所谓“农工运动幼稚”、“工作过火”的说法,认为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宣言并诬称,共产党决议:凡年满25岁未入彼党者,一律屠杀。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及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20],随即出动军队占领并捣毁五金业、木船、染织业等工会。同日,李品仙出动军警查封全国总工会、农民协会、工会纠察队,看管苏联顾问,准备遣送出境[21]。
对于突然发生的情况,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都缺乏必要的准备。6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蔡和森提出,“以鄂做中心,湘、鄂、赣三省左派为基础”,形成左派队伍。周恩来提出“东南讨蒋”。陈独秀提出,在国民政府中提高唐生智、于右任的地位,反攻谭延闿、顾孟馀等取消派,准备与国民党谈判[22]。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罗易提出的《国民革命纲领草案》。鲍罗廷认为“国民党还是致力革命的”,主张在两党政治、群众运动的控制、工商业等三个问题上让步,否则,“与国民党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鲍罗廷特别提出,“土地问题不要再提了”。陈独秀主张将土地问题提交两党联席会议,反对农政部掌握农民自卫军,认为“国民党会把这看作是对它的权力的威胁”。罗易反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认为那样将只能帮助反革命。他主张加速国民党的阶级分化,“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在国民革命基础上与我们合作时,共产党就越过国民党领导人,向其广大党员揭露和谴责这些领导人是国民党党纲和国民革命事业的背叛者。”[23]会后,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电共产国际,声称国际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是,“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电报声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24]。28日,中共中央在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报告说,何键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会议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发奎军。
此际,中共中央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并且企图以不断让步来争取汪精卫等人继续革命。29日夜,汪精卫在鲍罗廷住处抱怨:“CP似不与之合作。”3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作函答复,解释“误会”[25]。同日,谭平山在武汉英文报纸《人民论坛》上发表启事,声称由于未能“纳农运于正轨”,引咎辞职[26]。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称:“对于将来,我们有三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陈独秀认为,第一条路“不正确”,第三条路“行不通”,唯一的出路是第二条[27]。会议通过国共关系的11条政纲,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28]。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湖南问题,毛泽东认为唐生智或者有决心解决何键,陈独秀认为何键与冯玉祥、蒋介石一致,唐生智与左派一致,会议决定“拥唐反蒋”[29]。
当鲍罗廷、罗易争吵不休,陈独秀一心一意“让步”之际,共产国际迅速对有关问题作出了决定。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批评谭平山的离职决定是“错误的”、“怯懦的”,认为武汉政府已经“转到工农的敌人的阵营里”,“共产党人必须示威地退出国民政府”,但“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改组其领导机关进行坚决的斗争”。电报并要求中共召开紧急代表会议,“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30]。10日,布哈林公开发表文章,严厉批评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31]。同时,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明确指出:“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32]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新的中央决定:在张发奎的军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召开中央紧急会议。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武汉政府“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国民党,不能抛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33]。同日,谭平山、苏兆征联名发表态度强硬的辞职书,宣布辞去民政及农工两部部长的职务。
14日,汪精卫召开政治委员会团会议,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执委会会议;二、开会以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联,讨论切实联络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声称: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又称:“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34]陈友仁代表宋庆龄发言反对说:“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35]
15日,汪精卫继续召开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从罗易处读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经过,认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利【厉】害的”。“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他说:“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孙科、顾孟馀积极支持汪精卫。孙科愤愤地说:“第三国际放一个屁,也要说是香的!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顾孟馀说:“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要素,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我们承认共产党有革命的势力,但不能任他们破坏本党存在的三个要素。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会上,谢晋、经亨颐、詹大悲、何香凝等沉默不语,于右任、彭泽民婉转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于右任说:“当日为什么要容共呢,因为总理看见国民党的党员太不努力,差不多山穷水尽已无路,所以才有这一着。”“现在张作霖、张宗昌、蒋介石、阎锡山都有他自己的三民主义,我们再不能随随便便的混了,要晓得共产党不能亡我们,我们自己不努力,那才是真正的亡了。”彭泽民说:“本党中共产分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更不乏人,如果不分良歹,一概拒绝,未免有些失当。”[36]会议通过了政治委员会团提出的三项办法。
7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在公布三项办法的同时,公布了《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及《保护农工之训令》。前者宣称:“有对于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身体自由,诬指他人为共产分子,意图陷害者”,“依法严办”[37];后者宣称:“不因限制共产分子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38]19日,发表《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对时局宣言》,声称中共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的最大表示”,“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39]。17日,国民党中宣部派人接管《汉口民国日报》。自此,连续发表《共产党的无望》、《我们的回敬》、《国民革命唯一之路》、《夹攻之奋斗》等反共文章,号召人们走第三条道路。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知,定于8月15日召开四中全会,讨论政治委员会团提出的统一本党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40]。同日,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各军将领尽快查明军队中的共产党人,劝其脱离关系,并禁止秘密会议[41]。
汪精卫集团确定分共政策之后,反动军官、土豪劣绅们大为活跃。据孔庚报告,发生捣毁党部、残杀党员的县已有35次之多。第三十五军团长段某在一个镇上枪杀了二十几个党员;第十五军一个团长不仅捣毁了汉川的工会、农协和妇协,并强押妇女裸体游行[42]。7月19日,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布《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指责汪精卫集团“屠杀民众”,“已经同南京政府走上了一条路”。汪精卫读后大发雷霆。25日,他在政治委员会上说:“我们几时杀过人!”“这样毫无道理的造谣,向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他气势汹汹地表示:“应该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闹,莫怪我们翻脸了。”[43]。会后,陈公博即根据汪精卫提议,起草并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要共产党“自憬”,“如不放弃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就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44]。同日,通令各省党部、省政府、军部,严防共产党活动。
27日,鲍罗廷回俄。至此,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均被破坏,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彻底失败了。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激起了左派人士的愤怒,邓演达决定出走。他要谭平山转告中共中央,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并称“何键一定开刀无疑”[45]。6月29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宣布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30日,留书武汉国民党中央说:“我始终认为三民主义如果受了曲解,农工如果受了摧残,革命分子如果被摈斥,政治工作如果被威胁,则不独党的革命意义和权威消灭,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结果。”[46]7月3日,他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文章,号召人们“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其间,邓演达曾和苏联顾问铁罗尼一起同张发奎进行过一次谈话。邓称:汪精卫、唐生智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建议张率领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回广东,重建革命基础,重新开始一切。张答以此事需与和汪精卫商量[47]。邓再和汪精卫谈话,汪不为所动[48]。其后,邓演达秘密离开武汉,8月16日到达莫斯科。
宋庆龄长期为贯彻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而奋斗。7月14日,她发表了在8日即已拟就的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声明说:“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然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该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失去了革命性,变成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49]随后,宋庆龄即离开武汉。到上海时,蒋介石曾派何应钦前来游说,企图引诱宋庆龄到南京去,为宋拒绝[50]。30日,她会见合众社记者,明确表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以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51]岁寒而后知松柏,在滚滚的政治寒流中,宋庆龄表现了伟大的革命气节。8月22日,再次发表声明:“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52]随即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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