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成立
宁汉合流,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最初是宁沪合作。
1927年春,吴稚晖到上海策划反共,西山会议派骨干之一邹鲁闻讯后,立即找吴商讨“合作清党”问题。吴表示,当时尚不能断然表明废弃联俄容共政策,但与西山会议派的“一致合作,不过时间问题”。[1]西山会议派感到与蒋合作有望,提出统一党务的四条办法:一、恢复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二、粤、沪两方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施行职权;三、沪、粤两方中央党部分别举出同等人数,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四、沪中央党部宣告清党目的已达,自行结束。[2]“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一面命白崇禧查封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环龙路的中央党部,一面指派林森、石瑛、沈定一等为改组委员及清党委员,实际参与清党工作。6月6日,胡汉民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宣布,以后不容有“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7日,根据张静江的提议,恢复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等人的党籍[3]。接着,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又联名致函沪方,邀请西山会议派分子到南京,以瞻望孙中山墓地为名,与宁方密议党务统一办法。这时张继正好由日本回到上海,遂代表沪方赴宁,与胡汉民等洽商。7月7日,西山会议派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与南京中央协议统一,双方推举同数委员,组织筹备委员会,筹备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并推举张继、覃振、刘积学三人为接洽委员,负责与南京方面商量[4]。会后,张继等赴南京,与胡汉民、吴稚晖等商定,只待蒋介石从徐州前线回来,征求他的意见后,即可实行。
在宁、沪秘密商洽统一时,西山会议派又与武汉的汪精卫集团进行接触。8月初,许崇智派人到汉口,经孙科介绍,与汪精卫见面。汪随即复函许崇智,提出两点意见:一、汉、沪同志开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二、汉方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请西山会议派同志加入工作[5]。西山会议派同意召集预备会议,但不同意由汉方开四中全会,另以与宁方商洽合作的各项办法提出与汪协商。汪精卫表示无法接受,理由是,他只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个人,而不能接受西山会议派的整个机关。
蒋介石下野后,宁、汉合流的障碍已去,合流条件基本成熟,但是,由于龙潭之战,宁方转危为安,实力增强,态度便转趋强硬。
在接洽过程中,汪精卫和汉方处处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对此,宁方与西山会议派自然强烈反感。8月21日,张继致电李烈钧、何应钦、李宗仁等,主张“统一汉、宁、沪三党部”。电称:“同属一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可争,先后反共,更无谁胜谁负之可夸。”但电报同时提出,汪精卫“对内对外皆失信仰”,宜“暂避要路”。[6]9月1日,江苏省党部、南京市党部召集省市各机关、团体代表联席会议,蒋作宾、王伯群、钮永建等依次演说,声称在南京建立中央是“全国忠实党员和一般民众之公意”,宁汉合作是“忠实同志团结一致”,并非“投降武汉”[7]。会议通过“电促汪精卫彻底觉悟,即日内下野,以谢党国”等九项议案[8]。会后即致电汪精卫,指责汪“早已自绝于国人,信用人格,两俱丧失”[9]。接着,浙江政治分会、江苏省党部、南京特别市党部陆续通电应和。9月5日,谭延闿、孙科专程到沪,邀胡汉民等回南京参加二届四中全会。谭延闿对胡汉民解释说:“宁汉均有过,请谅解。”胡以反共“先进”自居,闻言后立即离座,声色俱厉地说;“余无过,汉方各人实有过。”他指责汉方与共产党合作,致成今日局面,声称谭延闿等“均应负责”。胡并声明:“四次全体会万不能开,汉方亦无主持会议可能。因其多卖党罪人,应受党员裁判,安有资格列席?”[10]彼此不欢而散。
同日,汪精卫偕顾孟馀、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抵达南京。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汪精卫发表演说称:宁汉双方同志均应知道引咎,尤其应该知道补过;一切党国大计取决于第四次中央全会[11]。桂系不愿汪精卫以胜利者的姿态接收南京,因此,一面欢迎,一面又在南京街上遍贴反汪的无头告示,“辞句极尽尖酸刻薄的能事”,使汪精卫非常难堪[12]。8日,南京召开特别会议,李宗仁提出:如欲开四中全会,必须邀请宁方委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足以表示宁汉合作的精神[13]。汪为表示“诚意”,只得同意亲往上海“劝驾”。9月9日,汪精卫到沪,自认过错,但胡汉民、吴稚晖拒不见面,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虽然见了面,但都不同意汪的主张。他们以“法统”问题刁难汪精卫。张静江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武汉方面所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是联共会议,也是非法的。又称:汪精卫根本没有召开四中全会的资格和理由。如果汪确有诚意,就应放弃这一主张,衔接在广州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共同召开三中全会。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并扬言:若开第四次会议,他们决不到南京[14]。接着,汪精卫又专访西山会议派的张继、许崇智等人。他们也同样反对召开四中全会,而向汪精卫提出,组织“特别委员会”,合宁、汉、沪三个中央党部于一炉,以实现三派的“大团结”。
9月10日上午,在法租界莫利爱路孙中山故居举行非正式会议,宁、汉及西山会议派均参加。汪精卫为迁就沪方,提议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沪方仍然反对。汪精卫只得放低调子,同意在上海召开宁、汉、沪三方参加的谈话会。
9月11日,三方谈话会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寓所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伍朝枢、李宗仁、李烈钧、张静江、叶楚伧、蔡元培、程潜、褚民谊、李石曾、邹鲁、张继、谢持、许崇智、王伯群、杨树庄、覃振、居正、于右任21人,推谭延闿为。会上,汪精卫再次提出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群起反对。为了打开僵局,孙科提出一项折衷办法,即避开三、四次全会之争,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再图补救办法。孙科的提议得到宁方和西山会议派的赞同。汪精卫也未表示反对。经过激烈争吵,共同商定:
(甲)关于党务:一、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二、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织之;三、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四、特别委员会除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之国民党党部并筹备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最迟于十七年一月一日召开;五、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特别委员9人,由三方共同提出;六、中央各部长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乙)关于政府,宁、汉两政府之合并及改组方法并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丙)统一宣言推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谢持起草。
12日,推定特别委员及候补委员名单。汉方推出特别委员谭延闿、孙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潜;候补特别委员顾孟馀、陈公博、甘乃光。宁方推出特别委员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王伯群、伍朝枢、李烈钧;候补特别委员褚民谊、缪斌、叶楚伧。沪方推出特别委员林森、许崇智、居正、谢持、覃振、邹鲁;候补特别委员茅祖权、刘积学、傅汝霖。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出特别委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15]。
13日,公推特别委员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五人代行监察委员会职权。
上海谈话会确立了宁、汉、沪三方平分秋色的调子,从而否定了汉方的正统地位。这是宁、沪两方策划的一个偷梁换柱的阴谋。开始,汪精卫不明底蕴,未表示反对。会后,孔祥熙宴请宁方委员时,陈公博大谈特别委员会“违背法统”,成立特别委员会是“自己取消了执行委员会”,暗示此举将使武汉集团失去控制国民党中央的地位[16]。经陈公博点破,汪精卫才恍然大悟。13日,汪精卫在宋子文寓所召集汉方谭延闿、孙科、朱培德、顾孟馀、陈公博等开秘密会议,讨论对特别委员会的态度。谭延闿、孙科力陈舍此“别无他途可循”,陈公博、顾孟馀则坚决反对,主张不参加。经过一场激烈争吵,无结果而散[17]。汪精卫知已无法挽回,决定消极抵制,当夜潜赴九江。行前通电称:对共产党“防制过迟”,只因“时局未定,应先补过,不宜遽尔卸责,故隐忍至今”,表示愿“及时引退,听候处分”云云[18]。接着,汪派骨干分子徐谦、顾孟馀、陈公博相继宣布引退。
9月14日,宁、汉、沪三方委员专车赴京。次日,宁、汉两方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举行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沪方在中山陵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分别通过组织特别委员会议案及人选名单。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宣言通告:“从前峙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特别委员会将一面继续清党,一面继续北伐[19]。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又于16日、17日、19日连续召开三次会议,议决如下各事项:一、推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各部不设部长,实行委员制,由各委员互选主任一人统理部务。二、推丁惟汾、于右任、孔庚、王法勤、王伯群、王宠惠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推于右任、方振武、方声涛等67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李济深、汪精卫、胡汉民、唐生智、程潜、冯玉祥、蒋介石、杨树庄、谭延闿为军委会团成员。三、10月1日以前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各地分会。
20日,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同日,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布六条施政方针:一、继续北伐,削平军阀,完成全国统一;二、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三、肃清共产党;四、建设革命秩序,厉行革命纪律;五、实行总理《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之建国程序;六、扫除文武官吏贪污腐败之积习[20]。
特别委员会的成立与国民政府的改组,表面上结束了国民党中央分崩离析的局面,使其归于统一,但是,它是由国民党各派系七拼八凑起来的,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第一,在国民党党章上没有法理依据,为反对者留下了借口。第二,宁方实力派人物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都没有参加特委会,对它持消极态度。第三,汉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极力反对特委会。基于以上几个原因,特别委员会根本无法行使中央职权。它不仅未能消除国民党内各派的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和纠纷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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