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特委会讨伐唐生智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出笼,剥夺了汪精卫“合法领袖”的地位,使他继续执掌国民党中央大权的希望成为泡影。正如李宗仁所说:“原来希望在蒋中正下野后便可重操党权的汪兆铭,在特委会成立后,仅获一国府委员的空衔,而其昔日政敌,今均扶摇直上,重据要津,汪氏未免大失所望。”[1]对于在宁汉合流中的失败,汪精卫感到非常“痛心”。他说:“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2]。但他不甘心就此失败,在九江表面上闭门读书,暗中却操纵唐生智和正在回粤途中的张发奎,企图从湖北和广东两地分头发动,反对特别委员会[3]。
握有重兵的唐生智也极为不满。当时,唐生智利用东征的机会,部队已进入安徽。9月6日,刘兴的第三十六军由大通入驻芜湖,何键的第三十五军由安庆北上合肥,向蚌埠推进。在唐军的逼人威势前,宁方驻皖部队步步后退,安徽省陈调元也退到芜湖以东布防,并向南京求援。9月8日,唐生智抵达安庆。当日宣布:“以前蒋中正所委命的安徽省政府、省党部均应无效”,“听候中央改组”。[4]11日,唐生智由安庆赴芜湖视察,因获悉冯玉祥、靳云鹗发生冲突,即于当日由芜湖折回汉口,出任调停。
唐生智由安徽返回汉口后,利用宁汉暂时停止军事行动的机会,整顿后方,解决两湖境内几支非唐系的武装力量,扫平宋鹤庚部,赶走许克强,驱逐湖南的粤军与湘西的黔军,完全控制了两湖地区。14日,唐生智在汉口召集重要军官会议,决定暂缓北伐,以巩固湘、鄂、皖三省防务。由唐生智担任三省联军总司令,何键、刘兴、周斓为副司令。
为了与控制特别委员会的桂系抗衡,唐生智需要利用汪精卫的招牌以壮大自己的声势。9月19日,唐生智派人上庐山见汪,邀汪赴汉口共商要事。在反对特别委员会这一点上,汪、唐一拍即合。21日晚,两人商定成立武汉政治分会,以便控制两湖与安徽,与特别委员会分庭抗礼。当即通电称:奉中央政治委员会团8月22日训令,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宁以后,在武汉设立政治分会,指定唐生智、顾孟馀、陈公博、孔庚、邓寿荃五人为常务委员。同日,又在武汉政治分会下组织财政委员会,以孔庚、邓寿荃、王祺三人为委员。
南京特别委员会成立时,曾决议取消各地政治分会。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后,特别委员会便据此通令取消。唐生智置之不理,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作出反应,向特委会挑战。于是,国民党由宁、汉、沪三方合流再次转化为宁、汉对立。
9月22日,汪精卫在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委婉地提出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是“迁就事实”的“权宜措置”[5]。25日,汪精卫又通电声称:本人“政府职务虽已解除,党员责任未敢放弃”,今后仍当“以党员资格奔走各方”[6]。27日,汪精卫回庐山继续“休养”。同日,唐生智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任命何键为代理安徽省政府,同时任命各厅厅长,将安徽完全收入自己囊中。28日,武汉政治分会通电称: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在党章上毫无根据,且为将来破坏党的组织者开一恶例”。通电表示:在党的合法机关未恢复职权以前,可以将特别委员会产生的政府视为事实政府,进行有限合作;但不承认特别委员会关于党务、政治的决议[7]。
桂系拥汪本是权宜之计,其真实意图是要将汪精卫拉过去,孤立唐生智,乘机打垮或吞并唐部,控制两湖,使之与广西连成一片。唐生智盘踞安徽,觊觎南京,桂系更感到如芒在背,必欲去之而后快。
谭延闿与唐生智之间有宿怨。8月24日,李宗仁偕谭延闿、孙科自九江赴南京时,即策动谭延闿反唐,谭当即表示支持李。到南京后,在谭延闿的牵线下,李宗仁、白崇禧积极策动程潜参加讨唐战争,保证成功后,由程潜率第六军回湘主政。李并当面向程潜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8]程潜为桂系的许诺所动,自愿充任“讨唐先锋”[9]。桂系还通过谭延闿、程潜的关系,与江西的朱培德、驻鄂西的鲁涤平以及唐生智部下何键、张国威取得联系,从内部分化瓦解唐军。
龙潭战役结束后,南京政府已无北顾之忧,讨唐计划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宁、汉、沪三方的政客们正在为争夺国民党大权而喋喋不休时,桂系即开始筹划西征。
西征前,宁方首先展开政治攻势。10月2日,南京特委会派孙科、伍朝枢、张继、许崇智等十余人赴庐山“劝汪复职”。宁方代表提出:一、取消武汉政治分会;二、武汉军继续北伐;三、恢复中央党部。汪精卫也提出三条相答:一、仍照原议迅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全会闭幕后即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二、由四中全会追认特委会,并可允许其继续存在,但不能取代中央常务委员会,而要与其划清职权范围;三、武汉政治分会暂不取消,但须与中央划分权限。双方最后同意,以承认特别委员会作为承认武汉政治分会的交换条件。关于军事问题,宁方提出:一、新编军队须经军委会批准。唐部扩军太快,以后不能自行扩军;二、汉阳兵工厂所出军用品,应由军委会统一分配,各军不能自行提取;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唐生智、程潜应统率部队,同时北伐;四、何键、刘兴两军退出安徽,安徽省政府、省党部改组。
宁方提出的条件,涉及唐生智的切身利益,汪精卫不能替他做主。10月10日,汪精卫偕孙科、伍朝枢等到汉,与唐生智磋商。11日,汪、唐等与特委会代表会谈。唐生智表示:赞同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合法的党的机关,组织合作政府,对特委会进行有条件的合作,但他坚决反对改组安徽省政府和交出汉阳兵工厂。在汪精卫的斡旋下,最后双方达成政治协议十一项、军事协议三项。政治协议主要内容有:追认9月15日特委会议决案、恢复监察委员会、中央各部改部长制、于必要地点设特别分会、设国民政府等。军事协议则只有厘定兵额,核实兵数,各军不得擅自增减以及统一各地兵工厂等笼统条文[10]。上述协议,反映出汪精卫企图恢复领袖地位的良苦用心,但无奈特委会只是借会谈制造舆论,并不诚心与汪精卫合作。因此,汪精卫的努力只能是徒劳而已。
10月13日,孙科、伍朝枢等携带协议回南京复命。同日,谭延闿、程潜、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孙科、伍朝枢联名通电,表示赞同协议,要汪精卫等来宁开会,以11月1日为期。电报并诈称:“一、三两路军队已络续渡江,集中津浦路,大举北伐,专候驾临主持一切。”[11]正当汪精卫洋洋自得,以为“事已大定,党务军事均可转危为安”时[12],南京讨唐准备也已就绪。
10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会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依法治罪。随即任命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李宗仁为副总指挥,分由长江两岸进攻安徽唐军。同时密令朱培德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在江西策应;何应钦、白崇禧则分率第一、第二路军,在津浦线上对奉鲁军取守势,掩护西征。
南京政府讨唐得到两广与冯玉祥的响应。10月22日,李宗仁、白崇禧致电李济深等,要求饬令范石生、方鼎英各部火速向衡阳、醴陵进攻,牵制唐军[13]。次日,广州政治分会即命李福林率第五军先行开赴韶关,并调回东江各军陆续北上。河南的冯玉祥也致电南京,支持讨唐。22日,孙连仲奉冯玉祥命,进迫武胜关,与驻守该地的鄂军开火。驻防鄂西的第二军鲁涤平部与川军杨森、黔军李燊合组西路讨唐临时军事委员会,推杨森为,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击。贵州的周西成也派兵进窥湘西。一时间,形成了对唐生智四面围攻的态势。
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的第四军即以追击为名回粤,当时已到达广州。汪精卫预感战事将不利于唐生智,便于10月21日离开武汉,转道上海赴广州。但是,唐生智仍决心对抗到底。10月21日,通电斥责南京特委会是“政客官僚之集合体”,宣称要“谨奉总理遗教”,打倒“违法篡党之谋乱机关”[14]。同日,武汉政治分会宣布与南京特委会断绝关系。
战争发动后,唐生智为了保存实力,避免各个击破,决定对内集中全力解除湖北境内非嫡系部队武装,对外则“弃皖防赣,固守两湖”[15]。10月24日,唐军放弃安庆,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八军一部共八万余人集结于鄂皖交界地区,准备与西征军决战。但是,由李宗仁指挥的西征军第三路军进展迅速。11月5日,突破唐生智在广济附近的防线,向鄂东田家镇、蕲东发起进攻。同时,由程潜指挥的第四路军和朱培德指挥的第五路军自赣北向鄂东南的咸宁一线推进,威胁唐生智部沿武(昌)长(沙)线回湘的归路。第二军鲁涤平部则由荆州、沙市继续沿江东下。冯玉祥也派樊钟秀、吴新田部向鄂北挺进。武汉处于四面被包围的困境。
在不利局面下,唐生智所部出现分崩离析局面。刘兴所部第三十六军第四师在安徽境内向程潜投诚。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秘密接受程潜委任的第八军军长职务。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暗中派人向白崇禧接洽,准备在唐生智下野后与刘兴共管武汉。11月9日,唐生智在汉口召集所部将领会议,决定缩短战线,命何键、刘兴两军退守黄州,准备以武昌、咸宁为集合点,与宁方决战。何键因心怀贰志,命所部放弃抵抗,径直后撤武汉。刘兴部受其影响,也只得放弃黄州西撤。唐生智见武汉不保,准备退回湖南。但这时夏斗寅部正窥视长、岳,粤桂军进入湘南,黔军又由湘西侵入,唐生智感到大势已去,便于11日晚在武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唐生智表示:“各方队伍都要向我们进攻,我们不能对付,我只好暂时离开部队到日本去。”[16]他并对善后作了安排,决定由何键、刘兴、李品仙共同负责,将部队撤回湖南,保存军队实力和湖南地盘[17]。会议结束时,他又将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勒毙。会后,唐生智即发表下野通电,乘日轮东渡。
11月12日午后,李品仙、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彭振国暨湖北省党部及商会开会,议决吁请宁方息兵言和。13日,宁、汉双方同时下令停战。西征军陆续进驻武汉等地。14日,南京特委会宣布取消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任程潜、李仲云、王世杰、张肇元、甘介侯为委员,以程潜为。15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唐生智。19日,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张知本、熊斌、张难先、石瑛、王世杰、胡宗铎为省政府委员,以张知本为。同时任命胡宗铎为清乡督办、陶钧为清乡会办,在湖北实行白色恐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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