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整顿内部
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准备继续北伐,但当时的国民党派系林立,两湖、两广的内讧尚未结束,后方还很不巩固。因此,蒋介石复职后即集中精力,整顿内部。
蒋介石的第一步棋是剥夺何应钦的军事实权。何应钦统率的第一路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总指挥何应钦与蒋介石若即若离,使蒋介石非常恼火。为了切实控制嫡系部队,蒋介石于1928年2月9日偕总参议何成濬悄悄前往徐州,采用汉高祖“入壁夺符”的办法,下令撤销何应钦的职务,并下令撤走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卫队。此时,何应钦在外打猎未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后,蒋介石电召交通部长王伯群(何应钦的妻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长李仲公(何应钦的亲信)及贺耀组、陈调元等到徐州开会。蒋对李仲公称,他之所以撤销何应钦的职务,一是因为何与白崇禧联合逼蒋下野,二是何迟迟不发拥戴电,支持蒋介石复职;三是桂系在外散布蒋介石已不能指挥黄埔系的言论。蒋称:“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1]蒋介石说这番话,是希望通过李仲公向何应钦提出警告,不许在嫡系中另立山头。蒋介石先发制人,何应钦只得表示服从。
2月11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声称第一路军辖十余军之多,战线绵亘数百里,运输联络均感不便。请蒋介石改订第一路军编制,并就近指挥,自己则专力于后方事务。蒋介石接电后,即于2月13日下令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设三个纵队。第一军、第九军、第十军编为第一纵队,以刘峙为总指挥;第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编为第二纵队,以陈调元为总指挥;第二十七军、第三十三军、第四十军编为第三纵队,以贺耀组为总指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蒋介石自兼,参谋长由原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王绳祖升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2]。通过改编,何应钦的实权均被剥夺。何认为面子丢尽,即称病告假两个月,避居上海。蒋介石却又安抚他:“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3]在蒋介石的安抚和各方劝说下,何应钦于3月7日宣布就任总参谋长职。
蒋介石的第二步棋是进一步拉拢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实力集团。在整顿第一路军的同时,蒋介石电邀冯、阎到徐州参加军事会议。由于冯、阎只派代表出席,蒋介石只好移樽就教,前往开封与冯玉祥相会。2月16日,蒋介石、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在开封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改组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北方革命军改组为第三集团军。会议并商定以第一集团军担任津浦路作战,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担任京汉、京绥路作战[4]。2月16日,阎锡山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蒋、冯商定的北伐计划。阎并表示,一俟津浦、京汉线发动,山西方面即“同时由京绥、紫荆关、京汉路三路反攻”[5]。17日,冯玉祥陪同蒋介石到郑州检阅部队。18日,蒋、冯互换兰谱,“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6]。冯玉祥写给蒋介石的帖子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蒋介石写给冯玉祥的帖子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7]20日,蒋介石回到南京。29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的第三步棋是整顿两湖。桂系联合程潜西征占领武汉后,唐生智旧部退往湖南,但仍保留第四集团军的名义。1927年11月21日,李品仙、刘兴、何键等和湖南省政府周斓在长沙开会,决定:一、暂时保境休养,听第四次执监会议解决;二、在长沙设第四集团军办事处,以李品仙、刘兴、何键、周斓等七人为办事委员;三、第八军驻湘中,第三十五军驻湘西,第三十六军驻湘南;四、推张开琏为代理财政厅长,月筹军费70万,并设财务委员会,推周斓等21人为委员[8]。会后,即以第四集团军名义扩充第十二、第十七两军,分别以叶琪、周斓为军长。总兵力达到12万人左右。
对于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蒋桂两派都想收为己用。桂系的白崇禧见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遂向李宗仁建议,“确切控制两湖(湖南、湖北),以便紧靠两广后方,把两广两湖打成一片”[9]。1927年11月25日,李宗仁派李品仙之弟李品芗偕袁家谱赴长沙,与李品仙、何键、刘兴等接洽和平改编。主要条件是:一、取消第四集团军名义,仍存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三个军;二、通电服从中央;三、承认程潜率第六军,任省政府,并于三个军中抽调两个军北伐[10]。这时,正在酝酿复职的蒋介石也有意将唐部拉过来,以牵制桂系势力的扩张。蒋介石密遣使者前往湖南,向唐部许诺湖南省长由唐生智部将中推举,不派兵入湘;唐部改编为四个军,军饷由中央政府接济。两相比较,唐部将领决定拒绝桂系的和平改编要求。1928年1月2日,唐部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取消第四集团军番号,静候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11]。
桂系见和平改编不成,决心武力解决,以除肘腋之患[12]。在李宗仁、程潜等人的催促下,南京政府于1928年元旦起实行征湘动员,并以白崇禧为征湘总指挥,到武汉统一指挥。1月15日,征湘军分东、西、南三路向湖南展开全面进攻。东路由白崇禧指挥,率第七军、第十九军、第六军、第十三军和第四十四军等进攻平江、岳州;西路由鲁涤平的第二军和李燊的第四十三军组成,进攻津市、醴州;南路由朱培德指挥,率第三军和第九军进攻株洲。1月17日,征湘军占领岳阳。18日,程潜由武汉赶到岳阳,召集第六军、第四十四军各将领开会,会后即饬令向汨罗追击。19日,第十七军占领平江,唐部退往汨罗江以南。正当征湘军乘胜向南追击时,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倒戈反桂,在岳阳地区与湘军李品仙等部配合,猛攻程潜第六军侧面,第六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白崇禧一面调兵围攻叶开鑫部,一面命令桂军主力第七、第十九军猛攻长沙,以切断唐部后路。21日拂晓,第七、第十九军渡过汨罗河,与李品仙部在江边激战,大败李品仙部。第七军乘胜追击。25日,征湘军占领长沙,湘军残部分向株洲、衡阳逃遁。至此,唐部已失去抵抗能力,被迫接受改编。3月11日,程潜、白崇禧将唐军残部改编为第八、第十二、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四个军,以李品仙为十二路总指挥,节制第八、第十二、第三十六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而以第三十五军何键部留驻湖南。刘兴则由程潜委为高等顾问,令其出洋。同日,程潜、白崇禧等湘桂将领联衔通电,宣告“两湖军事已告结束”[13]。
征湘军事结束后,南京政府准备重建第四集团军和武汉政治分会,以统辖两湖。在人选问题上,又出现了激烈的争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最初决定以谭延闿充任,以此作为蒋介石、白崇禧、程潜之间的“缓冲”[14]。但谭延闿在两湖只有鲁涤平一军,难以驾驭拥有雄厚兵力的桂系和湘系的程潜,而且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极力反对。2月25日,蒋介石约李石曾、谭延闿会商两湖军事及党务。28日,由谭延闿、李烈钧出面,宣称:湖南军事结束,已无成立第四集团军的必要。两湖参加北伐部队,由李宗仁担任总指挥,隶属于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下[15]。同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赴武汉,收束两湖军事,筹备北伐[16]。李宗仁在动身赴汉前,与蒋介石会晤,达成以下妥协条件:一、粤省政府担负北伐军费一部分;二、桂派与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三、蒋与汪精卫在政治上脱离关系。可以保持汪之体面,但不予汪以政治权力;四、蒋系军队不侵入桂系势力范围[17]。蒋介石并接受李济深的建议,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与蒋介石妥协后,即于3月28日偕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抵达汉口,29日转赴长沙,与程潜、白崇禧接洽。4月2日,李宗仁、陈铭枢、程潜、白崇禧等在长沙开会,商定两湖军队组成五个纵队,由李宗仁率部北伐,白崇禧留守武汉,程潜坐镇长沙。4月6日,白崇禧托陈铭枢带亲笔信交李济深,请其转呈蒋介石。除叙述湘鄂近况外,白崇禧表示“服从命令,一致北伐”[18]。在得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保证后,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于4月8日正式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北伐需要巨大的军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月收入不足300万元,而支出却需要1100万至1600万元,因此,不得不依靠发行国库券过日子。1927年5月,发行第一次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7月,发行盐余国库券6000万元。10月,发行第二次二五附税国库券2400万元。1928年1月,宋子文继孙科之后出任财政部长。上任第一天,在张嘉璈宅宴请上海银行家陈其采、李铭、贝祖诒等人,计划发行第三次二五附税国库券1600万元。11日,有关条例出笼,但推销成绩并不理想。2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等团体,声称“中正受命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宗饷源全在推行二五库券”,“无论如何困难,务希办到,以应急需”[19]。在此前后,蒋介石又两次致电张嘉璈,要他偕中国、交通两行行长到南京商量推销国库券一事。张此前已多次提供财力支持,深知此事难办,态度消极。3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沪召开会议,指责张嘉璈“阻挠北伐”,“勾结桂系、奉系”,张静江并提出,要接管中国银行。蒋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会议商定,增发国库券及纸烟捐国库券各1400万,当场通令中国银行月垫五六百万元[20]。6日,张嘉璈召集中国银行在沪董、监事会议,一致认为:“一旦决裂,金融风潮即起。”会后,张嘉璈决定垫款600万元,分三个月交清[21]。依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帮助,蒋介石再次度过了财政难关。
在整理军事、筹措军费的同时,蒋介石又力图掌握国民党中央党务大权。3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及政治分会两项暂行条例。《政治会议条例》规定:政治会议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一切法律问题、重要政务均须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政治分会条例》规定:“政治分会依照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于其特定地域内,指导并监督最高级地方政府,但不兼管党务。政治分会于不抵触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范围以内,得对于中央政治会议未经明白或详细规定之事项,为因时制宜之处分。”[22]
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冯玉祥为开封政治分会,阎锡山为山西政治分会。至此,蒋介石不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且又安抚了地方实力派,在蒋、冯、阎及二李之间保持一种权力均势。13日,国民政府又特任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改任参谋次长。在李济深未到任以前,由何应钦代理。16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战地政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北进战区内的民众、财政、外交、司法、交通等事项,由蒋介石亲信蒋作宾任。至此,北伐的组织准备大体就绪。
3月2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往徐州,督师北伐。4月1日,在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告北方父老书》等四篇文告。在《告前方将士书》中,蒋介石要求前方将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而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告北方将士书》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自动归义者,即以原职任用;其临阵归附者,亦一律从优待遇”。6日,蒋介石又将第一集团军第一、二、三纵队改为军团,仍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为总指挥,并改冯玉祥部第十一路军为第四军团,以方振武任总指挥[23]。合计第一集团军18个军2个独立师,约29万人;第二集团军25个军,约31万人;第三集团军作战部队11个军,约15万人;第四集团军作战部队16个军,9个独立师,约24万人左右[24]。
4月7日,蒋介石发布北伐誓词,声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25]。随即下总攻击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由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
上一篇：南京特委会讨伐唐生智
下一篇：宁粤之争与广州政变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