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
当蒋介石统军进入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侵略者却于此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打乱了南京方面北伐的部署。
蒋介石1927年访日,本意在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与田中义一会晤后,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失望地写道:“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1]但是,蒋介石上台后,仍然硬着头皮推行亲日外交路线。2月8日,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外交部长。3月6日,蒋介石亲自设宴招待应邀来访的日本记者团,发表谈话称:“我敢断言日本国民对于北伐,不特不加阻害,必更进而望其成功,不吝与之声援;更确信日本政府今后亦必不为损人不利己之举。”[2]4月2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发表《告友邦人士书》,保证“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3]。18日,南京政府向日本及其他国家驻沪总领事递交了保护外侨的声明。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尽量避免列强,特别是日本出兵干涉的可能。
日本政府不理睬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善意表示。4月16日,日本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呈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和代理驻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也向日本政府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4]17日,田中义一与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商定出兵山东。次日,召开内阁会议,议决:一、由天津派步兵三中队至济南,由国内派兵至青岛;二、海军须于青岛等地严为警备,并须火速派军队保护胶济铁路;三、即刻发表出兵声明[5]。19日,即由首相田中奏请天皇批准。同日,田中训示驻上海总领事矢田转告蒋介石,要北伐军绕避济南。声称:“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6]20日,日本正式发布出兵山东声明书,诡称“在山东各地之日人生命财产,复濒于重大危险”,帝国政府“不得不取自卫的措置”[7]。21日,日本从天津派出的三个中队首先到达济南。随后,由日本熊本开来的第六师团在福田彦助中将率领下也陆续在青岛登陆,向济南推进。福田到青岛后,即发表声明,蛮横地表示:“胶济路与日侨之生命财产及日本之经济均有关系,不许任何方面军队破坏。”[8]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一面抗议,一面交涉。4月21日,黄郛照会日本政府,指责其将“公法条约蹂躏殆尽”,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山东派兵[9]。30日,蒋介石派张群以他的个人代表名义赴日,企图劝阻日本出兵。同时,通过日本浪人佃信夫要求将日军由济南移驻青岛,由蒋介石担任所需军费[10]。对此,日方均置之不理。自5月1日起,日军陆续开进济南,在西门外商埠区周围设置铁丝网,堆积沙包,并在各路口配置武装士兵,严禁中国军队通行。5月3日上午8时,驻济南代理领事西田和宪兵司令拜会蒋介石,假惺惺地称赞革命军军纪很好,很守秩序,并诈称已派到济南的日本军队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所以,他和宪兵司令特地前来辞行[11]。在日方的蒙骗下,蒋介石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上午9时,贺耀组第四十军一名患病士兵在送往医院途中,为日军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发生争执。日军当即开枪射击,打伤中国士兵和夫役各一名,并包围医院。此处枪声一响,驻济南各处的日军乘机制造流血事件。驻在牌税局的一个营,被日军包围,勒令缴械,全营均被俘虏。日军“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12]。
蒋介石仍然不准备抵抗。5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13]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严令部队不得还击,在城外的中国部队于下午5时以前撤离济南[14]。同时,急派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交涉。
日方态度异常傲慢,毫无诚意,强迫黄郛在日方提出的文件上签字,承认济南冲突是因中国人抢日本人的东西引起的。这一无理要求为黄郛拒绝,日军就将黄郛扣留18个小时。3日晚9时,日军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搜查,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公署人员一一捆绑起来。蔡公时当即向日军说明自己的身份,并对日军无礼行为表示抗议。疯狂的日军竟割去他的耳鼻、挖掉他的舌头和眼睛,然后枪杀。其他人员,除两人逃脱外,也全部遇难[15]。接着,日军又闯到外交部长办公处行凶,部长黄郛事先避去,日军遂焚烧了办公处。
5月4日凌晨,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代表、第六师团参谋长黑田周一谈判。日方提出三点无理要求:一、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津浦两路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20华里以外。熊式辉不敢签字,以“事关重大”,“须向总司令请示”为由返回。下午,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日军暴行,并请示应付方针。同时,由黄郛再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令在济日军先行停止枪炮射击,并立即撤退驻兵,一切问题概由正当手续解决[16]。在英、美两国驻济领事出面调停后,日军稍有收敛,济南形势“渐趋和缓”[17]。日军师团长福田并派高级参谋到北伐军司令部见蒋介石,声称“昨天的事情,是他们部下冲突,他们误会了”,表示以后可以设法调解。蒋介石赞成“不使冲突扩大”,希望日军不再乱放枪炮,投掷炸弹[18]。但到晚上,日军又由青岛派兵增援济南,更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及居民,并将中国驻济警备军一千余人悉数缴械拘禁。贺耀组部死伤近六百人。
当晚,蒋介石在济南召集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会议,决定为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国军队大部退出济南,分五路渡黄河,绕道北伐。5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一、令各路大军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并令湘鄂加派主干军队兼程北上;二、济案令外交部继续提出抗议,严重交涉;三、切实宣传,唤起军民团结及奋斗[19]。会后,电复蒋介石,我方应特别“持重”。
6日晨,蒋介石、朱培德、杨杰、熊式辉等离开济南,退驻近郊党家庄。济南城内仅留第一军第一师李延年部及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团邓殷藩部,约三千人,作为卫戍部队。蒋介石致函福田称,中国军队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城内仅留相当部队,维持秩序,希望日军立即停止“一切特殊行动”[20]。
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更加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5月6日,日军第三十六旅团由青岛调至济南,第二十八旅团和海军一部调至青岛。同日,日军参谋本部向第六师团发出电令,要其切莫“使当前的猎物中国军队逃掉”[21]。7日,福田向部队下达了《扫荡南军的命令》。下午3时,福田提出五项条件,限蒋介石于12小时以内答复: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刑。二、对抗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南军须撤出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二十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五、为监视以上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当晚8时,蒋介石在泰安拟定六项对案:一、对于不服从本总司令之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俟调查明确后,当按律处分;但当时日本军队有同样行动者,亦应按律处分。二、本革命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之睦谊,早有明令禁止反日宣传,且已切实取缔。三、胶济铁路两侧二十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但军队运动通过胶济铁道并有北方逆军之地方,或敌军来犯时,本军亦复派兵往剿。至于济南,为山东都会,及其附近公物场所,本军有维持治安之责,应驻扎相当军队,保持安宁秩序。四、津浦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军应派相当武装士兵驻防,以保卫车站,维持安宁。五、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开赴前方作战,两庄之兵营可暂不驻兵。六、本军前为日军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缴之枪械,应即速交还[22]。8日凌晨,熊式辉与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携蒋介石答复条件赶往济南,与福田交涉。同时,蒋介石以贺耀组“未遵军令回避日军”为由,免去其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本兼各职,委方鼎英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毛炳文代第四十军军长。蒋介石的上述对案与做法,已经作了巨大让步,熊式辉与福田又是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但福田态度傲慢,言语横蛮,“完全暴露出一种更无商量余地之狰狞面貌”[23],声称已经逾期,拒不讨论蒋介石所提对案。福田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本司令官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要求。”[24]
同日凌晨4时,日方不待答复,再次用大炮猛轰济南。6时20分,东京电令福田,为保护日本侨民及维持“日本皇军之威严”,现地派遣军得自行采取“独断的行动”。7时,福田即以最后通牒限期已过,未获答复为借口,向北伐军发出总攻命令,限令城内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守军被迫应战,旋因无援军退守内城。同日,日军占领辛庄、张庄及白马山车站,向党家庄攻击前进,沿途不断扫射无辜平民。下午,日军迫近党家庄,攻击在该站休整的第三军第八师。9日,日本第十一旅团长斋藤浏率所部进攻济南西城门,与李延年部激战。同日,蒋介石再派何成濬与福田交涉,告以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业经免职,同意济南城内不驻兵,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福田坚持蒋介石必须完全接受他提出的五项条件,并须于日军之前将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同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10日晚,蒋介石电令守城士兵“暂行让步”,全部退出济南。李延年、邓殷藩等部遂于11日晨突围出城,在城外,又遭日军伏击,死伤数百人,未及退出者,悉被日军屠杀。
济南陷落后,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升挂太阳旗,并以搜索南军为名,肆行奸淫掳掠。住户稍有反抗,即遭枪杀。据调查,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25]。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提出四项对日主张:一、请中央恢复民众运动。二、请中央先与日断绝国交。三、致电蒋总司令,与日本严重交涉,不作丝毫让步。四、对日经济绝交。同日,南京各机关团体代表在金陵大学集会,宣布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通过请求中央组织青年救国军、电请蒋总司令驱逐日军出境等多项议案。抗议运动迅速从上海、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千方百计压制和防范民众运动。5月6日,蒋介石通令称:济案应“静候外交当局严重交涉,以谋正当解决”。他要求各地随时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勿以一朝一忿,而乱大谋”[26]。5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也通电称:“查获共产党印刷品甚多,希图煽动,利用罢课、罢工及种种扰乱行为,破坏秩序”,要求各界“恪守纪律,各安职业”,“听候中央处理”[27]。
从惨案一开始,蒋介石就将希望寄托在外交交涉上。5月7日,蒋介石电令张群迅速晤见田中首相,表示中日间一切问题都可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8日,张群拜会田中,田中称:不袒护奉方;北伐将完成时,当相助统一中国;不妨害北伐进行。但他又表示:护侨护路问题属于军事,由福田负责;其他交涉,统由双方外交当局办理[28]。蒋介石得到张群传达的信息后,非常高兴,于10日致电黄郛表示,如日方能“不妨碍我津浦路交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他并称:“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29]随后,蒋介石又致黄郛一电,要黄以自己的名义转告日方,不要用他的名义。
蒋介石也曾寄希望于英美。5月9日,他致电李济深,要他派人赴港,以“优先经济利益”为条件,与英方共筹制止日本侵略的策略[30]。但英美都明确表示了不介入的态度。蒋介石无奈,只好仍命黄郛交涉,声称如惩办高级长官以贺耀组部为限,解散军队亦以贺部为度,“则解散军队亦可允许,甚至中正道歉亦所不辞”[31]。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权势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日本军方之所以一再刁难,目的是给蒋以下马威,好进一步提出新的侵略要求。5月17日,黄郛致电东京特派员殷汝耕,要他和田中义一商量,免除蒋“现处地位之困难”,不伤蒋“对国内之威严”[32]。但日本政府则竭力维护军方,声称“总须顾及福田面子”[33]。5月18日,日本驻华使节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安国军政府递交备忘录。内称:“满洲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极为重要。”“故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有效之处置。”[34]同时,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又将日本政府对备忘录的说明书出示黄郛,询问南北和平谈判有无可能,如不能,则对奉系采取下列办法:1.不战而退,准予出关,但不许南【军】追;2.战败而退,须先向日军缴械,始能出关,然仍不许南追;3.张(作霖)出,不准再进。一切说明,日本侵略者准备动用武力,阻止北伐军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进入东北。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日方备忘录后,于5月20日召开外交委员会会议,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黄郛等出席,会议决定:一、同意日方要求,由前方速派代表办理临时协定。二、道歉,以我方虽曾有令保护侨民,仍不能避免冲突,引以为歉为辞。三、简单答复日方,大意为连年用兵,为求统一,东省日侨,自当保护,同时口头表示,张作霖能下野,退出北京,自无用兵必要[35]。会后,黄郛拟偕张静江赴前线与蒋介石商量。
然而,就在此刻,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自“济案”交涉起,黄郛就备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5月19日,蒋介石到郑州会晤冯玉祥,对冯称:“膺白外交办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36] 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要求他“暂辞”外交部长。不久,改以王正廷接任。
“济案”交涉成为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1929年3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与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签署《济案协定》。中国方面既没有追究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责任,也没有提出赔偿、道歉等任何要求,反而说济案使“中日两国俱复损害”。协定声称:“济南不幸事件认为既往不咎,相互不课军事行动的责任。”在南京政府保证保护日侨的前提下,日本允于两个月内撤退山东日军。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所蒙受的巨大牺牲,就这样被南京政府轻描淡写地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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