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
奉系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争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又不愿完全听其摆布,双方在勾结、利用中潜存着矛盾。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日本政府的侵华方针日趋强硬,对奉系的需索增多,压力加强,同时,奉系内部的不满与民族主义情绪也有所增长,因而,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发展。
东方会议结束后,田中首相立即将对华强硬方针付诸实施。1927年7月20日,田中训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命他以坚决态度,迫使“东三省方面深思反省”,以便阻止奉方“违反条约”的“非法措施”,进而谋取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1]。吉田茂接到训令,立即以奉天省长莫德惠为谈判对手,展开了一连串的强硬外交攻势。
7月23日,吉田向莫德惠递交备忘录,抗议东北当局的“非法措施”:一、自行集资修筑海吉线(海龙至吉林)、打通线(打虎山至通辽)铁路。这些铁路与南满铁路平行,将严重损害日本在东北的经济权益。二、临江地方官宪与各界民众坚决抗拒日本在该地设立领事馆;三、东北海关效法南方国民政府,开始征收“二五附加税”。四、禁止销售日本人出版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在会晤时,吉田严斥莫德惠“毫无承担责任的诚意”,蛮横地要求他“作深刻反省”[2]。25日,莫德惠回访吉田茂,吉田限定奉方于四五日之内作出书面答复,并威胁说,如果奉方置之不理,“帝国政府将不得已采取适当措施”[3]。莫德惠对吉田的危言恫吓非常反感,没有按期给予答复,并拒绝了日方再次会晤的要求。8月4日,吉田向奉天当局送交强硬通告,声称日本将立即“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4]。与此同时,驻朝鲜日军应吉田的请求,在临江对岸的中江镇举行军事演习,对奉方实行武力威胁。
吉田茂的强硬交涉,反映出日本政府对东北地区民族主义倾向的敌视加剧,其咄咄逼人的态势,更超越了国际间正常的外交常规。这种赤裸裸的高压殖民政策,立刻激起了中国各地,尤其是东北地区反日运动的高涨,抗议电报犹如纷飞的雪片[5]。不仅如此,以亲日著称的奉系首领们,对日方的强硬威逼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7月29日,张作霖召见日本驻华武官本庄繁,警告说,如果日方强行在临江设立领事馆,将遭到中国民众的暴力反抗[6]。8月6日,本庄拜访杨宇霆时,声称“由于满蒙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日方对张作霖的诚意加深了怀疑”。杨宇霆毫不示弱,再次指责吉田的强硬交涉。他明确表示:“因为你方威胁,要阻止京奉线的军用列车通行,我方将单独修建铁路。”[7]四天之后,杨宇霆接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堀义贵,逐条驳复吉田的“抗议”照会。第一,吉林省政府1926年即自行筹款修建吉海铁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理事松冈洋右已放弃权利,现在日方又提出异议,令人奇怪。第二,南方国民政府管辖的区域早已开征“二五附税”,为什么日方执意反对北方征收?第三,《盛京时报》屡次公开指名抨击张作霖,张本人可以不予追究,但奉天地方当局则要求彻底加以取缔。第四,日方未能提出充分理由说服奉天地方当局,却企图单方强行开设临江领事分馆,以致出现中日双方激烈对峙的局势[8]。同时,张作霖、杨宇霆也不断暗示对方,如果日方能放弃这种威逼强索的高压政策,中方愿意同日本谋求权益上的妥协。
奉系这套软硬兼施的战术果然生效。芳泽公使、堀义贵代理公使、本庄武官都纷纷上书政府,反对吉田交涉。就连素来强硬的关东军司令部也认为,吉田采取这种强硬策略为时尚早[9]。日方旅顺会议决定,约束盛气凌人的吉田,日奉谈判改在北京,由芳泽向张作霖、杨宇霆进行交涉[10]。8月下旬,芳泽返京后,立即会见张作霖、杨宇霆,要求逐项解决日方的议案。奉方以推诿拖延战术相抗。张作霖把谈判的责任推给杨宇霆,杨宇霆则表示交涉的地点应在奉天[11]。
就在杨宇霆巧言搪塞之际,各大报刊不断披露日本企图强行扩大满蒙侵略特权的种种消息。在地方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东三省民众的反日爱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这次波及东北各地的反日运动,起源于拒绝日本在临江设立领事馆的斗争。自1923年起,日方即向奉方交涉,企图在临江县设立领事分馆,但屡遭拒绝。1927年7月下旬,日方通告临江县公署,将“采取武装”强设分馆[12]。临江人民闻讯,聚众上万,要求政府誓死抵抗,表示愿“拼十万头颅,一腔热血,与彼野蛮日人周旋于鸭绿江边”[13]。在民众的推动下,县知事袁葆真命令所属警甲严阵以待。
临江官民拒日设领的斗争得到奉天朝野各界的有力支持,省政府认为,日方“竟拟率兵入临,强设领馆”,“殊属恃强无理”,决定一面饬令县知事“妥为阻止”,一面急电北京外交部,向日使严重交涉[14]。同时,省议会以“部分同仁”的名义,于8月2日发起组织东三省外交后援会。同月10日,奉天全省商工拒日临江设领后援会正式成立。该会进一步要求“撤废二十一条”,“撤废领事裁判权”,“反对东方会议议决事项及田中内阁之满蒙积极政策”[15]。9月4日,奉天各界举行盛大示威游行。同日,吉林省各界民众团体联名通电全国,宣布成立“吉林国民外交后援会”,决心以“数千万之铁血头颅”,“为最后拼抵之利器”[16]。此后,反日运动迅速在东北各地发展。
东北地区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震动了日本官府。9月7日,芳泽公使奉田中首相命令,向张作霖发出“严厉警告”,要求彻底“取缔”。张作霖担心运动失控,危及现存的统治秩序,于是,立即电令奉天省长莫德惠,设法阻止定于10日举行的反日示威大游行[17]。训令称:“如文武官吏奉行不力,滋生意外枝节,惟各该长官是问!”[18]莫德惠立即遵令严行禁止商民游行,并传知各报馆,限制登载“激烈标语”[19]。杨宇霆并亲自回奉,督察政情。于是,发起反日风潮的中枢奉天省总商会日趋软化,东三省的民众运动渐次低落。
奉方一面严厉收敛民众运动,一面加紧修筑铁路。
奉方自行集资修建铁路,始于1924年。当时,东北爱国官绅和民族工商界要求强烈自办铁路。同年5月,张作霖宣布,由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省长联袂出台主持,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20]。交通委员会为抵制日本借修建铁路扩张侵略势力的企图,拟订了以民族资本自建东北铁路网的规划。1925年,奉天聚集地方官商资本,率先破土,修筑奉海路(奉天至海龙),并以京奉路的盈余,铺设打通支线。接着,黑龙江、吉林两省乘势跟进,分别募集资本,相继兴建呼海(呼兰至海伦)、吉海两线。东北当局首期目标是,将三省省会连为一气,进而逐渐伸展,东西平行,南北相接,构成与南满铁路相抗衡的独立的交通网络[21]。
奉方自建铁路,将对日本以南满铁路为核心的殖民资本形成致命的威胁,因此,一开始便遭到日方的百般阻挠。除呼海线,日方企图借此向中俄共辖的中东路地区渗透势力,给予暗中支持外,奉海线、打通线、吉海线均举步艰难。日方或借端刁难,或表示“断难默认”,不许奉方“擅自”修建[22]。东方会议后,日方抗议的调子再次升级,竟以严词威吓,勒令奉方立即停工。
东北地方当局面对日方的阻挠刁难,一面在外交上敷衍推搪,一面采取速战速决的施工方针,以既成事实堵塞日方抗议之口。奉海路凿山架桥,日夜兼程,于1927年8月提前竣工通车。其后,奉方集中全力突击修筑打通路。此路“与南满铁路平行直下,有互相争雄之势”[23],被日方视为眼中钉。奉方置日方的激烈抗议于不顾,日夜抢修,于10月全线告竣。不久,与京奉(北京至奉天)、四洮(四平街至洮南)、奉海、吉海等线相继实行联运。
东北地方自建铁路网的伸展使日奉经济权益的对峙日渐尖锐,政治关系也随之恶化。
9月21日、24日,日本政府在田中官邸召集有关军政要员会议,决定要求张作霖、杨宇霆为反日运动向田中首相表示歉意,趁机重开“满蒙交涉”。会议认为:二五附加税、临江设领等非重要议案,可以“采取互让的态度”,对“东三省方面热望修筑的铁路”,也应酌情“容许”,但应力争全部承认东方会议所决定的新的满蒙铁路修筑权[24]。
根据这个方案,田中义一命令回任的本庄武官向张作霖传递口信,“中国方面对我方简直是采取了欺人太甚的态度”。他危言告诫张作霖:“此次运动给东三省播下祸种,如不及早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剿灭,恢复当地治安,结果必然导致南方以及俄国方面对阁下问鼎轻重。”[25]田中的危言恫吓迅速产生成效。张作霖以未能制止反日运动为名,撤换奉天省长莫德惠,调其进京改任农工总长[26]。其后,又命杨宇霆为代表,正式向日方道歉。
为了进一步打开和奉系谈判的僵局,田中一面训令驻华公使芳泽在北京进行官方交涉,一面委派满铁株式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为私人代表,与张作霖展开“民间”交涉。
山本于10月10日抵达北京,直接与张作霖举行秘密会谈。事前,他曾命助手町野武马(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江藤丰二(中日实业公司常务理事)多次与奉方要员接触。江藤奉命向张作霖透露,交涉成功可先预支300万至500万元[27]。这笔丰厚的现洋对为筹措军费殚思竭虑的张作霖,产生了相当的诱惑力。在日方的频繁敦促下,张作霖表示可以进行铁路方案的“协商”[28]。
11日至13日,山本接连三次秘密会见张作霖,要求修建敦化至图们江、长春至大赉、洮南至索伦、吉林至五常、延吉至海林、齐齐哈尔至黑河、新丘运煤线等七条铁路。张作霖表示;齐齐哈尔至黑河一线,“因情况不明,容调查后再议”;新丘运煤线,因奉方已铺设轻便线,“故难予同意”;对其它五线同意修筑[29]。接着,双方进一步商议“满蒙新五路协约”的大纲。双方议定:一、委托满铁承建这五条铁路;二、日方同意中方修筑吉林至海龙、打虎山至通辽两线,将来与满铁路实行联运;三、五路的总建筑费预定为一亿四千八百万元,日方同意新路获利前,延期支付利息;四、日本委派工程师、会计,并监督营业;五、“协约”签字后,立即商订各条铁路的承办合同[30]。双方最后相约“绝对严守秘密”。在此期间,山本与杨宇霆就利率问题举行会谈。由于杨宇霆斤斤计较,“交涉颇费周折”[31]。大纲确定后,山本即回国复命。
14日,町野、江藤两人携带“协约”文件,“直接要求张作霖签署”。在场的杨宇霆对文件条款多所指责,声称“此事非大元帅所能专断”[32],迫使满铁代表同意删除在新路干线上“开设商埠”与“营业监督”两项。次日,张作霖在文件抄本上亲书“阅”字,作为“同意之证据”[33]。
张作霖对“协约”的签署表明,久拖不决的“满蒙铁路交涉”似乎有了重大进展。日方获准修筑的五条铁路,均具有重大军事、经济价值,尤其是敦图路。该路系吉会线(吉林至会宁)的最后一段,建成后,以朝鲜的罗津港作为出口港,将大大加快东北物产输向日本的速度,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多年宿愿。
日本发动的“满蒙铁路交涉”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就奉方而言,除了巨额金钱的诱惑外,还有其他因素。其一,交涉以私人密谈方式进行,万一将来时局对奉方不利,可以借口无官方法律程序,推翻“协约”。其二,山本在索要铁路修筑权时,曾提议缔结日奉经济合作及满蒙治安协约,类似于军事经济同盟。因此,奉方当即欣然赞同,并立即与日方正式换文。
尽管张作霖已经签署“满蒙新五路协约”,然而田中义一对此仍忧心忡忡。田中认为,张作霖缺乏“诚意”,“签有‘阅’字的协约,亦系无充分诚意的文件”[34]。他指令芳泽公使,要他迫使张作霖向日本公使送交“请求谅解”的交换函件[35],以期将山本与张作霖之间的秘密“协约”,改换为政府之间的正式协定。芳泽公使对山本越权订约甚为不满。他竭力支持田中的主张,再三向奉方施加外交压力。
日方不放心张作霖的承诺是有原因的。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崛起,争霸称雄,常常需要借助日本的强大实力。然而,他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求索,又深感头痛。于是,便采用了一套随机应变的江湖战术。“如果认为有利用日本的必要时,即不惜任何牺牲,允许日人所提条件。迨事过境迁,感到对他不利时,则又坚不承认或借故拖延,不肯履行诺言”[36]。日方有鉴于此,便步步紧逼,力图彻底落实“协约”。
正当日奉双方为交涉程序唇枪舌战之际,又传来一则轰动一时的消息。美国摩根公司准备向满铁贷款3000万美元。“这笔贷款将由日本政府担保”,用以“开发满洲”[37]。这一消息震动了中国朝野内外,谴责抗议之声此起彼伏。北京政府外交部连续致电驻美公使施肇基,命他向美国政府表示异议,告诫对方这笔贷款“不啻助长日本侵我满洲,且将引起华人对美恶感”[38],与此同时,张作霖又派遣私人特使两次拜访美驻华代办麦耶,表示“极为欢迎美国资本在满洲寻求适当投资”,并愿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但奉方声称:如果“美国政府赞成直接贷款资助日本政府开发满洲”,“这只能有助于日本控制满洲”,“对弱小的奋力挣扎的民族是一种不友好的行动”。“如果这项贷款被通过”,奉方将与美国“一刀两断”[39]。
随着满铁将获得美国巨额贷款的消息越传越盛,奉方的抗议也由私下交涉转为公开指责。11月29日,杨宇霆接见外国记者时,一面矢口否认张作霖曾与山本议定“满蒙铁路协约”,一面对美国向满铁贷款,表示“大为愤懑”[40]。同时,南方各界也群起反对。1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致电美国国务卿,反对美国向满铁贷款[41]。
南北两大政治集团的抗议使美国政府感到,如果它批准该项贷款,将会产生“助纣为虐,帮助日本侵略南满,剥削中国”的恶劣政治影响[42]。美国金融界人士也纷纷表示,支付这项“显然使远东政治复杂化”的贷款是不明智的[43]。向满铁贷款3000万美元的意向书终于被搁置。
奉系的公开谴责使日方大为恼火。11月29日晚,芳泽刚一获悉杨宇霆接见美、英记者的谈话内容,“立即以私函向杨发出攻击性质问”[44]。对此,奉方也不示弱。次日,张作霖在接见日驻华武官本庄时,对日方的质询表示“大为激愤”[45]。同时,张作霖指责日方泄露与山本谈判的内容,使“本人处境极为困难”。他说:“南方对本人不断发动攻击”,“社会舆论风传本人已成为日本的傀儡,东三省已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样,实使本人处于自取灭亡地步”。在此时刻,日方坚持要求履行与公使交换函件的手续,这无异于为“宣传提供材料”[46]。他表示:“如定必索取”,“除通过外交部别无它途”[47]。
张作霖将皮球踢向没有实权的外交部。日方无奈,决定作些枝节性让步。田中电训芳泽公使,同意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函田中外相。12月5日晚,张作霖命人向日方送交了一封措词含混的短函,作为“诚意”的表示[48]。
张作霖究竟有几分“诚意”,在进一步的谈判中便表现了出来。1928年初,山本条太郎携带合同草案抵京,要求立即签订“满蒙五路”的承建合同。1月9日,双方开始具体磋商。
张作霖率先提出谈判前提条件:“政治上要取得联系”;谈判“要严守秘密”;交涉不要五路并举,先从一二条线“逐步着手”[49]。接着,他又要求日方立即兑现“预付款”。对于前提条件,日方口头上表示赞同;对于预付款,日方明确答复,非办完备案手续难以应允[50]。
与此同时,张作霖指定其心腹重臣张作相为奉方全权代表。2月7日,江藤与张作相举行会晤。张作相表示,修建铁路,“事关重大,须待战争结束,回吉林同大家商量之后,才能签字”。日方要求先选定谈判代表,“研究合同”。张作相当即回答“碍难应允”[51]。江藤与本庄请张作霖干预。张作相又生出一条对策,推说遴选代表,“必须召请代理省长、交涉署长钟毓前来,但钟氏正在守丧,非到下月上旬不能来京”[52]。日方无奈,只好三天两头催请钟毓来京,张作相却抛下日方代表,径自“前往战地”。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不但钟毓未能到京参加谈判,吉林方面又推出一位反对派、吉林督办参谋长熙洽。于是,日方代表又请张作霖劝说熙洽。直到4月底,钟毓仍不见踪影。张作霖又提出,请江藤去吉林交涉。吉林是当时反对签订《满蒙铁路承建合同》的中心。因此,山本电告江藤:“请设法务必在北京签字。”[53]这样一来,地点又成为谈判的首要议题。
至此,日奉签约谈判已拖延四个月之久,毫无进展。日方代表天天“陷于张作霖制造的麻烦与纠葛之中”。同年5月3日,侵华日军悍然动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日方乘机秘密警告张作霖,如能迅速签订满蒙铁路合同,将有助于奉系摆脱困境。张作霖再次燃起依靠日本实力度过危机的欲望,同意立即解决铁路签约问题。
尽管张作霖已经满口承诺,但奉系内部的反对派依然异常坚决。5月6日,姗姗来迟的钟毓会见江藤,声明:“我尚未经张作相授与正式签字的资格。因此,虽有大帅命令,也不能签字。”江藤见钟毓如此强硬,便向张作霖提出更换谈判对手,改由代理交通总长常荫槐签字。不料常闻讯后表示,“宁可丢官,也不能服从大帅命令”[54]。为达到迅速签约的目的,日方再次要求重择签约代表。双方议定,由国务院总理潘复出面签署。潘复虽愿意从命,但表示无法取得常荫槐手中的交通部部印,只能用私章。签约的难题最后集中在如何完备法律程序。
日方再次施加压力。山本命江藤转告张作霖,“假如目前不能尽快签字,对大元帅恐将成为值得忧虑的事情”[55]。5月13日,满蒙铁路合同签订仪式终于举行。由于交通总长常荫槐避走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张作霖只得命航政司长赵镇以交通次长兼代部务的身份在敦图、长大两路合同上签字用印[56]。张作霖自己在洮索、延海两路合同上亲笔书写了“阅,准行”等字样,并许诺吉五路(吉林至五常)合同“保留到罢免张作相之后签字”[57]。
满蒙五路承造合同虽然签署了四项,但在法律程序上都存在疵病,敦图、长大两项合同虽有官方正式手续,但签署人赵镇在合同签字后第二天才被任命为代理次长,获得兼管部务的法律资格。洮索、延海两项合同,依然是以张作霖私人名义签署。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合同的落款处,竟没有写上日期和姓名[58]。日方代表只能在事后补填上日期及“张大元帅阁下”字样。显然,奉方故意疏漏,以留下日后悔约的口实。
与此同时,奉方要人又开始秘密策动反日运动。张作相与钟毓密电吉林省议会,希望各界立即联名通电反对签约。抗议电报应声飞向北京。电文尖锐指出:“将铁路建设权给与外人,将留下大患。”[59]东三省议会联合会也在密谋举行联合抗议活动。
日奉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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