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汪合作反对特别委员会
蒋介石辞职下野后,在奉化的雪窦寺住了一段时间。表面上如闲云野鹤,不问政事,实际上仍然将手伸向各地,通过自己的原班人马直接、间接地操纵和影响时局。一位到过溪口的外国记者写道:“如果说蒋将军是在隐居,毋宁是一种神话。”[1]
为了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以便东山再起,蒋介石决定暂时置身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漩涡之外,出访日本。9月28日,蒋介石一行十人自上海启程。10月3日,蒋介石到神户,即与宋子文赴有马温泉见宋母,征求她对自己与宋美龄婚事的意见。宋母表示同意。据当事人回忆:蒋介石显露出“平常所没有的兴奋神情”,对旅社老板娘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2]蒋宋联姻,是蒋介石这次日本之行的重要收获。
10月23日,蒋介石到达东京。同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称:“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3]11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田中表示:“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希望。为此,在国际关系允许的条件下,或在不牺牲日本利权等条件下,对您的事业,将不惜给予充分的援助。”[4]蒋介石则称:“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5]田中听到蒋介石说到志在统一全国时,脸色为之一变,他建议蒋介石“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对于“北方张、阎、冯的争斗,可让其自找归宿,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6]。蒋介石不想和田中辩论,进一步提出,中国之所以排日,是“因为日本帮助张作霖引起的”。田中则表示:“日本绝对没援助过张作霖,不用说是物资,就是替张作霖说话等也从未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对此,蒋介石含糊其辞地说:“如果日本支持他完成革命”,则“满蒙问题也便容易解决,排日运动当可绝迹”[7]。
蒋介石与田中的会谈,未能达成协议。11月8日,蒋介石归国。10日,到达上海,加紧策划,为复出掌权多方活动。
蒋介石要重新上台,必须首先扳倒特别委员会。9月27日,由蒋介石亲信控制的江苏、浙江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联合通电,指责特委会“破坏党的系统,破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万难承认”[8]。同日,山东、奉天、直隶、绥远、吉林等省及北京特别市党部等也发表宣言,否认特别委员会。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大会提出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赞成者与反对者当场发生冲突。赞成者指反对者为共产党,反对者指赞成者为西山会议派的走狗。黄杰跳到桌子上历数特委会不应存在的理由。当日,市党部逮捕持反对意见的左元白、黄杰、曹明焕、逄化文四人。第二天,由陈果夫控制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一哄而起,捣毁市党部,并向国民政府请愿,迫使国民政府将四人释放。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中央党务学校代表谷正纲演说,大呼“打倒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口号,台下随声呼和[9]。会后,由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前导,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进至秀山公园附近时,军警出面堵截,勒令解散[10]。谷正纲出面交涉时,军警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一布店学徒和一浴堂工人,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受重伤,五日后不治身亡;另打伤数十人。史称“一一二二惨案”[11]。
惨案发生后,置身幕后的蒋介石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谈话。蒋称:“此等举动,在革命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不特前所未有,且为革命历史之污点,只有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命令军警开枪屠杀请愿之民众,万不料革命政府下之军人亦悍然为此惨案。倘不能将应负责者加以适当之惩戒,则革命政府与反革命军阀毫无区别。”[12]11月25日,蒋介石在接见中央党务学校代表时更公然表示:“如办理不当,我来领导你们革命。”[13]同时,南京市各区党部、中央党务学校和市学联等单位组织惨案后援会,指控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王昆仑、谢持等为主使犯,潘宜之、居正、高方、张贞、沈竞、任西萍等为惨案凶手,要求国民政府严惩[14]。
西山会议派分子本与此案无涉,不愿背负恶名,邹鲁、谢持等一面发表声明,诬指是共产党有计划的破坏行动,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查明真相,“拿办凶犯和煽动之人”。谭延闿深知此事内幕,对邹鲁等人说:“假使是单纯的共产党暴动,悉行拿捕,自属易办。实则此事发动,上海有人在主持。党内之争,愈办必纠纷愈多。”[15]
在蒋介石的明暗操纵下,反对特委会的活动不断升级。
11月28日,中央党务学校党员学生抬着袁大煦的尸体和伤亡民众的血衣游行。并在特委会门前“陈尸请愿”。李烈钧被迫接见游行者,并向死者敬礼[16]。他对学生表示:“当严办凶手,以谢国人。”[17]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并以“待罪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身份发表声明:“这惨案的负责者之罪,应十倍于‘三一八’惨案之段祺瑞;应百倍于‘五
卅’惨案之英帝国主义者。”“负责究竟是谁,自然是政府,尤其是我们三个就职而办事的常务委员!我们三个人良心上决不愿有所推诿”[18]。这样一来,特委会组织的国民政府就完全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蒋介石在指使亲信制造事端的同时,又继续联合汪精卫派,以共同对付特委会。11月16日,蒋介石在上海市党员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因汪精卫力促,由日返沪,与汪合作不成问题[19]。18日,汪精卫到沪后,立即与蒋介石会谈,争取蒋的支持。19日,汪对记者称:“商洽结果,颇为圆满,会议前途,可卜乐观。”[20]
汪精卫此次到沪,携带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等提案多条,本希望顺利实现汪蒋合作,推翻特委会,但风云突变,广州政变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内各派集矢的对象。李济深怒不可遏地发表谈话,声称粤变“纯系共产党阴谋”,指责顾孟馀、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借反对特别委员会之名,发动叛变。同时,吴稚晖、张静江以及西山会议派的李石曾、张继等人也蜂拥而起。吴稚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汪精卫“说话太甘,手段太辣”,声称汪精卫反对特委会是“借打破酱油小碟子,来做分家当的理由,只有乡下婆娘才开得出口的”[21]。西山会议派甚至发表通电,骂汪入粤为“重张艳帜于珠江”[22]。11月25日,汪精卫发表谈话,力辩广州事变“并无共产党关系”,声称对于特委会,“兄弟主张和平补救”,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则“主张激烈反对”。“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不妨采用;否则,不能不出于激烈了”[23]。汪精卫的辩护,不仅未能平息众怒,反而召来了更猛烈的攻击。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执、监委员有谭延闿、何香凝、戴季陶、宋子文、经亨颐、孙科、丁超五、伍朝枢、何应钦、褚民谊、周启刚、王乐平、李济深、王法勤、朱霁青、甘乃光、蒋介石、于右任、汪精卫、丁惟汾、朱培德、柏文蔚、陈树人、吴铁城、缪斌、李宗仁、陈果夫、王宠惠、蔡元培、张静江、邵力子、吴稚晖、潘云超33人,徐谦、白云梯因有共产党“嫌疑”被拒之会外。会议由蔡元培担任。一开始,蒋介石即联合汪精卫以对付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会议议决,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一一二二”惨案关系人员。在审判前,被指控的谢持、居正等十人即行停职监视,听候法庭检举传讯。会议并命汪精卫、戴季陶、丁惟汾、伍朝枢、谭延闿起草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4日,开第二次预备会议。由汪精卫。首先讨论特委会存废问题。吴稚晖提出,汪精卫“曾参与特委会,不应反对”。汪答:“本人谅解特委会产生经过,但反对其代行中执会职权。”谭延闿提出特委会“时效已过”,可以取消。当日会议议决:一、特委会于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在预备会议时,重要军政应由“预备会议商办”。关于第四次会议地点,粤方委员赞同在南京,但须有保障;二、组织中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9人,由全体会议推选;三、中央党部各部改组案,推李石曾、甘乃光、戴季陶、陈果夫组织审查委员会。会上,宁方委员再次提出广州事变一案,但为蒋、汪所拒绝。会议决定粤案“于四次大会上解决”[24]。
预备会议上,蒋、汪两派一致行动,宁方处于被动地位。为打破这种局面,谭延闿、蔡元培、孙科、张静江、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伍朝枢、吴铁城、李石曾十名宁方委员决定拒绝出席5日的预备会议,改在南园李济深寓所开谈话会,商讨应付汪蒋联盟办法。谈话会决定集中全力对付汪精卫一派。12月7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审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三人与共产党的关系。12月8日,开第三次预备会议。由蒋介石任。会上,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馀、汪精卫三人案,要求停止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25]。李济深也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指责何香凝、顾孟馀、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令他们“退出议席”,由监察委员会“查办严惩”[26]。
宁方的提案刺中了汪精卫的痛处,汪精卫于无可奈何之中只能声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已被特委会取消,无权作出决议或提出议案。他表示:对吴稚晖等人的提案,将“置之不理”[27]。两方态度激昂,引起激烈争吵。在乱哄哄的局面中,蒋介石以调人身份出现,他在《致中执监委员诸同志书》中称:只须四中全会正式开成,南京特委会与粤变等纠纷均可迎刃而解。他提出:“此次全体会议,为我同志惟一忏悔之机会。忏悔之方法,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勿再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宜尽蠲前嫌,勿再互相猜忌。”[28]蒋介石这番貌似不偏不倚的意见,增加了汪精卫等人幻想。12月10日,在预备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汪精卫、何香凝、王法勤等11名粤方委员联名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提案声称:“如此则应付时局,负责有人,而关于根本方法,亦得于会议中从容讨论,期于至当。”汪精卫个人并附带声明:如此案实现,“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的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29]。汪精卫等人的提案当即为会议通过。会上,蒋介石并提出对俄绝交案。他认为:“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必须加以封闭;待“革命成功”后,再设法恢复邦交。会议作为一项秘密议案加以通过[30]。会议随即议决次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四中全会,由蒋负责筹备。关于党务、军事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预备会议至此结束。
提出请蒋复职,是汪精卫玩弄的一个“拥蒋自救”的小花招。对此,李宗仁看得很清楚。他后来说:“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振党权。”[31]然而汪精卫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起义后,他的处境就更为狼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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