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统一方针的确立
东北三省本是奉系军阀的大本营,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稳固后方。由于张作霖在退守东三省的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取而代之成了东三省的新首领。自“京津易帜”以后,如何解决东三省的问题,是和平解决还是武力解决,开始成为举国上下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就社会民众而言,无论关内还是关外,无疑都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因为民国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大战连年,灾荒频仍,长城内外,满目疮痍;大江南北,民不聊生,人民太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休养生息了。天津《大公报》为东三省问题所发的一篇“社评”,可说是这一民情的反映。它说:“全国人士立待正式罢兵,其尚未能者,仅以东省问题未决之故……吾人由人民之地位上,希望东省易帜,及早实现,先使天下罢兵,再办政治善后。”[1]而另一篇“社评”则更明确指出:“张作霖已逝,目标既失,更无专用兵力之必要,此固人人得而知者。”[2]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层里,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军事领袖和政治领导者,早在“京津易帜”前,就表达过在和平解决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同时,也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东北问题。5月22日,他指示吴忠信:“奉军如能先行自动出关,则此间不惟不加追击,而且必有推诚相予之表示。”[3]30日,奉命北上的南京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孔繁蔚、尹扶一,在北京与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孙传芳等人达成“奉张出关”等三项协议后[4],蒋介石、谭延闿回电表示认可,其中之一便是“国家政务由国民政府处理,奉方要员可加入国民政府”。6月1日,蒋介石见安国军已有必退之势,立即派于济川前往奉方传达三点意见:一、不使东三省为日本保护,致我中国失地;二、从速退出关外,勿守滦河,以免内战;三、如张作霖能下野,则中正本不重权利,亦可下野。又亲笔致函张学良和杨宇霆,吁请“‘爱国革命’,拥护国家统一”[5]。“京津易帜”特别是皇姑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意识到张作霖这个奉方内部的最大和平障碍毕竟不复存在了,因而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更加充满了信心。6月26日,他指示阎锡山:“对奉计划,剿抚并施,甚为同意”,原则是“东省政治必受中央派员监督与指挥”[6]。蒋虽说“剿抚并施”,但重点显然在“抚”,“剿”只是为了促“抚”。
主张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除了上述国民政府谭延闿外,政府方面还有于右任等人[7];而军队方面则还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阎在“二次北伐”中,就曾与蒋的谋和活动,采取过配合措施[8]。6月中旬,又与白崇禧、商震等人在北京多次会议,“对东北时局,决定采取以政治手段解决”[9]。7月1日,更向蒋介石明确表示:“遵照中央策划,用政治手腕解决东省事。”[10]李宗仁因社会流传他力主“乘胜出关,完成北伐”,特于6月12日发表通电,全面阐述他的对奉主张:“此次奉天炸弹案发生地点,密遽省城,虽动因如何,未得真相,而东三省因此发生极大变故,则无待言。外而外兵压境,有触即发,内则军心无主,险象环生,若再穷追,非特糜烂地方,且恐横生意外。故此时如能于军事外别以政治手腕解决,自必有当人心,事半功倍。而奉军经此巨创,度亦无敢再蓄异志,自外生威。果其服从党义,效顺中央,似不妨优予包容,即就该地组设政治分会,以整理地方,从事建设,更由中央善为指导,使就范围。既可缩短军事期间,及早完成统一,而举全国人一致对外,尤可团结民族精神,以实现总理遗教。”[11]李宗仁深刻分析皇姑屯事件对奉军是一次“巨创”,东三省将因此面临严峻的形势:“外而外兵压境,有触即发,内则军心无主,险象环生。”在此形势下,奉军大体不敢“再蓄异志,自外生威”,倘若继续采取穷追出关,武力解决,不给出路的政策,则“非特糜烂地方,且恐横生意外”。因此,他主张“别以政治手腕解决”,既得人心,又“事半功倍”。作为李宗仁的主要干将白崇禧,也早在6月11日便已向社会公开表示过:东三省之事,“希望张作霖部下将领自行觉悟,只要服从主义,自可避免战祸”[12]。当然,李、白如此主张,也有不便明言的隐忧,生怕政治解决的结果,奉军这支武装力量又成了蒋介石的“私家军”。7月17日,李宗仁复张学良,隐约透露了这种心情。李宗仁的复电,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所贵乎统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现代国家,内政动关外交,前此联甲倒乙之纵横捭阖手段,已不适用”;二是“服从三民主义即是自谋生存,与服从个人势力迥然不同,势力之结合属于形式,主义之服从属于精神,属于形式者可暂不可常,属于精神者乃历久不敝”[13]。征诸此前此后,蒋、李多有明争暗斗,李宗仁所言,显然是在暗示张学良切不可效法“前此联甲倒乙之纵横捭阖手段”,仅为服从蒋介石“个人势力”。
反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势力,主要来自军队和国民党党部两方面,军队方面主要是冯玉祥及其部属。冯在“二次北伐”中,由于历史的积怨,一直对奉持强硬态度,不但对张作霖所发“息争”通电不以为然,常常斗志“激昂”,对撤退中的安国军“肆意追击”[14];而且在张作霖离京出关后,仍命所部“为除恶务尽起见,务必乘胜追过京津间一段铁路,向天津东北芦台、宁河一带截击,使敌片甲不归,永绝后患”[15]。所以,奉、蒋代表磋商“京津易帜”步骤时,奉方所提“唯一之要求,即为冯玉祥军队中止北进,以免冲突”[16]。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的武力解决主张几乎始终不变,即使和平大势已定,不便再公开反对时,也没有放弃之意。7月初,日本东方电通社记者问他:“目下东三省问题,当如何解决?”他表示:“对此问题,或武力解决,或政治解决,或与张学良所派代表作妥协交涉等,均非余所能知,一切当服从南京政府之命而行。”又问:“如与东三省妥协,是否以改悬青天白日旗为绝对条件?”他仍拒绝正面回答:“此事亦待国府之命,予并不能言明。”[17]实际是在外交辞令下,表达他对蒋所持和平态度的不满。而其所部鹿钟麟同时期与另一记者的谈话,虽也因对蒋有所顾忌,说得相当委婉,但毕竟直率多了。记者问鹿钟麟:外间传言东三省问题,“有政治与军事两种办法,究竟如何?鹿答以此事如全用政治手腕,恐怕不行吧。记者问以如全用军事手段,有无窒碍?鹿答我意东三省问题,军事到相当程度时,始以政治手段解决之。”[18]显然,冯、鹿看重的不是“政治手腕”,而是“军事办法”。在国民党党部方面,主要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国民党奉、吉、黑三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迄至7月12日,他们还专函战地政务委员会蒋作宾,严厉责问:东三省问题,“近忽闻有政治解决之消息,敝会等实大惑不解,不知诸革命伟人,是何心理?论奉系军阀之罪恶,为吾党革命最后之目标。吾党革命四十年,牺牲几许同志之头颅,最后竟与万恶军阀谋妥协,何以对地下诸先烈?更何以自解于国人”?他们表示:“为保全自己之人格,为保全吾党革命之真精神,誓死反对以政治解决。”[19]
但是,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中,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毕竟是他人无法比拟的。他的决策,虽然常常遇到挑战,却是难以动摇的。对东三省问题的决策也是这样。事实上,皇姑屯炸弹一响,蒋的和平统一方针,就已成竹在胸了。而且,早在6月上旬,他就通过其派往北京的谈判代表孔繁蔚,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诸于众了。当有记者问:“东三省问题,将用何法解决,用武力耶?抑用政治方法耶?”孔毫不犹豫地回答:“国民政府预定计划,以武力解决东三省问题。但张作霖被炸后,东三省已失去一大领袖,继任无相当人物,将来数领袖如张学良、杨宇霆等管辖三省,彼均为奉方之新派。在此外交紧急之中,在政治上恐有合作之可能,惟须服从三民主义,受国民政府节制。倘彼有如此之觉悟,即可不必再藉武力以解决。”[20]不难想象,孔繁蔚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代表,没有蒋的授意,是不太可能发表这类事关大局的言论的。代表南京联络奉方的参议何成濬当时曾对人说过的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6月24日,“奉方有电约彼赴奉,彼未奉命令,不能自主,故未往也”[21]。何因未接到蒋的“命令”,便不敢自作主张,应约前往奉天接洽,孔繁蔚不经蒋授权,就敢于自作主张向记者公开国民政府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大政方针?可见,蒋介石的和平统一方针,早在6月初就确定了,并且一直不为异议所动。
蒋介石如此坚持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是由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决定的。首先是迫于日本的外交压力。正如阎锡山所说:“国府之所以欲求避免以武力经营关外者,只为顾虑外交关系之下,并非力有不逮。”[22]阎所说的“顾虑外交关系”,虽未明指为何国,但当时举国皆知,就是中日关系。因为日本早就公开声明过,东三省有其特殊利益,北伐战火不能扩大到关外,而且还有“济南惨案”的先例。对奉问题,本是中国的内政,只因中日、日俄战争的历史关系,日本在“彼有数万万之投资,二十万之侨民,其政府运命,且往往系于是焉”[23],蓄意把它变成了对日问题,蒋介石自然有所顾忌。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成员署名文章,对此也有清楚的说明:“对奉的正当办法自然是用军队去讨伐,但是我们一用军队去讨伐,日本一定又要出兵来捣乱。”“因为要避免那疯狗一样的日本政府的凶焰,不得不用政治方法去解决东三省政局。”[24]其次,也是为了贯彻国内施政方针的需要。6月12日,“京津易帜”刚刚实现,蒋介石就审时度势,提出了包括裁军在内的五大施政方针。既要裁军,当然就不便再坚持武力解决了,否则非但裁军不可能,且势必引起新的募兵热潮。诚如当时舆论所言:“若再用武力讨伐,则当此高唱裁兵之时,又未便复作旷日持久之大举。”[25]最后,关内外民众一致呼吁各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不能不说也是影响蒋介石决策的因素之一,尽管不是主要的。
6月中旬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的消息,或公开或秘密地通过各种渠道,纷纷传到张学良的耳边案前。6月16日,阎锡山在京津卫戍司令部召见奉军留京代表邢士廉、于珍,“并面交亲笔函一件,令转达张学良氏。函内大意,力劝奉军将领宜顺应潮流,勿再固执偏见,使地方糜烂”[26]。18日,国民政府委员钮永建也以私人资格致函张学良、杨宇霆,指出:“吾党本先总理之遗教,以建立全民政治为旨归,同是中国人民,苟能幡然憬悟,服从主义,笃守党纲,莫不兼收并致,咸与维新。武力征讨,事非得已,往事俱在,可以复按。执事与部属……若能及时表示,翕然来归,此千秋之业也。如复徘徊歧路,坐昧先机,成则使三省为朝鲜之续,败则致一身蒙覆亡之祸,计虑之拙,孰逾于此,夫岂智如执事者所应出耶。”[27]此外,蒋作宾、何成濬、方本仁等人都通过不同方式,对张学良做过类似工作。但张学良迟迟没有任何响应的表示。6月20日,他虽然为就任代理奉天军务督办,发表过一个纲领性的施政宣言,却只字未提赞成和平统一与否。诚如当时《盛京时报》的评论所说:今吾读新任奉天军务督办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号日通电,除了已故关外王每次因战败而回,郑重申明其保境安民之志愿,如停止军事,息事宁人;如交邻亲善,共存共荣;如整饬戎政,兵农实边;如实事求是,尊重民意等由来已非一次的“同样之宣言”外,对于“将以如何方法,对待南方势力”这个人人所欲知的问题,仅有“非自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事”一语。“至于是否容纳实行和缓他方侵害的危险性之手段,绝不言及。质言之,将绝对否认三民主义到底乎,抑或容认而悬青天白日旗于辽水之滨乎”[28]。岂止如此,他在同日复钮永建电中,甚至将钮的劝导,视为“威武之力”,颇不以为然地说:“今日全师而退,保我乡邦,虽永怀此厌战之心,而亦不甘屈于威武之力,但有正当之解决,自亦无不愿闻。”[29]可见,张学良此时对和平解决东三省问题,并不十分主动,仅愿听听“正当之解决”而已。
张学良暂未对蒋介石的和平统一方针表态的原因,主要是张作霖被炸后,“内部布置须经时日”[30],此其一。这虽是邢士廉等谈判代表,对张学良“迟迟”未与蒋介石“接洽”的解释,带有几分开脱之意,倒也大体符合事实。首先,他要及时采取措施,如为张之死保密、部署军事善后、统一内部意志等,以稳定东三省局势,使之不致因张作霖之死而发生动乱。其次,也要为自己回到奉天后的政治出处作出安排。第三,更要考虑与日本的关系问题。第四,还要观察南京国民政府究竟谁能坐稳第一把交椅,“因彼等宗旨随日俱变,何人当权,则以何人之意见为准定也”[31]。所有这些,都是“须经时日”的[32]。
其二是不满于蒋介石以武力促和的高压态势。“京津易帜”之前,张学良确曾力主停战议和。据说,5月15日,他还为此特地从前线赶回北京,与“孙传芳、褚玉璞等之强硬论”者“舌战通宵”[33]。但也须指出,和他父亲一样,也是强烈坚持以北伐军停止前进,实行对等的和平为先决条件的。5月中旬,张学良复上海总商会和北京银行公会两电,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两电中,对北伐各军的“弯弓而射之成心”,颇有怨恨地说:“所可慨者,今人日詈军阀,乃口则骂之,黩武穷兵,变本加厉。故非有同等之觉悟,断无实现之和平。”“若同根萁豆,必不相容,则非学良等之所敢知也。”[34]“京津易帜”以后,他在代理奉天军务督办宣言中强调,只有“他方危害”不“侵及生存”,才“不轻言战事”,而只字不提奉方是否也放弃或和缓侵及他方生存的“危害”。他在复钮永建电中表示,“不甘屈于威武之力”,都是这种心态的具体表现和延续。
其三是东三省的政治权益,没有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6月16日,阎锡山让邢士廉、于珍转告张学良的条件是:一、东三省军民兵官宣言服从三民主义,改挂青天白日旗;二、改组东三省政府为委员制,并由国民政府派委员加入;三、须受国民政府命令指挥;四、东三省各地设立国民党及宣传机关[35]。一切大权,操自于我。而张学良向蒋作宾所提出的要求却是以张学良政治分会,杨宇霆奉天,张作相吉林,吴泰来黑龙江[36]。两相比较,差距之大,可以想见。正因如此,一向沉稳的张学良,竟在五天后与路透社访员的一次谈话中,表现出情绪失控。据媒体报道:“张氏对国民政府态度能谅解,并愿与国民政府谈判根据于平等之和平条件,但东三省为中国重要一部分,彼对于不令三省参预国家大事之图谋,绝对不同意,故张氏决定以全力破坏此图谋。”[37]
然而,就在这时,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宣言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各国遵正当之手续另订新约,日本感到要想拒绝南京国民政府修改中日通商条约的要求,并达到“满蒙特殊化”的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张学良施压,促其自立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阻止蒋介石和平统一计划的实现。于是,6月25日,田中外相通过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传话给张学良:“东北宜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接近态度。”[38]29日,再命林久治郎转告张:“此际匆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非但毫无必要,且有危险。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形势变化。”甚至警告道:“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准备根据必要,采取相当手段。”[39]但是,张学良毕竟是中国人,而且生来吃软不吃硬,想到晚清以来的亡国之惧,和不久前皇姑屯杀父之仇那一幕,田中的强硬态度,反而促使他向南京国民政府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7月1日,张学良急电蒋介石等人,说:“至国难所在,学良当以民意为依归。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计为前提,同时收束军事;一面以最简捷办法,速开国民会议,解决目前一切重要问题。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40]张学良此电,尽管也有前提条件,要求蒋也要以大局为重,“同时收束军事”,并通过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一切重要问题,但毕竟首次向蒋介石表达了赞成和平统一之意,说明张自此与蒋达成了共识,将和平统一方针作为国家根本大计,而正式确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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