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未能兑现七月“易帜”的承诺
张学良是个说干就干,不尚空谈的人。7月2日,他电告北平何成濬,由他亲自指派的全权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正在大连候船赴平面谒蒋介石,请知会平津军警加以保护。这表明张学良已以实际行动,正式启动东三省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和平统一谈判。但他同时又是个宁折不弯,不轻易屈服于人的人。3日,蒋介石为“祭告总理,收拾北平军事,解决奉天问题”[1],邀约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尽早北上到达北平。同日,张学良宣布就任早在6月27日,便已由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选举产生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之职。张早不宣布晚不宣布,偏偏在蒋抵平后的同一天宣布,是历史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征诸王树翰等人抵平后,向新闻界公开发表谈话说:“东三省目前确成整个的状况,一切由汉卿指挥,此次赞成统一,亦系各方与汉卿主持,只要事确【实】上不发生困难,定可从容接洽。”[2]显然,张学良是要借此向蒋介石及世人表明:他现在已是东三省说话算数的“整个”领袖,即统一领袖,不是可以随便轻视的。
其实,蒋介石早就摸清了张学良的心态,所以历来都很照顾张的面子。还在6月中旬,他就通过孔繁蔚表过态,“以政治手腕解决时局”,绝不会“以征服者待奉军”[3]。7月3日,又通过李烈钧向报界公布“政府处分东三省问题”的三项基本原则,以表达其对奉方宽大为怀之意:“(一)以政治手腕为三省人民谋福利;(二)对三省新旧派兼容并顾,不偏于任何方面;(三)以公正办法处理东省政务军事。”[4]张学良全权代表王树翰等人抵达天津后,蒋先是派漆英赴津看望,后又派张品哲促其早日赴平。10日下午抵平时,命方鼎英等百余人前往东站迎接。12日,又在碧云寺先与阎、冯、李等人单独会见[5]。13日,更在中外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当时报界各种有损张学良及奉军尊严的言论,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制止。他说:“刻下奉天代表已来平。自从张学良东电(指7月1日电)发表后,有谓奉方求和,有谓奉方投降,其实这一类的话,皆能引起不好的感想。要知道我们不是用武力统一国家的,是用主义统一国家的,无论奉方派代表来,或是通电表示,我们为国计民生计,均不能再战,只要大家服从三民主义,同在主义下努力就行了,并不像国际战争,有所谓求和、投降等名词。以后请各位对于奉方代表和通电,不要随便登载,引起他们的恶感来。”[6]
为排除各方干扰,确保和平统一谈判顺利进行,蒋介石刚到北平就推出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实行新闻控制,不许本国新闻媒体随便报道谈判内容。7月1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办公厅根据蒋的面谕,分函北平新闻界:“关于东三省问题,正在秉中央决定妥善之处置,外人传说纷纭,用意多不可问,本国新闻界对于此问题,宜格外慎重登载,免惑观听。”[7]他这样做的目的,当事人邵力子曾坦率告诉记者:东省问题,“已嘱各报不必登载,尤其是接洽内容,各报即有所闻,亦不可披露。因日本人正拟设法以【从】中作梗,假使将内容随便揭晓,则日人必大使捣鬼之伎俩也”[8]。蒋介石推出的第二项措施是由蒋亲自主持对奉谈判事宜,他人不得插手。蒋先于7月11日在北平汤山会议上,向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提出此项动议,迫使向来主张武力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冯玉祥不得不承认:“关外的问题,由蒋总司令主持办理。”[9]然后于13日电告南京谭延闿:“奉方事现由中(正)负责接洽,如有该处代表来京商承者,请转知国府各委员一概拒绝,以免纷歧。”谭随即复电表示:“一切请公主持,专电已示同人,极为赞成。”[10]蒋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处理东三省问题的最高主持权。
张、蒋此次和平统一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张学良7月1日通电中提出的“速开国民会议”问题。王树翰等谈判代表抵平后公开声明:这是张学良易帜的前提条件,“前提决定,以后一切自易协商”,并表示他们将按张学良7月1日通电“述明”的“接洽范围”办理[11]。张为何提出这一前提条件呢?首先,国民会议是孙中山1924年北上宣言中首次提出,后又成为其遗嘱中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列的一大政治主张,以此为“易帜”的前提条件,或许不致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其次,张学良行事,向来标榜“尊重民意”,用王树翰等谈判代表的话说:“张总司令年来一切措施,纯以民意为依归。”[12]国民会议,乃是民意最高机关,“易帜”与否,一旦议决,谁好反对?可以借此让“易帜”反对者闭口。第三,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对“易帜”尚有一层顾虑,诚如他自己所说:“因对外则有某方(指日本)窥伺,对内则新遭大故,变更太骤,虑生枝节,但须经过一重正式手续,全国一致解决。”[13]张学良此言,除了表明他希望东三省“易帜”,能经过国民会议这样“一重正式手续”,以示其尊重民意,不给日本干涉以借口外,还透露了他不希望“易帜”进程“太骤”这样一层心思。怎样才能使“易帜”进程不致“太骤”呢?国民会议自然是最佳选择。因为依据孙中山的设计,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尚须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如此一来,“易帜”进程还快得起来吗?至于张学良何以不希望“易帜”进程“太骤”?征诸后来的事实,可以肯定和他所要求达到的条件不无关系。或许正因如此,张学良这一先决条件,才自始不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接受。蒋介石还在北上途中即已宣布:“召集国民会议,不可急剧从事,在第五次中全会当有决定。现在训政时期,国民会议尚非其时。”[14]7月4日,阎锡山也表态说:张学良对“三民主义只有服从,无所谓妥协。张请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东三省问题,尤属误会,因全国统一后,方能召集国民会议,并非以国民会议来谋统一”。邵力子完全赞成阎的意见:“国民会议须俟统一后召集,非开国民会议后始能统一。”[15]此后,国民会议便没了下文,可以肯定是张学良已意识到此路不通,彻底放弃了这一要求。
由于张学良不再坚持速开国民会议为“易帜”的先决条件,谈判随即转入“易帜”条件、何时“易帜”等具体问题的磋商阶段。尽管张学良代表声称“余等此次来平接洽,本无条件”;蒋介石也公开宣布:“现在我们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挂青天白日旗,我们也不一定积极的要他们明了主义,我们是要他们知道国家有统一的必要,否则名义上虽然统一,而实际仍不统一,是无用的。”[16]但事实上,条件还是有的,甚至少不了讨价还价。张学良除通过王树翰等人在北平直接与蒋介石接洽外,还在奉天亲与蒋所派代表参谋厅长刘光、前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张弧之子张同礼周旋。综合奉天、北平两地所谈,涉及“易帜”条件的问题,总体而言,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一、东三省归国民政府节制;二、奉行三民主义;三、改悬青天白日旗;四、撤退关内全部奉军。张表示均可办到,但也提出一反要求,“国民革命军不进往关外,东三省兵力照比例裁撤”。分别而论,主要是:一、指示外交机宜问题。张学良希望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全力办理对日交涉,东三省外交方面由国民政府指示机宜,声称:“只要国府对外交有把握,东北易帜不成问题。”蒋表示:“中央自有外交准备,必能为先生负责。”二、设立政治分会问题。如前所说,张学良此前就向蒋提出过,“易帜”后须在东三省设立政治分会,并由其亲任。对张学良这次旧话重提,蒋同意由其组织、请委,不加干涉,并表示“对东北人才特别延揽”。为防口说无凭,张要求蒋明复一电,以安部下之心。三、组织国民党党部问题。张学良以东三省人民未经训练,希望暂缓组织国民党党部,先派员赴南见习,再行举办。蒋则拟请周震鳞、田桐、王乃昌、戴季陶等前往指导党务。四、暂停热河军事行动问题。张学良借口难保不引起全局误会,恳请蒋介石暂停进兵热河,待三省全局议定,再从长讨论。但遭到蒋的拒绝。7月15日,蒋任命方振武为左路总指挥,负责热河军事。五、肃清关内直鲁残军问题。蒋介石本拟“依照政府计划”,早日肃清关内直鲁残军,张起初也曾同意由蒋“负责处理”,但后又“声明中央若予以犹豫期间,彼方能设法将该项军队解决”。蒋“为息事宁人计,准予所请”,但限定须于五星期内一律改编,且“仍准备军事,以防不虞”。六、恢复交通和放还铁路车辆问题。蒋要求张学良尽快恢复平奉路通车,并速还平汉、津浦、平绥各路车辆,以利交通。张复电告以代表赴平时,就“曾嘱提议及此……如或虑有不便,亦可分段开车”。至于所扣车辆,也“确允放回”,但又有消息称,“张学良愿还其半,蒋则要求全还”[17]。由此可见,张学良“易帜”,的确“不是无条件的投降,而是有条件的妥协”,诚如当时社会舆论所指出:张学良“须以确定东三省地位为前提,决非为三民主义而牺牲一切者”[18]。
对于“易帜”时间,蒋介石当然希望张学良能在其留平期间“立即改帜”[19],以便借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也为他争夺国民党内部统治权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但张却认为东三省情势特殊,“不能不斟酌环境状况,循序进行”,希望蒋也能据此“斟酌一最快捷最完美方法,俾对内对外均无遗憾”[20]。显然,他并不以立即“易帜”为然,只是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才勉强与其达成了热河先于7月19日宣布“易帜”,东三省再于20日发表“易帜”通电的协议[21]。19日,热河都统汤玉麟倒是在张学良的授意下,如期宣布热河“易帜”了。但东三省却未能于20日兑现“易帜”的承诺,原因是19日发生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外相之命,再次警告张学良不可“易帜”事件[22]。为此,21日,张亲电蒋介石,痛呈愧疚:“日方警告情形,迭请代表转达,谅荷察及……通电易帜,弟已承诺在前,独以顾虑桑梓目前危险,不克立时践约,愧疚实极。”同时表示:“弟此后行动,一以兄为依归,易帜固为袍泽之良友,不易帜亦为精神之信徒。东省行政方针,当本先总理训政方略,亦步亦趋,为不拘形式之统一。”希望蒋能体谅他暂不“易帜”而为“精神之信徒”的苦衷。为进一步消除蒋对其未能践约的疑心,张还建议蒋于离平返宁途中指定一会面地点,以切商此后进行方法,并表示他“决不惮此一行”[23]。但蒋急需的是“形式之统一”,而不仅仅是“精神之信徒”。他一面以“东北治安极关重要”,婉言拒绝了张学良的求见之请,表示“俟时局平定,再图嘉会”[24];一面通过何成濬、刘光转告张:“东三省之存亡,即全中国之存亡,系乎先生今日之举措,务望即日宣告易帜,完成统一。无论如何困难,必以毅力排除,勿稍瞻顾,致误事机。”因为“日人此等举动,非仅悍然干涉我国内政,直已视东三省为彼俎上物,今惧别生枝节而犹疑不决,以后将永远受其宰割,东三省不复为我国领土,先生亦岂能更有立足之地?若不受其恫吓,毅然易帜通电而以独立之精神出之,则东省为全中国之东省,全国皆将深致崇敬,为先生后援,且中央自有外交准备,必能为先生负责,日人未必敢遽肆吞噬。即彼真占据东省,吾人必以全力对日,援助先生,真爱国之英雄,决不患无用武之地也”[25]。在蒋介石的再三催迫下,张学良不得不又一次答应22日为“易帜”之期(后延至24日)。蒋满以为这次总可以如愿以偿了。殊料7月24日,他在寝食不安中苦苦等来的张学良之电却如是说:“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以谢我兄相待之盛意。”[26]至此,蒋已意识到他期盼中的东三省“易帜”是绝无可能在北平看到了,于是一面复电安抚张学良,东三省“惟兄是赖,务望努力前进,以达最终志愿”[27];一面怀着失望和不安的心情于25日离平南下返京。他在日记中写道:“东省未定,关内未清【靖】,而来京开会,汗颜而已。”[28]就在蒋介石离开北平这一天,张学良将东北暂缓“易帜”的决定,告诉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表明他已完全放弃了7月“易帜”的计划。
东三省未能如蒋所愿在其逗留北平期间宣布“易帜”,张学良强调是日本压迫的结果,“如我方不听劝告,(彼)即用武力。确非空言恫吓”。他信誓旦旦地要蒋相信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弟之为人,向不肯欺人自欺,请询君实(刘光字君实)、小岱[29]即可尽知。如再怀疑,并可派员来奉监督一切。”还说他接到了东京的情报,日本“民政党联合贵族院反对政友会对于东省之举动,以为破坏统一,干涉中国内政,此种拙劣外交,徒伤中国国民感情,使日本益立于不利之地位,而政友会少壮派亦起而反对干涉”。这一切都表明田中首相的地位已“行将动摇,我倘于此时予以借口,彼转可借对外问题以延长其政治生命,故为大局计,似不必急此一时”[30]。他详细向蒋报告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所讨论的对付日本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31]。由此看来,张学良暂缓“易帜”也不全是消极的表现,而是为了在国际上寻求更为有利的时机,待坚持强硬对华政策的田中下台以后再行“易帜”。
张学良的“易帜”诚意不容置疑[32],诚如其谈判代表所说:固然“不能因日本一纸警告而中止其固定计划,但奉日接壤,关系较切,亦不得不与国民政府及海内贤豪商榷一番”;况且张学良“为东三省之责任人,稍一不慎,未必不演成第二济南惨案,人方寻隙,我当镇静,理势然也”[33]。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暂缓“易帜”也远非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单一、纯情。7月23日,他对某报记者的一句真情告白便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易帜“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或当藉日本警告便诚心地进一步与国府早谋妥协”[34]。原来,日本的警告,在张学良眼里,其实也并不那么重要,既然断不会因日本的警告而终止“易帜”,说明他并不那么惧怕日本,既然不会“藉日本警告”,“与国府早谋妥协”,说明他也不那么依赖南京国民政府,更非不少研究者所过分强调的那样把“爱国”看得高于一切。种种迹象表明,他对易帜踌躇再三、裹脚不前,还有一个不愿示人,或者说不愿他人发现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同样是左右他抉择“易帜”时机的重要标准,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标准。因为他很明白,他愈是重视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他在该集团内部所获得的支持率就会愈高。
张学良暂缓“易帜”后,其谈判代表随即在北平向新闻媒体声明:“东北此次毅然主张赞成统一,系鉴于中国频年内乱,国将不保,确有速谋团结之必要,并非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此种主张系诚恳的、一致的,外传张辅臣(张作相字辅臣,也作辅丞)、万寿山(万福麟字寿山)颇不赞同,皆离间挑拨文章,别有用意……易帜一事,因精神一致之倾向,迟早总须达到目的。”[35]意思是要人们相信张学良不是为了“个人地盘与权利”而暂缓“易帜”的,三省内部对“易帜”也没有分歧。这是不打自招,恰恰说明与“个人地盘与权利”有关。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还不在于此,而是张学良授意汤玉麟7月19日宣布热河“易帜”一事所反映的真实意图,一在缓和社会各界对其迟迟不宣布东三省“易帜”的不满情绪,如张学良、汤玉麟派往北平的交涉代表金鼎臣所说:“张总司令因外间对彼‘易帜’迁缓多持异议,遂决命热河先行‘易帜’,以示促成统一之决心。”二在掩饰东三省内部所存在的新旧派系之分。用金鼎臣的话说就是:“汤司令及张叙五(张景惠字叙五)、张辅丞与张雨公(张作霖字雨亭)为数十年之患难交,时人号为奉方之旧派。今汤既听张(指张学良)命,服从国府,可见东北对服从国府并无新旧之分。”[36]而张学良派往北平的一位谈判代表则说得更加坦诚、直率:“现热河汤玉麟业已‘易帜’,可证东北新旧派之说无稽。”[37]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前所说,7月15日,蒋已下令进军热河,且部队也已开始向热河前进了。显然,宣布热河“易帜”,不过是阻止蒋介石进军热河,保证这块地盘不致落入南京国民政府之手的应急措施。这是整个东三省“易帜”谈判中,张学良始终坚持不放的条件。据金鼎臣说,他此次赴平所负首要任务,就是向有关方面说明“热河既已换旗……希望国府以同化者看待,勿再对热进兵”[38]。如此看来,张学良授意汤玉麟7月19日宣布热河“易帜”,其实不过是个借此巧妙控制热河的骗局。而且,还是个早在张学良派出王树翰等四人赴平谈判之前就已设计好了的骗局。据徐祖贻说:他们赴平谈判之前,在张学良召集的一次对策协商会上,张作相就提出了这一策略和建议:“当力促关内汤阁丞(汤玉麟字阁丞)先服从国府,以示真诚。”[39]这是张学良此时放弃东三省“易帜”计划的根本原因,说穿了就是还有太多的内部矛盾需要时间来协调,还有太多的包括他本人的权利在内的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需要时间来维护。正如当时一个自称“彬彬”的《中央日报》记者所说:“小张所虑青白(指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国旗)一挂,委员之任命,党部之组织,均由中央主持,己之权力,势将剥夺,非将此层说妥,得有相当之保证,未肯高悬青白,皈依党国。”[40]可见,张学良暂缓7月“易帜”计划,固然有日本警告的客观原因,而张学良“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利”的主观原因也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
张学良在当时的中日两国三方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竟敢如此大胆地向蒋讨价还价,不能不说与他对中日两国三方格局的正确把握和对蒋介石、日本田中义一方面的细微体察是分不开的。他清醒地看到,他与蒋及田中之间虽然存在利害冲突,但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蒋介石企图实现自我为中心的国家统一,要求张学良从速“易帜”,这是矛盾的一面。但是,东三省问题,实际又是个对日问题,因为日本在此拥有许多不愿放弃的特权[4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蒋自知得罪不起日本,要想解决东三省问题,便不能不寻求张学良的合作,于是他们之间又有了相互依赖的一面。用蒋介石的话说:“东三省为我重要国防地,乃日本势力侵入已久,吾处置方法,非慎重周详不可,否则东亚战祸之导火线如一开,将不可收拾矣。总理所谓和平统一,吾必以至诚,力促奉军将领觉悟,欣然而来归也。”[42]为此,当张学良派代表赴平“表示诚心服从中央及国府”时,蒋则答以“如能乐意服从本党,统一中国,甚佳。如系勉强,仅形式统一,不如待瓜熟蒂落”[43]。张学良从中感悟出,蒋介石是在暗示他东三省“易帜”必须自觉自愿,“欣然来归”,不要让人觉得“勉强”,是他人逼出来的。而蒋这样做的目的又在于告诉田中:东三省“易帜”是张学良的“觉悟”,非我所逼,你日本不要借口挑起“东亚战祸”。隐隐透出蒋介石对日本干涉的几分惧怕。正是这种惧怕和期待,使张学良意识到,在蒋介石面前,他并不处于绝对弱势,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借助日本对蒋的牵制,转化为强者。
至于田中义一的心思,张学良也是一清二楚的。因为如前所说,蒋介石在追求统一的同时,又宣布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新约,势必就要威胁到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利。他既然赞成东三省“易帜”,自然就和蒋介石一样,也成了田中的对立面,诚如当时的日日社记者所论:“日人之阻止奉方易帜之内幕,实虑国府外交政策行之于东省,深恐于日本所得之特殊权利,有若何之损失。”[44]但是,张学良也了解,田中这时的目的,毕竟还只限于维护日本在东三省的特殊权利。7月16日,林久治郎便亲口向他表示过:如果他愿意遵守有关铁路和其他日本权利的条约条款,那么即使他加入了国民政府,日本也会保证支持他[45]。很明显,他与田中虽有矛盾和争斗,但同样也有相互依赖的一面。而且,张学良还亲身体验到,田中这时对东三省“易帜”,虽然气势汹汹,态度强硬,却又在挑拨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要蒋相信他没有向张施压,东三省未能践约“易帜”不是他的责任。用他自己对蒋的话来说就是:“日方近来手段对东则施以压迫,对尊处则又极力掩饰,既以淆乱欧美之耳目,又以离间我辈之交情。”[46]这一事实,让张学良意识到,田中对东三省“易帜”的干涉,也是底气不足的,他在维护奉系军事集团的地盘和权利方面,不仅有利用日本的必要,而且还有利用的可能。这就是张学良敢于以弱势之方,与蒋较劲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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