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双十节“易帜”希望的落空
蒋介石7月“易帜”计划受挫,田中大受鼓舞,自觉其压张逼蒋让步的政策,已初见成效,于是决定趁热打铁,继续利用张学良为其父举办葬礼之机,加大对张的施压力度。8月4日,他所派特使林权助男爵,衔命到达奉天。6日,向张递交所携田中信件,田中在信中明确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与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1]。张作霖葬礼结束后,林权助又两次会晤张学良,重申田中的强硬态度。特别是9日的会晤,尽管张学良小心翼翼地“致谢此次吊丧盛意,并表示此后奉日关系益亲,愿本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但林仍然一点面子也不给,当即发言道:“屡次传达帝国政府对南北统一反对意志,谅已谅解日本意向所在。总之,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既得权利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今劝汝暂观望形势为妥,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此刻请汝毅然决然,行其所是,勿为浮言所动。”与林权助一起会晤张的林久治郎甚至恫吓说:“简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奉方与国府妥协,即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请为三思。”[2]张学良虽未当场示弱,表示其不能背弃三省人民的心愿,而自行其是,但权衡再三,还是不顾7月31日刚刚向蒋介石承诺过:“弟将丧事(指将于8月7日举行的其父的葬礼)办完,自必对国府有表示,决不有负我兄之意也。”[3]经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讨论、议决,于10日再次派代表刘哲通知日方,东三省“易帜”继续延期,并且不是一般的延期,而是长达“三个月”[4]。
张学良一再延期“易帜”,给蒋介石和他本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在蒋方内部,如前所述,本来就存在一股主张武力讨伐,反对政治解决东三省问题的势力,这股反对势力即使在蒋、张7月“易帜”谈判的蜜月时期,也没有销声匿迹。7月15日,他们以东三省特务委员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声称“本党誓师北伐,志在消灭军阀,铲除一切反动势力,建设三民主义国家”。可是,“近者张逆学良,杨逆宇霆,复拟定由三省保安联合会,产生东三省军政长,由三省硕学鸿儒会,产生东三省民政长,总管三省军政民政,添设兵工初级高级中学,招收吉、黑土匪,从事扩充军备。观其目前之布置,断无归附之诚心,所派来平之代表,完全以探索实况为主衷。亟望本党忠实领袖,勿为所惑,致铸百年大错,并语专事投机,到处拉拢之革命伟人,息其欲念,免为本党遗臭,设对誓与本党为敌之军阀而可言和,则何人不可妥协?”[5]矛头直指张学良和蒋介石(所谓“革命伟人”)。张学良宣布暂缓“易帜”,似乎验证了他们的预见,自然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武力讨伐立场。据当时电通社消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曾向有关方面“报告与奉方磋商统一之经过,蒋声言奉派确有诚意,遂将其所带南下之张学良等亲笔手书若干通,同时披露,一部分人员,悉已谅解。昨尚有认为不能满足者,谓须具备下列三条件,方可承认其有诚意:(一)要求张学良即日通电遵守三民主义;(二)改悬党旗,实行组织政治分会,人选不能限于东三省籍人;(三)表示排斥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及安福系、交通系等”[6]。
至于社会舆论的指摘就更不绝于耳了。当时的新闻媒体,特别是京、津两地的民间报纸,多不以张、蒋的表现为然。8月8日,北平的《京报》就曾公开表态说:本报“不赞成蒙头盖脸之张学良已有诚意,不日即可解决的空头宣传”[7]。它们认为张派邢士廉等人到平与蒋、阎、李(宗仁)等要人晤谈,“虚空之成分为多”。对他将延缓“易帜”的责任,通通诿于日人极为不满,“苟有服从国府诚意,则对于日方不相干之劝告,本可不惜意”,如“放还车辆,此与外交无关,不能诿为日人不许,而完全为张学良权力所及者也”[8]。它们认为张学良此举,不过是“假日本提出警告之机,以泯其毁约之迹”,是“躲在外交幌子之下,谋与国府及日本双方之谅解而生存”[9]。它们揭露“自中央决定对热河用兵后……汤则电请张学良派兵援助,张乃派遣于芷山、戢翼翘两军先后来热。于军驻平泉,戢军驻凌源,准备在古北口外,以图抵抗国军”[10]。指证“吉(林)、黑(龙江)两省当局曾向张请示应否易帜,张答以暂缓。又三省可以易帜空气传播后,颇有从事活动者,张特通令各县,如有组织党部者,可以共党论,均随地正法”[11]。对于蒋介石7月初所采取的新闻控制政策也多持异议,如北平《京报》就公开说过:“本报一向谅解政府慎重之苦心,但可声明者,例如邢士廉等到北平,其时当局即传谕各报勿登载,实则邢等来平,既非军事,又非外交,本无何等关系。其结果外报尽行发表,而禁华报登载……凡此办法,概为未当。至日本林权助到奉,张学良任用何人之新闻,亦被抽除(八月六日本报空白),则尤使爱国者大惑不解者也。”它坚决主张:“党国之新闻纸,一不必讳言日本田中内阁侵略之政策,二不必讳言奉天军阀内部之问题,苟并此而亦讳言之,是蔽聪塞明,而自谓革命已成功也。”[12]
但是,不管内外政治压力多大,无论蒋还是张都没有动摇和平统一的信念。蒋虽然不满意于张学良迁就日本,拖延“易帜”,警告他:“如对日作进一步表示之电,此乃无异卖国而说价也,当慎重注意,勿自惶惑。”[13]还拒绝了张所提停止热河军事行动的请求,指示白崇禧:前方部队中止前进的底线,是张学良让出热河[14]。但这一切并没影响他在南京继续会见张学良所派代表吕荣寰,也没影响他指派方本仁、何千里为他和白崇禧的代表,前往奉天与张学良继续进行“易帜”谈判。而张学良虽则仍然坚持“东省情形较异,(易帜)不能不稍俟迟徊”,甚至向8月3日刚刚抵达奉天的方本仁表示,东三省“易帜”须分三步走,“第一步停止热河、关内军事行动,所有军队由国府收编给饷;第二步,三省政治分会人选,由三省人员充任;第三步,党务指导委员会须三省政府同意后始成立”[15]。但却频频致电蒋介石等人,解释“或有疑日方警告系弟故弄手段”,不过是流言蜚语,说他“年未三十,来日方长,为政治人格前途计,岂肯自丧其信行”,表示“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虽是个人只身,亦甘为介公效力”[16]。且采取实际行动,无罪释放了四五月间在保定、石家庄一带拘捕的“国民党员及国军便衣队等嫌疑者”钟少梅、白国庆等13人,主动命令热河前线与蒋军发生冲突的奉军“向后移动”,等等[17]。这些情况,足可说明张学良同样没有放弃和平统一之意。无怪乎北平的白崇禧、何成濬等人,在接到方本仁、何千里与张学良接洽的有关报告后,会认为“当有继续维持政治手腕解决东省问题原议之可能”了[18]。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蒋介石派往奉天的代表,一直在探求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他们发现实际就在热河问题上。据林权助访奉时奉蒋之命赴奉了解情况的郭同说,他先后接触过军界如杨宇霆、孙传芳等,绅界如袁金铠、刘尚清等,吉、黑省议会议长如孙鹤皋等,张学良之左右如郑谦、朱光沐等,政客如罗文幹、孔昭焱等,以及东北大学之教职员和商会会长之类的人物,感到张学良现时确能统一东三省,惟其左右对南隔阂犹存,多主保境待机[19]。这也证实了当时新闻媒体的传言不虚,在东三省内部的确存在新旧派之分,而这些人几乎又都是张学良的父执,也就是新闻媒体所说的旧派。据方本仁、何千里报告,恰恰是张的父执们多昧于大势,对方振武左路军进兵热河和张学良不能谅解。他们责备张学良亲南,令张苦于应付,惟以攻“热区”为目标的左路军暂停前进,始能释然。为此,方本仁建议蒋介石,对于热河问题不宜操之过急,纵张学良允诺让出,其内部也必生怀疑,于统一不无妨碍。当前要务是“实现易帜统一当较热河问题为重,以军事而言,则解决直鲁残部较热河问题为先”[20]。方的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况且直鲁残军的解决也须张学良的协力和配合。征诸后来的事实,蒋介石显然是接受了方本仁的建议,将原拟热河问题与直鲁残军问题一揽子解决的计划一分为二,暂时搁下了热河军事,而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被热河问题困扰多时的张学良的响应和协助。
细察张学良在南京国民政府征剿直鲁残军战事中的表现,诚如台北学者司马桑敦所说:“不但参与了,而且负责打了一个硬仗。”[21]需要略作修正的是,如前文第二节所说,这个“硬仗”并不是奉军单方面“负责”打的,而是与白崇禧东征军共同打的,至于滦河西岸各役,则根本与奉军无关。张学良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仅仅是个无法控制事态发展的配角。集中全力先解决关内直鲁残军的计划不是他提出和决定的,承诺“夹击”直鲁残军完全是他的和平编遣计划破产的结果,最后的“硬仗”更是张、褚公开攻奉逼出来的,他惟一主动想做的,就是由他独负解决直鲁残军全责,阻止白崇禧东征军东渡滦河,控制事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关内直鲁残军解决后,一年一度的“双十节”即将来临,如果张学良能在此之前宣布东三省“易帜”,不但会给即将于“双十节”开始“训政”新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平添几分喜庆色彩,还将使蒋介石的“统一”心愿得到最大的满足。为此,9月25日,蒋再次向邢士廉提出尽快“易帜”,且希望能在“双十节”以前宣布。尽管当时的南北舆论,仍对张学良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充满不信任,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学良是否诚意服从国府》的署名文章,说张学良声称服从国府,乃迁延至今,“易帜”尚未实现。“而张氏最近的种种行动,尤足令人怀疑”。对张氏近日行动,该文列举了包括某些不尽符合事实的传闻在内的五种:一是始终要维持汤玉麟在热河的地位,“以保存他在热河方面的势力”;二是几经交涉,仍拒绝交还“关内各路的车辆”;三是自直鲁残部解决后,白崇禧等人屡次提出“奉方军队应即全部退出关外,滦东各地应由国军接防”,却“始终无具体答复”;四是听说还借参加解决直鲁残部有功,索要报酬,“请将关内昌黎等数县划归他做地盘”;五是听说邢士廉在活动“张氏加入国府会议为委员”[22]。北平的《京报》也发表评论说,张学良以张、褚为“节礼”,送与国府,“吾人之意,终嫌其太菲。盖北方唯一不冻之秦皇岛,北平唯一建瓴的屏障之热河,尚须声明归奉方所有,而不肯以为节礼,毋乃太吝乎”[23]?但是,为了如期实现统一夙愿,蒋介石还是在10月8日的国民党中常会第一百七十三次会上,提出了加推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的动议。他加推张为国府委员的理由是:“东三省乃中华民国的领土,并非国际间特别的地方。过去的一切,追求【究】无益,便不必追【究】。目前张委员对于中央,已经一再输诚,实在因为有困难,所以形式上极难有所表示。中央为顾全统一,为使当事人不能再有所规遽【避】躲闪,为给国际上一个明白的表示,不能不马上把东三省看得和其他各省一样,以公正的态度,统一的精神,加推委员入国民政府。”蒋的提议,遭到中央政治会议中不少人的反对,“有人怀疑:张委员是否同志?张委员对于中央,目前形式上固然不够,但是精神上是否已够?有许多为党国努力多年,劳苦功高,政治上的资望能力,俱属不弱,足为国府委员的人,皆未经加推,而独加推张委员,似乎说不过去。应该郑重从事,严格考求,以表现国府委员的地位如何重要,人选如何精确,然后政府的威信才能彰著。又有人主张张委员虽可加推,但宜先令其形式上有所表示,然后在中央方面,庶几有辞可借”。如此讨论几个小时,仍不能决定。后经谭延闿解释这是“蒋同志”的主张,并电请蒋介石立即赴会,作了如下说明后,才取得大家的谅解,表决通过:“这件事的意义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乃统一之中所必须有的。人的问题尚在其次,最要紧的是地方问题。我们要问:统一的中华民国中,究竟包含不包含东三省的地方在内?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指日本)少一些借口;要使东三省的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一般同志,见不及此,暂时的不谅不满,是一定难免的。但是这件事的关系很大,久后一般同志对于事情的本身如果明白了,对于我们目前的如此决议,一定也会谅解的。如果东三省方面,并非真正觉悟,到了必要的时候,中央自有正当的态度表示,绝非没有主张的。并且现在只该问这件事应不应当实现,如果应当实现的,中央自有中央的权衡,径自决定去做好了;如果不应当,便决定不做,不必犹豫狐疑,更不必打电报去征询意见作种种的先容,中央惟有取至公至诚的态度而已。”[24]可见,蒋介石在加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的过程中,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他不依不挠,力排众议,坚持加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一方面是为了向国际社会宣言,“我们确已统一”,使日本“少一些借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消张学良的“观望心思”,逼其尽快“易帜”。在蒋看来,既已是国府委员,便没了“回旋的余地”,想“规避躲闪”,也不可能了。万一不行,他也还有一手,“如果东三省方面,并非真正觉悟,到了必要的时候,中央自有正当的态度表示,绝非没有主张的”。其良苦用心,的确非一般人所能见及。这正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
张学良被加推为国府委员后,蒋介石当日即告诉了张,定于“双十节”举行受任礼,请同时受任,惟“易帜”一事,只字未提。第二天,张学良复电表示:“届时请加列贱名,宣布就任。”[25]这样,张学良就在事实上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东三省只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部分,东三省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只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了。蒋介石意识到事态正沿着他预设的方向发展,随即向张提出了“易帜”问题:“委员既经发表,应乘此时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26]但是,张学良也清楚,国府委员只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空头衔,南京方面很多人实际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早在9月1日,白崇禧的前敌参谋长王泽民就公开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说过:“至东三省问题,鄙人为贵国设想,宜同国民政府及国民全体协议,不可同一二人私议。譬如到人家办事情,不同主人商量,而同两三个管家的商量,恐怕是办不好的。比如到铺子的【里】买货物,不与管事讲价钱,而同二三徒弟讲价钱,买不好的。张学良不过国民一分子,他即能代东三省全体作主,就是作主,亦不能算数。”[27]现在国府委员的任命虽已发表,不是照样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所属的某某区党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吗[28]?加上因解决直鲁残部搁置下来的热河归属等重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他觉得委员可以接受,“易帜”则尚待时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学良对于统一早有决心,易帜事必实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须先办理完结”;“(学良)决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29]因此,10月10日,他复电蒋时,并未正面回答“双十节”是否“易帜”的问题,仅含糊表示:“东省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之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详情业请方耀庭(方本仁字耀庭)兄转达。承电示谓已派张岳军(张群字岳军)兄赴日解决此事,不知彼方论调如何,未蒙示及。现计算约定之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同时又提出两项要求,其一是“政治分会,五次会议(指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虽主取消,惟东省情形特别,此种过渡办法,绝不能少。拟请中央将东北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省政府分别任命,使易帜就任之事,同时举行,庶可一新耳目”。其二是“关于军队服装,中央当有规定,事虽微细,惟观瞻所系,必须整齐划一,拟求将前项服装图样及公文程式手续已经颁布者,每种各备数份,派员交下,以资仿效,而归一律”[30]。谁都看得出来,所谓划一“军队服装”,不过是张学良拒绝接受受任、“易帜”同时举行的托词,实际是政治分会及奉、吉、黑、热各省的人事安排影响了他宣布易帜。蒋介石的“双十节”“易帜”希望又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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