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张学良何以拒绝“双十节”“易帜”,却欣然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原因之一是经过数月观察,他已认准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中的统治地位确已巩固。此前,他一直担心蒋介石坐不稳第一把交椅,和平统一方针难保不发生变化。而且,他宣布延期三月“易帜”,也有借此进一步观察南方政局发展趋势的意思,连日本人都看出了此中奥妙,认为“张学良此种犹豫,固为静观南方政团之建设事业如何而决定”[1]。现在五院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蒋介石又新任为国民政府,他当然踏实多了。原因之二是他看到国际形势,对南京国民政府愈来愈有利。首先,南京国民政府废除、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接受。张学良是赞成“修约”的,早在7月23日,他就旗帜鲜明地对记者发表公开谈话说:“关于对日本修约问题,余之意见,以为缔结条约,需缔约国双方合意之后,方能成为条约,否则专以片面的意见为前提而缔结之条约,即为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历来所缔结之各种条约,均属此种,故今后约满后,凡与日本或其他各国缔结新约,自当以双方合意为条件,而努力达此平等目的。”[2]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修约”宣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各国的响应和赞同,仅到这时才开始逐渐获得日本以外的众多国家的认可,如英国在8月13日正式公布的《中英宁案协定》中明确表示,英政府将委派代表同中国政府商议修订条约。17日中德《关税条约》在南京签字。21日古巴外交部照会中国驻古巴公使馆,赞同中国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约[3]。其次,8月27日,美国驻华代办照会外交部,告以美、英等十五国《非战公约》,已于是日在巴黎签字,并请中国政府加入。张学良向来认为“美国对我态度如何,实有莫大关系”,且建议过蒋介石参加《非战公约》,以遏制日本的干涉[4]。现在美国主动出面邀请中国加入,由此想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的上升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次延缓“易帜”,也非毫无心理准备,因为10月7日,作为张学良代表的邢士廉,就在上海答大中社记者问时,公开表示过,“易帜”“在目下形势,双十节恐难实行”[5]。正因如此,当张学良婉言拒绝“双十节”“易帜”之后,他才能继续耐着性子对张说:“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尤无可藉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尊处果能出以决心,中(正)深信彼决不敢有所举动,务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布,愈速愈妙。”而对张学良所提要求,虽明言不同意设置政治分会,但又以东三省情形特别,表示可另筹妥善办法。至于各省政府及委员人选,则请张先行保荐[6]。较为大度地向张表达了只要实行“易帜”,其他条件均可商量之意。但是,日本田中与蒋介石不同,他所关注的是张学良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任命,便又在“易帜”的道路上向蒋介石靠拢了一步,加上昭和天皇加冕庆典在即,需用“某种外交收获向公众宣示,藉以扩大政党声势”,因而坚决要求林久治郎不惜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张学良答应其土地商租权和延长吉(林)敦(化)铁路的要求[7]。针对这种情况,10月16日,蒋介石指示张学良:“田中特派要员来京谈商租权问题,弟已口头允其由中央直接商决,不使兄为难,兄也以此复彼,万不可再与其局部交涉,以中其分拆之计也。”[8]既明确了外交问题由中央统一办理的原则,又减轻了他的日本压力。当然,也打消了他继续拖延“易帜”的借口。
蒋介石的表态,大大鼓舞了张学良办理对日交涉中的“非办不可之事”的勇气和信心。对于日本的要求,他采取了一“推托”,二“尊从”的应付手段。所谓一“推托”,就是往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推,如10月19日,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提出以废除领事裁判权为条件,交换东三省的土地商租权时,他除了极为自信地指出:日本自动废除领事裁判权,“虽属美举,但必要时,中国自能撤废,原无待于日方此刻之示恩”;同时又表示:“奉天不能蔑视国民政府之意向,若不与国民政府充分接洽,纵然解决,亦恐他日再起纠纷。”又如11月5日,南满铁道会社总裁山本条太郎往访张学良,要求解决延长吉敦铁路问题,张也“以外交问题完全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统一处理相推托”[9]。所谓二“尊从”,就是尊从民意,即以尊从民意为辞,抵制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谋求延长吉敦铁路消息传出后,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东三省各界民众,随即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争路运动。林久治郎怀疑这是张学良“秘密指使”其秘书、东北大学校长刘风竹煽动起来的。事实真相如何,今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张学良曾利用这一运动,来拒绝日本的要求,却是确凿无疑的。据林久治郎说,他有一次与张学良交涉铁路问题,张的回答便是:“不幸的是,现在这一谈判(指延长吉敦铁路谈判)已在各地传开,许多社会公团以及学生们提出了抗议;特别是当事地区的吉林省已发生了学生反对运动。为了尽量求得问题的圆满解决,应该等到学生运动缓和以后再作处理,目前只好暂且等待一下。”[10]如果这样的回答,尚略显含糊其词的话,那么当有记者问他:“吉会、长大两路,近日民众反对甚烈,司令意见如何?”其回答便再明白不过了:“余一人民公仆耳,当然以人民意旨为指归。”[11]不过,为避免过度刺激日本,张学良在支持反日爱国运动的同时,也要求民众遵守秩序,勿为轨外暴动,以免授人口舌。11月12日,他在东北大学的演讲中就说过:“各地学生群起抗争,自系爱国热情,吾之椎心泣血关怀乡邦,并不落于学生之后。惟爱国运行须有一定程序,不可有轨外暴动,使当局办理外交诸多棘手……诸君宜听吾之劝解,安心向学,以备异日之用,勿为意外举动,致吾进退两难。”[12]正是蒋介石的外交支持和民众的反日爱国运动,挫败了日本延长吉敦铁路等图谋,而成就了日本压迫下的张学良的“非办不可之事”。
为办理“易帜”谈判中的“未了事件”,张学良自“双十节”后直接间接地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10月中下旬,他或单独或与杨宇霆、罗文幹一起,在奉天数次会见蒋介石代表方本仁、张其宽、缪定保和白崇禧代表叶琪,商讨热河政府改组、关内奉军撤防、放还被扣车辆、恢复平奉交通、统一对日交涉责任、宣布“易帜”时间等问题。蒋介石向来要求东三省尽快“易帜”,“愈速愈妙”,此次协商期间,又特地致电张学良,促其“将关内撤防、热河改组两事先行解决”[13]。但协商的结果,却不尽如蒋所愿,仅达成如下协议:放还车辆及平奉通车,决先提前解决通车事,双方暂以山海关为交界终点;奉军于本月底陆续撤退,平东防地由白(崇禧)部接防;“易帜”时期,须俟省政府组成方能实现,对热河愿以和平方式处置;中日外交由中央完全处理,东北当局决采一致方针[14]。由此可见,恰恰是热河政府改组和“易帜”时间两大问题,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待省政府组成后方能“易帜”,除了表明张学良此时尚未明确给出“易帜”的时间表外,还说明他在等待蒋介石对各省省政府人选的任命。至于愿以和平方式处置热河问题,本来就是张学良的一贯主张,现在蒋介石竟也同意照此办理,说明不是张向蒋让步,倒是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因为此前他是坚持要张学良让出热河的。为此,29日回到北平的白崇禧代表叶琪,在汇报此次与奉方接洽经过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学良因有杀父之仇,故立志服从国民政府,对关内野心确已放弃,惟对东三省及热河地盘仍图掌握。”[15]
10月30日,张学良应蒋介石之请,派邢士廉、王树翰为全权正式代表,前往南京向国民政府陈述一切。11月10日,邢、王由沪抵京,下车伊始,便由邢士廉向记者公开了张学良的态度和要求:“东北唯中央意旨是从。东北系中国领土,希国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16]从当时实际情况看,邢的谈话并非信口开河,张学良从这时起,的确以实际行动,加强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合作。11月2日,张派人前往北平,资助白崇禧东征军军费十余万元。4日,命令关内吉军万余人即日撤回原防。12日,由奉天开往北平的列车缓缓启动,停顿七个月之久的平奉铁路正式恢复通车,四百多铁路车辆也陆续拨交平奉路局,平津等北方地区所急需的食粮、煤炭供应开始得到缓解。16日,他通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肃清关内直鲁残部后,即与韩麟春、杨宇霆尊人民公意,力践裁兵宣言,定期召集军缩会议,撤消军团部、军部、师部,将现有步兵四十余师旅,缩成十五个旅,四十余万奉军官兵,裁汰二十余万,留编为十五万。12月2日,张又致电蒋介石,密呈东三省“近忽发现传单多种,内有‘打破国民党同东三省之合作’,并有‘打倒卖国贼之国民党’种种口号,自称为‘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共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现已一面密令军警以全国(面)侦查逮治,一面开导学生,劝其勿为利用。至于组织党部,东省已选定多人学习,俾明了真正党义,与政府合力建设。”[17]所有这些,都说明张学良的表态是认真的。
那么,他这次陈述的要求是什么?或者说他希望国府“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尽管今天暂无公私档案可稽考,但只要看看他怎样回应蒋介石所提易帜日程安排的过程,就不难理解了。11月10日,邢、王抵达南京,与何成濬、张群等人初次接洽后,蒋即明确提出了12月29日易帜、1929年元旦庆祝的日程表[18]。但张学良并没有立即给以肯定的答复,直到12月12日,邢、王回到奉天,在听取了他们的全面汇报,并见到了由他们带回来的蒋介石亲笔函之后,才于13日召集保安委员会,大致议定1929年元旦实行易帜。张学良为什么早不答应,非拖到这时才答应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直到这时,蒋才满足他早在7月北平谈判期间就提出过的要求,以手谕形式明确允诺:“东北内部,仍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19]蒋介石的信虽未明言“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的省份,是否也包括热河在内,但从后来汤玉麟的地位实际没有丝毫变动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可见,张学良这次所提根本要求,归根结底还是先前那两条,即热河划归东三省及各省人事维持现状。现在蒋介石以手谕的形式满足了他的要求,“易帜”当然就不成问题了。不少论著认为张学良此时兑现“易帜”,是“日本的阻力无形消解”的结果,理由是张学良所派昭和天皇加冕大典庆贺专使莫德惠,探知田中在美、英等国及国内反对派的压力下,已默认东北“易帜”是“中国内政问题”,不致再起干涉[20]。这一信息,对张学良把握“易帜”时机,或许不无作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1月中旬,张已接获莫德惠的信息,却仍对蒋的“易帜”安排无动于衷,恰恰是长达一个月之后的12月中旬,得知蒋对其要求明确表示让步之后,才迅速作出响应的。一慢一快,何其鲜明和悬殊。显然,张学良这时决定“易帜”的关键是蒋的全面让步,而不是日本阻力的“无形消解”。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两大关键要求,特别是热河归属问题,采取了最终让步的态度,除了统一大局的需要外,主要还是出于内争的考虑。如前所述,由于热河“完整,无外交关系”[21],又是通往关外的门户,而且汤玉麟“在热,措置失当,人民对汤,舆望异常恶劣”[22],因此,蒋介石自始就坚持张学良必须无条件交出热河。但是,自关内直鲁残军问题解决后,他便发现国府内部不少人都对热河问题极感兴趣,诚如当时《京报》载文所说:“国军之中图入热者,亦颇不乏人。”[23]原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后投蒋任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的方振武就是其中最为积极的一个。10月以来,他不止一次在对新闻记者的演说中,将热河问题抬到至高无上的程度,极力鼓吹以解决热河问题为首要任务。他说:“热河问题,于国防上、外交上及北方之大局上,均有极重大关系。目下黄河以南,济南一带,为日军占领,黄河以北,受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压迫,革命之力量,极为薄弱,故为党务上,为军事上计,解决热河问题,实为先急之务。热河解决,北伐事业始巩固,并得使河北省之防务,得永久安逸。热河乃国民党之属地,并非奉方之属地,若于热河有反政府行动,当立即加以讨伐。目下第四集团军(应为第四军团),因为此起见,分右路喜峰口,中路古北口,左路白马关,三路皆以承德为目标,再起军事行动。其先锋已在北山谷附近,与高维岳部对峙中。”[24]其他如阎锡山、白崇禧等人也都在暗打算盘。蒋介石从中意识到,阎、冯、白等完全有可能利用他与张学良的争执,达到占有热河的目的;而与其看着热河落入这些政敌之手,还不如留在张学良治下更为安全可靠。于是,他开始答应张以和平方式解决热河问题。10月15日,通过何应钦复电阎锡山、方振武,“谓介公之意,国军应暂取监视态度,因正向张学良交涉热河问题,并称预料热河方面,必能与奉方一致服从中央也。究竟是否用兵,尚有所待”[25]。12月又进一步同意了张学良将热河归入东三省的要求。仅就蒋介石个人立言,他的这一抉择是明智的,有远见的。
张学良见所有“未了事件”均有了圆满结果,蒋介石也于12月17日来电,请电告各省委员名单,以便与东北边防总司令张学良、副司令张作相、万福麟等军事人员同时发表[26],便于24日召开重要军政人员会议,决议遵循蒋介石之意,29日东三省同时宣布“易帜”。同日,张密电奉省各官员,东三省将于本月29日同时改悬青天白日旗,希即按所告旗帜尺寸,“查明制备,届时悬持”,并嘱:“惟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27]28日,蒋介石主持国务会议,正式批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省政府及各厅长任命名单[28]。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发表联名通电,表示此间“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29]。3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为奉、吉、黑、热省政府。与此同时,经南京国民政府核准,东北不再设立政治分会,由原保安委员会改组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十五人为委员。1929年1月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公推张学良为。“东北易帜”终于峰回路转,宣告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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