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党对国民党的影响


1927年的清党中,国民党的自我创伤几乎不亚于共产党所受的打击。国共合作之际,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除少数中共要人外,绝大多数跨党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身份并未公开。当蒋介石“清党”令下,除少数已暴露的“共党首要分子”外,要从号称百万党员中分辨出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部分国民党青年与“共产党同归于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员因清党而灰心、悲观失望,以至脱党。在大批农工党员脱党和左派青年被清洗的同时,又有数以万计的“投机分子”涌入国民党内。当时国民党内有人评曰:国民党“军事上虽得胜利,政治上却糟得不堪,土豪劣绅、投机分子潜形混入本党,冒充党员藉词诬害忠实同志比比皆是。武汉赤化,固属事实,而宁方腐化亦无可为讳”。“民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在这时间,可算剥蚀尽净!”[1]
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受清洗,有的因致力于农工运动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如浙江豪绅地主“藉清党之名,谬指各地之宣传主张减租者为共产党员,向各机关告发。各机关于接受告诉之后,大事搜捕,至无辜受累者难以数计”[2]。这等于提醒那些尚留在国民党内的成员,不要再用制造冤案的方法来解决政治对手的问题。另一方面,那些借党为私的投机腐化分子和土豪劣绅又群相涌入或原封不动地留在党内。1929年国民党“三大”检讨清党运动的得失时承认:清党的结果,“使本党起了一个很大的分化和损失”,“一般投机腐化恶化分子都纷纷混入本党”[3]。国民党所说的“腐化”分子,实际指的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所谓“恶化”分子,实际是“共产党”。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被消磨殆尽,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
清党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遭到极大破坏。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清党一起,国民党的地方组织首当其冲,很快陷入瘫痪状态。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几个月来,党务受了不少的摧折……各地的党务今日改弦,明日更张,停顿的停顿,攘夺的攘夺,完全沉入于阴晦悲观的景象中。”[4]在地方党部中,省市党部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党一起,原由共产党人控制的一些省市党部职位也就成了国民党各派觊觎的目标,为了打倒政敌,各派之间互相攻击对方为共产党。昨日刚以“共产分子”罪名置对手于死地者,今日又可能被其他的竞争对手以同样的手段打下去。地方党部今日改组,明日整理,你争我夺,互相倾轧,弄成循环报复的局面。由于各省党部纠纷不止,直到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第六个年头,全国建立正式省党部的省份还不到40%,多数省区长期处于混乱失序之中[5]。这一点,从战前省党部名称的不断变更亦反映出来,如救党委员会、整理委员会、改组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维持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临时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执监委员会等,频繁改换。蒋介石对此曾深有感慨地说:“中下级党部本为本党的基础……而今则朝易其人,暮更其名,不足则更互相抵拒破坏,使党外民众见之目眩,党内同志闻之痛心!”[6]
与省党部相比,县以下基层组织和党员受到清党运动的冲击似乎更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基层组织多由共产党人主持。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大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借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省城以下的广大乡村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中央日报》社论写道:“清党达到我们目的了,但苏皖闽浙各地,土豪劣绅也乘时蠢起,捏词诬告本党青年忠实同志为CP,从事农工运动者为共党……忠实同志致遭残杀的到处皆是,信仰不坚被金钱软化堕落的更多。”[7]在湖南一些地方,自国民党宣布清党后,“土劣猖獗,变本加厉,百倍从前。凡曾在外游历,或曾加入本党,及此时留学在外者,无论是否纯洁,均以共党目之,或没收其财产,或捉拿其家属”[8]。在四川,清党前各地办党人员大多为“共党少年”;清党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派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去填充“共党少年”被清洗后所留下的空缺。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均为土豪劣绅。他们“打着清共招牌,乘机混迹党部,陷害忠实同志,收买流氓地痞,实行招募党员,以造势力”[9]。在广东,“各县市党部自清党后,差不多都被不明党义党纪的腐化分子所包办,而且他们极尽其毒辣阴狠,排除异己的能事去诬陷忠实同志,弄到各县市执委几乎多于党员,如革命空气非常紧张的琼崖等处的县市党部,听说只剩下了寥寥无几的党员。不消说,党务亦陷入停顿的现象了”[10]。土豪劣绅的重新崛起,并对国民党基层党权的侵夺,使一个曾以“扶助农工”为职志的国民党迅速向一个新的军绅政权蜕变。
对国民党中央而言,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对基层党权的侵夺,显然非其发动清党的初衷。1927年5月5日胡汉民所提出的清党原则中,即声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经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11]按照胡汉民的设想,清党有两大目标:一是要清除共产党;二是要清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分子,然而清党的结果,却是“恶化”已清,“腐化”代兴。
国民党清党反共和建国统一这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面临的一个最大难题是“党权付托不到相当的人”。因为共产党被清除后,国民党内“明了党义而能专心于党务者极少”。蒋介石指责说:清党后,“各级党部的职员大部未曾受过训练,不明白党,不明白社会、国家、世界大势”,党员“犹之乌合之众”[12]。当时各省市党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大呼党务人才奇缺。如在河南,“前省党部为共产党徒把持,自从新筹备后,党务人才几无法取求”[13]。在地方党权托付无人的情况下,国民党中央唯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借党为恶。另一方面,蒋介石鉴于清党后国民党“党力”的严重虚脱和裂变涣散,更进而倚赖其武力的支撑,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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