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组织规模与基础的变化
一般而言,一个政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出于维持其政权统治的需要,以及执政党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其组织规模一般会呈现出急速膨胀的势头,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适度抑制其增长。而1927年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其情形却是另一番景象。北伐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曾经历了一个急速扩充的过程。在1924年春至1927年春的三年间,国民党党员人数大约增长了五倍,即由不到20万,增至100万,其中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清党,据1929年10月的统计,国民党员总数减至65万余人,其中国内普通党员不足27万。
国民党执政后,其组织发展呈现出一个畸形的走势,即军人党员迅速膨胀,而普通党员缓慢增长。1929年10月至1937年1月,国民党军人党员由30万增至101万。北伐战争初期(1926年10月),军人党员仅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4%,至1937年1月,这一比例上升到61%。也就是说,在抗战前夕,几乎三名国民党党员中,就有二名是军人。
军人党员的膨胀,显示出抗战前国民党组织的军事化倾向。蒋介石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党员。蒋的出发点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例,以军队的严密组织来改造国民党的松弛散漫。在蒋介石看来,古今中外最合理最严密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组织。蒋设想如何让涣散的党机器如军事组织一样严密有序,让每一个党员像士兵一样服从指挥。当军人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60%以上时,蒋的“军队党化”和“党军队化”的设想似乎初步实现。然而,数逾百万的军队党员并不是基于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而仅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体登记入党的简单手续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膨胀数字,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毫无意义,以至于考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时,完全可以将其军队党员剔除在外。
真正能代表国民党组织规模的,是普通党员的数量。1927年4月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约60万。经过一场清党运动后,到1928年3月,国内普通党员减至22万人。其后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缓慢回升。到1937年1月,国内普通党员增至52万多人,其中预备党员近16万,正式党员约36万[1]。十年间仅增加了30万普通党员,尚未恢复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的规模。
如果进一步考察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则更加清楚地显示国民党组织力量的弱小。以1935年为例,是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1∶300。若将有名无实的军队党员和海外党员排除在外,则这一比例为1∶990,远低于同时期苏联、意大利等一党制国家中党员与人口的比例。作为一个执政党,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实在太小。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地域基础主要是两广,其次是两湖。据1926年10月统计,两广(含广州)党员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近70%,两湖(含汉口)约占15%。这与当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域和军事政治进程基本上是吻合的。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其统治中心由珠江流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党员的地域布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抗战前党员的地域分布与南京政权的地域基础并不完全吻合。据1935年8月的资料显示,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党员占16.8%,湖南、湖北(含汉口)、江西、安徽、河南、福建六省党员合计占27.6%,两广(含广州)党员占31.1%,其他省区共占25.5%。据此观之,抗战前南京政权之核心的江浙两省(含上海、南京),其党员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即使再加上南京中央还有相当控制力的湘、鄂、赣、皖、豫、闽六省,其党员人数合计亦未过国民党党员总额的半数。另外,抗战前与南京中央分庭抗礼的两广,其党员人数虽较北伐时期大减,但仍占国民党党员总数近三分之一。抗战前国民党显然是一个组织基础非常脆弱的执政党。
国民党执政后,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急剧扩张其党势的高潮?
1929年以前,国民党忙于清共和举办党员总登记,在此期间,为了防止“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基本上停止吸收党员。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决定实行预备党员制。“三大”修订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年龄在16岁以上,由两名党员介绍,经区分部党员大会通过,并经区党部考查及县市党部核准,方得为预备党员;预备党员受党的训练一年以上,年龄在20岁以上者,由区党部考查合格,经县市党部审查及省党部核准,方得为正式党员[2]。这是国民党自1924年“一大”实行直接吸收制以来,在党员吸纳机制上的一大调整。预备党员制度从1929年底开始在部分省市实施,最初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省征求预备党员有一定的期限,一般为二至五个月,并非随时征求[3]。
从1932年下半年起,国民党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开始大规模征求党员,改定期征求为随时征求。同时鉴于预备党员制有可能使一部分人因感到手续不便而不愿入党,又先后颁布了《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办法》和《特许入党办法》,规定一部分人可以不经过预备党员程序而直接加入国民党。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最初限定为“对党国有特殊贡献或劳绩者”和原为国民党员而未履行总登记者。其后特许入党和免除预备程序的对象日趋宽泛,乃至免除预备程序直接入党的人数,与经由预备程序晋升为党员的人数,几乎不相上下。
预备党员制度于1938年废止,前后实行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制度仿自俄共,但与俄共相比,国民党的入党条件仍甚宽松。如俄共针对不同阶级的入党对象,规定不同的入党介绍人和预备训练期。而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仅在入党程序上多一道手续而已。
按理,作为一个掌控丰富政治资源的执政党,在入党限制不严的情况下,其组织规模会急速膨胀。而国民党除有名无实的军人党员与年俱增外,普通党员规模一直处于低幅滞长状态。1932年以后,国民党中央一再训令各省市党部加大征求力度,并按各省市人口和环境,规定应征党员数量指标,严饬各地方党部加紧努力不得怠忽。尽管所定指标不高,但各省市均未能按期如数完成中央下达的征求任务。如规定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北、南京、上海、北平等省市各应征3万人,河南、陕西各应征2万人,山东应征4万人,天津应征2.6万人。但直至1936年底,上述各省市均未完成指标[4]。
抗战前国民党员数量的低幅增长,至少还和以下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是党组织松弛涣散,二是党与民众相疏离。由于党组织涣散无力,便不能有效地通过各级组织管道,自下而上大规模地吸纳新生力量。如1936年国民党中央在给地方党部的训令中指出:“各地党部办理党员之征求与晋升手续诸多迟缓,往往申请入党经年,尚未领得预备党证,或预备期满已久,尚未晋为正式党员……向地方申请入党者积年累月,尚不能得一预备党证”[5]。而党与民众相疏离,则民众对党失去信仰,党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党的组织来源因之枯竭。
抗战前国民党的地方党组织建设滞后于地方政权的建设。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第六个年头,仍只有不到40%的省份建立了正式的省党部,不到17%的县成立了正式的县党部。即使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县党部亦未能普遍建立。据1933年底的统计,江、浙、湘、鄂四省分别只有73%、69%、54%、42%的县正式成立了县级党部[6]。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不见党组织和党员的踪影。如1931年程天放在考察河南省国民党党务后指出:“河南全省党员总数,在1928年总登记时只有八千人,经过十八、十九两年的变乱,淘汰了许多,现在只有六千余人……党员不但数量少,并且往往集中在县城内,有许多县份,乡村里面一个党员都没有。”[7]这种情形不独河南一省为然。从各省市国民党党员与人口比例观之,除南京、汉口、上海、北平、广东、浙江等省市低于1∶1000外,江西、广西、福建、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都在1∶1000以上,江苏、河北、四川、安徽等省则在1∶2000以上,山东、陕西等省则平均5000至9000人中才有一名国民党员。这些为数不多的党员主要集中于城市,“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党的踪迹”[8]。直到抗战前,国民党组织基本上未深入到县以下乡村社会。
抗战前已成立县党部的地区,其组织运作情形如何?据1930年江苏省党部的调查,“各县党部不健全者甚多,委员与委员冲突,下级与上级反对,政府与党部倾轧,纠纷叠起,怪象百出”。全省各县党务分为两类情形:一类是“可工作而不工作”;一类是“要工作而不能工作”,结果是“无一好好做工作的县党部”[9]。1934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报告中亦谈到,江苏省不仅省党部派系斗争激烈,各县党务亦时起纠纷,党员党籍十分混乱。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训令江苏各县党部一度停业整饬[10]。安徽一些县党部空有招牌,并无实际活动。1935年,中央政治学校学生陈少书在安徽实习调查时发现,安徽各县党务,以经费关系,许多县份均在紧缩中。县党部只设干事、各一人。如当涂县党部干事还不是专职,党部平时无人办公[11]。
在那些处于半控制或只在名义上“奉国民党正朔”的边缘省区,国民党的组织基础自然更为空虚。在这些省区,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和渗透,有的明令禁止国民党党部组织在其控制区域合法存在;有的表面上允许国民党在其省区建立党部组织,而暗地里严加防范;还有的地方实力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发展忠于自己的组织力量。党员数量和地域分布的局限性,以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显示出国民党是一个“党力”十分衰微软弱的执政党,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出“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
上一篇：五院制的建立
下一篇：省制和省政改革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