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
在西方议会政党体系中,党员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引人注目。党员除在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张选票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权利和义务。选民对党籍并不看重。政党发展党员的目的,也主要是多拉选票,扩大影响,故对发展党员一般没有严格的标准和手续。如美国两大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普通选民只要在选举时投某党的票,即被认为属于某党的党员。故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政党的成员大多是政党认同者,而不是真正隶属和忠于某党的党员,仅从党员的社会构成上很难判断某个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
中国国民党则不同,其组织体制借鉴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模式。在革命党的政治文化中,党员被要求在普通民众中起先锋和模范带头作用,引导民众接受党的意识形态,服从、忠诚于党的领导。如国民党声称其党员是“训育”民众的“保姆”,其党歌歌词中亦要求党员“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国民党“党员手则”更要求其党员大要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小要讲“礼节”、“服从”、“勤俭”、“整洁”,还要懂得助人为乐、持之以恒以及学问济世等道理[1]。此外,各个时期还具体规定党员对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如1935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十五种不同职业的党员分别规定其对党应负的责任,要求党员在各界群众中成为核心[2]。故在法理上,国民党对其党员寄予了甚高的期望,有别于西方议会政党对其党员的低要求。
由于国民党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同时又要求其党员作全民的“前锋”,故在党员吸收上,一方面表示不偏重某一阶级,另一方面又特别注意吸纳和网罗社会各界的“精英”和权势人物。如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告各省市党部,规定下列六项人员无论对“党国”有无贡献,均可免除预备党员程序径为正式党员:各级学校校长和职员;县以下基层行政人员,包括区长、乡镇长及保甲长;公民训练中的各级干部;各类党政训练班的学员;各社会公益团体的负责人;各职业团体的负责人[3]。这意味着国民党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网罗原有的社会权势人物或具有权势潜能的人加入国民党后,达到渗透和控制社会各阶层民众的目的。
抗战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主要来自城市知识界和政界。知识界主要有教师、青年学生和自由职业者。这三类党员合计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政界主要指党政机关人员。这一部分约占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这个时期国民党党员的职业构成,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从部分省市的党员统计数字看,抗战前国民党员的职业构成与北伐时期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有二:一是知识界党员中,教师占有较大的比例,而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如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时,湖南、河南、山东等省国民党员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0%、70%和40%,到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时,三省学生党员的比例分别降至14%、19%和14%[4]。1934年,湖南国民党党员中学生比例更降至7.5%。北伐时期青年学生争相加入国民党的情景不复再现,表明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对那些富有革命激情的青年学生已失去了吸引力。这个时期教师党员的增加,可能大多出于谋职的现实考虑。因为在教育“党化”的口号下,一些地方限制非党员从事教职,或强制教师集体入党。
二是政界党员比例明显增加,而农工党员比例明显下降。如广州市在国民党“二大”时,工人党员占60%,政界党员占10%,到国民党“三大”时,工人党员降至16%,而政界党员则上升至46%。广东省国民党党员比例在1926年10月统计时,农民约占40%,学生和工人各占25%,商人不足10%,其余军、政及自由职业者甚少。到1929年3月统计时,农民占17%,工人占11%,学生占9%,商人占12%,教师占11%,党政军警占16%,其余及不详占24%[5]。
党员官僚化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会出现的现象。而农工党员比例的骤减,则是国民党清共以后与农工乖离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前国民党官方统计中的农工党员,已不是北伐时期“扶助农工”概念中的“农工”。这个时期国民党所称的“农”和“工”,既不是阶级阶层的分野,也不完全是职业的分野,而是以生活和工作的地域场所来划分的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如“农界”、“农业”的分类中,既包括地主(“业主”),也包括小农(佃农、雇农、自耕农等);“工界”、“工业”的分类中,既包括资本家(“厂主”),也包括工人。以江西为例,1934年该省国民党党员分类统计中,“农业”(含林、渔、牧)党员共计900人,其中“业主”668人,“助理人”157人,“雇工”75人;“工业”党员共计56人,其中“厂主”27人,“职员”29人[6]。这意味着该省战前党员中,真正的农民和工人甚少。
据1934年中共党员成分统计,农民占87%,工人占5.8%[7],与国民党党员的社会构成判然有别。中共主要以社会底层民众为政治动员对象,而国民党则以社会中上层“精英”为基本组织力量。这一点从抗战前国民党党员的教育程度亦反映出来。大约有近一半的党员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近40%的党员受过初等和私塾教育,未受过教育的党员不到10%。以20世纪30年代华中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水平为例:家有良田三十亩,才能供给两个子弟入小学;家有良田五十亩,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进城读高小;家有良田二百亩以上,才能供给一个子弟读初中[8]。以此衡量,国民党党员大多数是家有恒产、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以上社会阶层。
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通过科举等政治吸纳机制将绝大多数读书人紧紧地吸附和控制于体制之内。只有极少数落第失意者隐逸民间,漂游于体制之外,很难形成群体性的反体制力量。科举制度废除后,新知识分子已不像传统士大夫阶层那样有着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认同和学而优则仕的单一职业取向。读书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不再天然地融附于政权体制之内,而裂变和分离出一大批体制外知识分子和反体制知识分子。国民党从同盟会至1927年以前,其主体即是一批反抗现存政治体制的知识分子。北伐完成后,国民党由一个反抗现存体制的革命党转变为一个代表现存体制的执政党。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依其政治取向,依然可以划分为现存体制的支撑群体、反对现存体制的对立群体以及与现存体制保持距离的中立群体。国民党虽然吸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其政权体制之内,而游离于国民党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仍占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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