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对国民党的观感
北伐时期国民党的革命精神虽不如共产党,却仍称得上是一个富有奋斗精神的革命党。有理想有志向的知识青年群相涌入。胡适即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1]胡适所称的“全国多数”,当主要指知识精英群体。正是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往往被视为“人心所向”的表征。而知识精英中真正倾向国民党的,又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无疑在共产党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也在追求社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投下了恐怖的阴影。尽管如此,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部分从北洋政权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对号称要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新政权还是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和政治抱负,故而期望国民党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新政府。时任南开大学教授的何廉曾记录下他当时的感想:“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2]在那时“北方学统”的知识分子中,怀着与何廉同样感想的也许不在少数。
但知识界对国民党的期望和好感未能持续多久。1930年5月《北华捷报》有文这样写道:“仅仅在一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中间都存在绝望感,这是最糟糕的现象。”[3]《北华捷报》的看法并非独家之言。1932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评曰:“国民党自执政以来,党员未必加增,新加入者,其目的或只在求官,而倔强不羁者,或不满现状而去。各地办党务之人,得意者易腐化,失意者易消极。多年之党人风度,能保持者少矣!”[4]《时代公论》更痛切指陈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到精锐的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盖以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数年来,因为领导人的不良,在各地方实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地说,简直就是深恶痛恨!”[5]
北伐时期一度倾向国民党的胡适,此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32年9月《独立评论》发表胡适一篇题为《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胡在文中总结国民党执政以来四五年的转变说,国民党在北伐时曾得多数人心的拥戴,但执政后,“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蒋介石亦毫不掩饰其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懊恼。1930年10月,蒋在一次讲演中谈到:“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6]1932年蒋介石甚至申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7]1933年蒋进一步指责党已经“破碎”、“无能”、“失信用”[8]。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不仅是不能实际协助剿匪,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9]蒋介石这些措词严厉的训话,也许含有激励国民党人奋发自励的良苦用心,但确实反映了当时国民党组织危机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员社会形象的恶劣程度。
蒋认为在北伐军事胜利以后,国民党又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他指责国民党人不仅没有负起革命的责任,相反在执掌政权后,“因循弛懈,蔑视党纪”的积弊重新暴露出来。党丧失了革命精神,不成其为一个革命党。蒋为此深怀忧虑,并一再提请国民党人注意。1935年蒋在国民党“五大”闭幕后的一次讲话中,再次痛切地指出:“外国有革命党,我们中国也有革命党;何以外国的革命党能够建国,能够成大功;我们有革命党,国家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党员办事不负责任,没有精神,不能自动努力来研究改善与创造一切以报效党国……现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果本党不能及时振作,领导全国国民起来共同救国,我敢说党和国家决不能再苟安三四年!眼看人家就要来摇动我们党国的基础!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要灭亡!”[10]
在蒋介石痛切谴责国民党的同时,另一位国民党领袖胡汉民亦持有大体一致的看法。1930年,胡汉民尖锐地批评基层党部“不知向下层去做工作,却只会向上面拱,只对上级党部上条陈、下批评,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而对于自己应该向人民方面做的工作,却不知考察,不知注重”。“所谓‘到民间去’在党员已成了一句空话”[11]。胡和蒋一样,对国民党党部和党员指责最多的,就是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在胡和蒋的理想中,党部和党员应该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能协助政府推行政令,教导和训练民众;另一方面能将下层民众的意见和不满上达给政府。胡、蒋期望于地方党部和党员所担当的,正是传统士绅所扮演的“通官民之邮”的中介角色。国民党中央规定,下级党部不必要挂出什么招牌来,表明那里是党部,以免教人民看到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而不愿和它接近[12]。各级党务人员不归入公务员系列,其官俸不称官俸而称作“生活费”,其官等亦区别于普通公务员,不分特、简、荐、委,而称首长、处长、科长、干事[13]。凡此,皆有意淡化党务人员的官僚色彩,希望将国民党党员塑造成为民间精英的角色。但是,胡汉民看到“全国各地的党部确能竭尽职守的很不多见”,“省市以下的党部差不多都不见有何积极的效能,尤其是不能做到两句话:接近人民,领导人民”;“人民对党不但不欢迎,不感觉需要,反而嫌多”[14]。
国民党中央对基层党部和党员的期望本身就不切实际。以城市为中心,以知识分子和官僚为主体的国民党党员本已疏离于广大农村基层社会。国民党中央号召党员到民间去,而基层党员则将办党当作往上爬的阶梯。国民党农村党员本来很少,而这些“少数在农村作事的党员,从他入党起,有许多人便是想把入党作成到城中来找差事的一个工具。因此,一个原来在乡村很纯良的知识分子,他不加入党,还能在乡村安心工作,一入党后便常常梦想到那高高在城市中的县党部、省党部,以及中央党部去工作,或者希望他的上级党部能因为同志的关系,而在城市的机关中介绍相当的位置”。这样“不惟很难形成党在农村中细胞的发展,并且增加城市知识分子过剩的严重性”[15]。换言之,地方党部未能成为国家权力向下扩张渗透的触角,却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条向上爬升的管道。1930年,江苏省党部调查各县党部工作情形时发现:“各县同志在省会逗留者有五六十人。此五六十人之中,皆为各县负责党务工作之同志,今竟有随意离职,不守纪律,放弃责任之情形。”当时江苏共有六十个县,几乎每个县党部均有人借故勾留省城,为个人仕途寻找晋升机会[16]。
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滋生出一批被当时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其时,国民党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干部职员,基本上由知识分子组成,但在县党部以下,“党棍”的成分越来越大。一方面,城市党员不愿到县以下基层党部去工作;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也不重视对基层党务人才的培养,加之基层党部权力小、待遇差,几乎成为被人才遗弃的角落。“党部不选用人才,什么人都可以办党,没有能力的党员都收容到党部里来了”[17]。就教育程度而言,省党部委员的素质一般不如省政府委员高;县党部委员的学历往往低于县长。故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学而优则仕,学而不优则党”的说法[18]。一些无才无德的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趁机而入。一个开口“三民主义”,闭口“本党”的职业“党棍”群体由此而起。曾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曾为这一群体作过界定:第一,靠党过生活。第二,依党做护符。第三,借党争权利[19]。基层“党棍”群体的崛起,与国民党中央所期望于党员的民间精英角色,完全背道而驰。党部与党员不仅失去民众的信仰,甚至遭到地方政府人员的蔑视。曾养甫在考察湖南、湖北两省国民党党务时发现:“党员对党是消极,人民对党是失望,地方政府对党是责备。”[20]党不仅未能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反而充当了一个与官争权,与民攘利的角色。
国民党中止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以后,因“违教”而导致全党意识形态陷入混乱状态。党的继承人之争与党的路线之争相互纠缠。为了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国民党从政纲政策到组织路线,均改弦易辙,将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中一切稍带革命精神和社会改革色彩的东西,统统视作“共党”余毒抛弃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魅力荡然无存,党民关系由动员体制转变为控制体制。与此同时,执政以后政治权力带来的腐蚀,又未能有效加以防患和抑制,在裂变与蜕变交相作用下,执政未久的国民党即成为一个被国民厌弃的党。
上一篇：市制和特种地方军政制度的建立
下一篇：县制的改造和创建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