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非常会议”的召开与宁、粤对峙
1931年5月27日,粤方责令蒋介石引退的期限一到,各派立刻在广州宣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规定:凡是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只要愿意前来反蒋的,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公开发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宣言》,宣称:“现在南京之中央党部,从前表示反对之同志,固不认其存在;曾经参加者,亦以此党部已为蒋中正个人势力所劫持,实无存在之价值。当此存亡绝续之际,唯有以革命之手段……一心一德,以戡大难,以为党国谋长治久安。”[1]第二天,反蒋派又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在他们联名发表的就职通电中,进一步申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反对武力统一、中央集权;当以建设求统一,以均权求共治;不主张以武力解决时局,如有以武力相压迫者,亦所不畏[2]。宁、粤分裂的局面至此正式形成。
这一次广州组织政府反蒋的办法,大致还是沿用了前一年北平“扩大会议”的老路,“集合各届中央执监委员、对党有历史宿著忠诚者,相与组织非常会议,以为本党之领导机关”[3]。“嗣后凡本党中央委员莅粤,均一律请其出席非常会议,共策进行。又谓扩大会议亦在谋本党精神团结,此次非常会议为再次之扩大,故扩委均为当然之参加者。惟因各方任务重要,暂不能完全来粤耳”[4]。
不过,这次集合的反蒋派却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国民党元老中,一向以广东人为多,而视浙江籍的蒋介石为“新进”。这次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设常务委员五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秘书长梁寒操,都是广东人。“非常会议”下设四个委员会:一、组织委员会,委员为孙科、古应芬、邓泽如;二、宣传委员会,委员为汪精卫、邹鲁、李文范,并任命王昆仑为“非常会议”机关报《中央导报》主编;三、海外党务委员会,委员为萧佛成、陈耀垣、刘纪文、邓青阳、陈树人;四、军队政治训练委员会,委员为黄季陆、林翼中、黄公度等。其成员大都为广东籍。广州国民政府同样设常务委员五人:唐绍仪、古应芬、邹鲁、汪精卫、孙科,秘书长陈融,国府下设外交、财政二部,分别任命陈友仁、邓召荫为部长,傅秉常、吴尚鹰为次长。他们也都是清一色的广东人。
与“扩大会议”不同的是,广州国民政府不设,依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国民政府委员会议,由常务委员轮流。除外交、财政两部外,广州国民政府又设立军事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任命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四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主持军事;指定李文范、刘纪文、麦焕章三人为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办理军事、外交、财政以外的一切事宜。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并扩充武装力量。6月2日,国务会议决定将两广各军队番号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任命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此外又任命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陈策为海军总司令。陈济棠旋即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军一百五十个团,分别任命余汉谋为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为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为第三军军长;李宗仁也将张桂联军扩编为四个军七十二个团,任命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为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为第十五军军长[5]。为了表示两广合作诚意,粤方主动“接济桂军子弹五百万、军费每月廿五万至卅万”[6]。而广西则表示愿代广东招募新兵。为此陈济棠特致电李宗仁表示:“募兵事此间颇感困难,兄允代募甚为感激。”[7]
在外交方面,陈友仁6月1日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首先致电北平各国驻华公使表示:“请贵国政府撤回对于南京政府之承认,并停止与该政府商洽一切。此后凡与南京各机关订立任何合同或条约……均一律不生效力,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概不承认。”[8]
6月10日,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又强行收回粤海关,此后粤海关税收每月250万两悉数解交广州政府[9],同时发行1000万两公债扩充军费[10]。16日,广州政府针对南京政府公开发行8000万元公债一事[11],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自本府在广州宣告成立之日起,蒋氏如再以政府名义,用任何方式名目,举借内债外债,一概认为无效。”“如敢故违,不特甘受损失,且系有意助逆,一经查出,定当依照反革命论罪。”[12]粤方希望借此破坏宁方的财政收入。特别是自唐绍仪领衔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后,上海“公债票等均奇跌”[13]。对此,宁方也以行政院名义发表通告:“以后凡粤方所发公债及其他收入,行政院概不承认。”[14]
为了扩大反蒋同盟,广州“非常会议”还发表《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称目前主要任务是:一是在蒋管区“立即秘密组织,从事活动”;二是“共(产党)藉蒋为掩护,蒋挟共以自重,故剿共必须倒蒋,倒蒋必须剿共”;三是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成功”,“务使党务之发展与军事之发展同时并行”;四是各省反蒋党部无论是公开还是秘密机关,都要“取精神之团结,在合法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加入共同工作,以期收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之效”[15]。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宁、粤双方在军事准备尚未周全之时,便不停地相互口诛笔伐。5月27日,蒋在复孙科的电报中首先强硬声称:“中正尽瘁革命,系受总理付托,所任本兼各职,均奉党国命令。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兄以为中正有负总理付托之重,应去职以谢党国,得以合法之手续向党部建议可也。党果决议令中正去职,中正决不敢稍须恋栈……中正个人之进退不足惜,其如党国之纲纪何?至谓中正平日对于政事独断自专,更不知何所指而云然。数年以来,国家重大兴革,无不受命于党,且无一不为兄等所共同主张。兄等既躬亲参加于前,奈何横加訾议于后,今昔矛盾,宛若两人,诚可异也。兄若以为前事应有更张,尽可以合法手续修正,凡党有令,谁敢不从。至少川先生等,不知以何种资格要求中正去职,惟有以一笑置之。”[16]5月30日,孙复蒋电,指责道:“今日南京之中央,实已为兄一手劫持。”并表示:“欲谋统一和平,必先去统一和平之障碍,实非请兄引退不可,所以毅然南下,正期与诸同志共同奋斗,以谋真正之统一和平耳!”[17]
此后,蒋对孙科也不再客气,在蒋的指使下何应钦等九将领联名致孙数千言长电[18],指责孙科“不忠、不孝、不敬、不仁、不智”,并借孙中山之口教训孙科:“总理在时,同志中有劝以假兄较优之事权,俾资历练者,总理恒以兄下驷,不克重荷为言。或疑为示谦避嫌所应尔,不免为兄抱屈。及今思之,实佩总理之公明。知子莫若父,益信而有征矣。兄问世为日尚浅,然其行谊,则富感情而缺理智,好货利而昧大义,翻云覆雨,胸无主宰,乃其生平最大之毛病。”[19]广东方面的党国元老萧佛成致电蒋介石,攻击南京国民党中央,称:“以现状而论,今日之所谓统一者,不过独夫之专政统一,非民主政治之统一……望公听纳忠言,将党权交还党人、庶政交还国人,即日自动下野,当可保存数年来之革命历史。若贪恋大位,必效莽、操之所为,则其结果有非弟所忍言矣。”[20]
电报战虽然打得热闹,终究无补于大事,私下的分化活动是宁、粤双方此时最紧要的工作。5月15日,蒋分别密电陈济棠所部的三个师长。致香翰屏电称:“目前伯南已陷孤立,不惜以广东奉之张桂及改组派。故中正已决定免除其八路总指挥之职,请兄继任,以挽救大局而巩固党国。”[21]致李扬敬、余汉谋电则表示:“陈炯明当时以一念之差身败名裂,永为耻笑。其部下叶举、洪兆麟、林虎等亦随之陷入泥犁。今日亦为兄等成败存亡之关头,亟宜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自应即日脱离伯南,与之断绝关系,以促其最后之觉悟。而兄等之所以效忠党国,自保今名,厚爱伯南者,实无逾此。”[22]但香翰屏等人不为所动,香率先将蒋致他的密电公布,并复电蒋介石嘲笑道:“取伯公(陈济棠)之位而代之,用心虽工,而计亦拙矣”,“执事仍欲用其分化政策,亦多见其不知自量而已!翰屏……誓当随党国诸先进之后,统率所部,与执事周旋”[23]。蒋的这一打算归于落空。
当时,对陈济棠最直接的威胁,是广东省政府陈铭枢控制的十九路军。它同陈济棠的第八路军,原本都是由北伐时李济深第四军属下的两个师发展而成,同为广东部队。中原大战时,两军曾一度联合击破张桂军。此后十九路军北调为蒋介石效力,屡屡获胜,为此还赢取了蒋介石100万元酬赏[24],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此时,十九路军正在江西“剿共”,距广东省境最近。因此它的动向至为关键。虽然陈铭枢对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曾表示不满,但此次反蒋的核心人物古应芬同陈济棠关系密切,他自知无法成为领袖,于是在四监委弹劾电发出前两天,悄然潜往香港。为了取得陈铭枢的支持,陈济棠先后三次派金曾澄、黄季陆赴港邀陈铭枢回粤合作,但都遭到拒绝[25]。
为了巩固后方,陈济棠趁陈铭枢自港赴沪转往日本期间,先后动用海、陆、空军围缴原陈铭枢组建的四团省保安队,分别将驻扎广州、惠州、黄埔、琼州的保安队数千人全部缴械[26]。同时,陈济棠还派香翰屏赴赣,希望说服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支持粤方反蒋。据蔡廷锴回忆:“时粤既驱逐陈铭枢,复围缴省保安队枪械,一面却派香翰屏为代表,欲与我军联络,此种矛盾举动,诚难使我军同情。香君与我在私人友谊上,确甚密切,但我不能因私而有所偏袒……及抵兴国,即同往晤蒋(光鼐)总指挥,公开谈判,商讨两日,均无结果。当时我虽不知蒋、戴(戟)心里如何决定,但我始终表示反对内争,投粤更属不能。香君不得要领,知无可联络,旋归去。当时大局如是,我们均心灰意冷,对于剿赤任务,亦只得放弃。我与蒋总指挥即决心回师赣州,静观时局之演变。”[27]
当时,十九路军军费仍由粤方按月供给,“其后方司令部,尚照常存在。颇闻蒋、蔡对陈军感情尚佳,对联桂则颇多微词,与张发奎部,感情最恶”[28]。正当十九路军无所适从之际,陈铭枢于6月初自日本秘密返国。尽管粤方曾积极酝酿迎陈返省,但因古应芬公开反对[29],陈铭枢“即应蒋召入京”,“抵南京后,蒋见我(陈铭枢)欢喜异常,当天即将他悬而待决的腹案告我,即要我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将部队集中吉安,并要我担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官。他并对我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不难看出,他要我到江西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图粤”[30]。
蒋光鼐、蔡廷锴得知陈氏回国消息后,于6月6日致电粤方,表示:“本军亟须回粤休养,请让出潮梅防地”,并“对粤设施多不满,对古应芬尤指摘,陈济棠接电颇焦急”[31]。陈铭枢一到赣州重领部队后立即通电拥护中央统一,并责问汪精卫等人:“试问蒋公即下野,公等以何术统一时局,弭消祸乱?”“又试问公等此时杂凑之内容与形势,以何术能求得本党之真正的民主政府之实现?”[32]13日,陈铭枢又直接致电陈济棠,要求:“一、古应芬交出政权;二、恢复保安队。”“自陈铭枢抵赣,蒋、蔡态度陡变,匪特无合作可能,且恐粤赣战祸一触即发。”[33]对此,陈济棠只好针锋相对,于18日下令财政厅“停发十九路军饷月百二十万,令宪兵及公安局解散该路后方办事处及募兵处”[34]。
和蒋介石一样,广东国民政府在对宁方口诛笔伐的同时,不断四出活动,联络各派反蒋势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两广军政同志,均主张武力解决”,于是共推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35]。孙科也致电冯玉祥,鼓励他再次投入反蒋阵营。广东方面的努力,立即赢得冯玉祥的回应,并派“代表赴粤,报告一切”[36]。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各派反蒋力量,“而收一致之效”,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嗣后所有北方党政军各种进行方案,本执行部当负责办理。”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王法勤、谢持五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37]。
冯玉祥积极响应,其最初的计划是“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同时,冯玉祥也向粤方表示了自己的顾虑: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38]。
为了打消冯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39]。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即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友三)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孙)殿英部现正准备出发。”[40]
7月18日,石友三正式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20日在顺德誓师,公开发表讨蒋通电,指责蒋介石、张学良“先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对于冀晋各军完全视为征服之残部,压迫挑拨,饥寒困顿,必欲其自溃而后快”。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41]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42]。
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民政府得知石友三反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特意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并称:“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43]冯玉祥更是积极联络旧部,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响应,支持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表示:“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学良)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44]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促其讨张倒蒋之大联合”[45]。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46]。然而中原大战失败后,冯氏旧部不再像以往那样听从指挥,各将领为保存实力,心存异志,众人的首要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
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同日,华北各军将领由张作相领衔,商震、徐永昌等76人响应。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第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47]。同时,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一俟顺德占领后,主力再向前推进,可不失夹击之机……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48]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来讲至关重要。除了武力威慑外,蒋介石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州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二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49]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50]。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51]。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兄即汇。”[52]同日还电询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53]随后,蒋亲自致电山西将领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54]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国民政府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南京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55]。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被迫总退却,撤向山东,依附韩复榘。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曾经拥兵六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
尽管北方军事反蒋的努力一时都归于沉寂,但南方的军事部署则迅速展开。
就在石友三通电反蒋的第二天,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指责蒋“轻视共祸,而亟亟于摧锄异己军队”,并要求全国军民:“剿共必讨蒋,讨蒋必剿共。”[56]汪精卫对粤方的这一举措特意在国府纪念周中解释道:“六月间国府曾通电表示,蒋如切实剿共,绝不加以一兵一卒。无如蒋对剿共绝无诚意,致匪势蔓延浙闽,且使刘峙等压迫异己军队,因复引起石友三、孙殿英等之反抗,造成北方战局,故国府不得不下令讨伐。”[57]同日,军事委员会在广州开会议决出师计划:“第四集团军集中桂林,全部入湘去武汉,第一集团军先调两军入赣策应。”[58]25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等又亲赴广西梧州出席广西军政会议,“决由粤助桂军饷、子弹、飞机,桂调兵一师入粤”[59]。此前十日,广西李、白部队刚刚“由港购运步枪四千支,迫击炮四十尊,机关枪一百架及子弹一百万发赴梧”[60]。
针对粤方的讨蒋令,蒋介石也不甘示弱。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公告全国同胞书》,强硬表示:“中正百战余生,义无反顾……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叛乱一日未平,即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61]于是,双方已形成剑拔弩张的局面。自29日起,粤方第四集团军第四军张发奎部及第八军李品仙部分别由广西全州、桂林动员入湘。8月2日,李品仙部先头部队已达湖南永州,第四军吴奇伟部开抵湖南东安,继续向衡州推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余汉谋部、第三军李扬敬部由江北入湘北伐,同吴奇伟部会师,第二军香翰屏部则入东江兼顾闽、赣。粤方军事委员会还在韶州成立了总司令部行营[62]。
在军事布置的同时,粤方积极寻求外援。7月22日,广州国民政府派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陈友仁在日期间先后三次会晤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南京国民政府得知此事后,外交部紧急照会日使,要求否决“陈友仁到日购军火及聘军事顾问”。结果,当陈友仁要求日方“履行奉平公司供给广州政府军火合同”时,“币原表示困难”,予以拒绝[63]。陈友仁在日本期间,还一度密访苏联驻日大使,企图寻求苏联的援助。刚从海外归来的宋庆龄曾对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讲:“陈友仁至东京,要求俄大使转达其政府,接济粤方军械、经济等。俄未应允。”[64]
虽然,陈友仁的外交努力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但冯玉祥继策动石友三反蒋后,再次成功策动甘肃驻军雷中田部反蒋,并一度控制了甘肃省政。雷中田原是冯玉祥旧部孙连仲的旅长,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2月,蒋委任雷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驻防兰州。此后,雷始终同冯玉祥、吉鸿昌等保持密切联系[65]。自石友三失败后,冯玉祥深感“吾人今后作法”:“应在边远区域,另找根据地,以为将来发展之策源。”[66]于是“回到西北去”,重振西北军成了冯玉祥最大的希望,因此他积极策反雷中田。
如前所述,8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甘肃省政,正式任命马鸿宾为省政府,而雷中田未能列名省府委员。南京国民政府派到甘肃的视察员马文车原以为可获厅长以上官职,结果仅落为没有实权的省府委员。二人对此极为不满,于是秘密联合倒马,并积极同冯玉祥联络,寻求支持。冯玉祥则极力鼓动雷中田武装倒戈,并亲笔致函表示:“现在北方大局,虽石(友三)部未能成功,而两广大军业经北进。阎(锡山)总司令已返并(太原),倒蒋局面不久将可实现。深望同志与雷(中田)师长用暴动手段行之。”[67]
25日,雷中田等人发动军事政变,扣押马鸿宾,推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为代理,雷自任全省保安总司令,与马文车联名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第一步肃清反动部队,统一甘肃;第二步宣布独立,拥护革命政府;第三步会合义师直捣中原。”[68]为此,广州国民政府在第二十一次国务会议上议决:“特任雷中田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驻军总司令……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陆军第五师师长。”[69]粤方并请冯玉祥转告雷、马:“饷械困难,请求接济等情,业经转国府”,“至于省府各人选,仍请即与雷、马两同志征定示知,以便转达国府任命”[70]。冯玉祥还致电雷中田等人,明确要求:“甘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并发出通电,明白表示。”[71]
此时,蛰居大连的阎锡山看到新一轮的反蒋局面再次形成,于8月5日请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安排,乘日本军用飞机秘密由大连返回山西[72]。阎锡山返晋后,马上引起蒋介石、张学良的恐慌。据徐永昌日记载:“山西之危运,可谓至极,某某日言阎回后之山西决不可靠。”[73]当时,阎的旧部中许多将领对商震投蒋都表示不满。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起来。因此,蒋、张极力要驱阎出晋。而南京国民政府新任命的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却公开反对,暗中保护阎留山西。“八月十六日,中央派葛敬恩航空署长来察看阎回山西后发生些什么情形,因葛与我(徐永昌)是陆大同学,关系亦好,他信任我的话,觉得阎先生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动,电报蒋先生说阎不走亦可,但因蒋先生曾与张汉卿有约,黄河以北归张主持,故张要阎走,蒋亦不肯留阎”[74]。徐永昌甚至私下致函阎锡山表示:“如外方非逼先生走不可……则我直谓先生之归,是我发起,我承认起来。万一无办法时,我与先生同走。”[75]
就在阎氏返晋的当天,“非常会议”天津执行部致电阎锡山、冯玉祥及所部诸将领,恳请二人继续领导北方反蒋,并鼓励他们:“蒋逆中正横行一时,非倒蒋势力之不足以制之,实乃倒蒋势力之不能集中,遂演成支离破裂之局。今幸广州建立中枢……时机迫切,恳诸同志即起图之。”[76]冯玉祥也表示:“事已至此,势非百川(阎锡山)先生出而主持,决无其他良法。”[77]
9月1日,粤方下总动员令,出师讨蒋[78]。为了统一北方各派反蒋武装,广州国民政府国务会议同日议决:“北方党务已有天津执行部负责。关于军事政务应有统一机关,以专责成。着在天津设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以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王法勤、邹鲁、覃振、王葆真、傅汝霖、徐景唐、刘维炽、张文、胡宗铎、王懋功为委员。阎、冯、韩三同志不在天津,请派代表出席。”[79]2日,邹鲁致电冯玉祥表示:“两广军队业经出动,半月之内可至湖南腹地,两湖并有相当办法。华北各军务请公力为催动。甘省之举,并可直举讨蒋之旗,以张声势。”[80]3日,李宗仁再电阎锡山指出:“两粤大军已动员入湘,请与焕公密饬各同志务须勉持数旬,并积极准备,南北同时动作。蒋迭请张(继)、吴(稚晖)求和,此间业已拒绝。”[81]阎锡山复电时明确表示:“自当坚持并积极准备,以待大军进展。焕公处已密达矣。”[82]这一切都鼓舞了粤方的斗志,为此,李宗仁在广州联合纪念周演讲中,踌躇满志地说道:“我们相信的反蒋运动,决不因北方军事而停止,反天天扩大,我们可肯定的便是蒋中正必定倒台,不过时间问题而已。”[83]
针对粤方的军事行动,蒋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应钦:“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84]当日,蔡廷锴、蒋鼎文、陈诚部即奉令移师,以阻粤桂军北进[85]。7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粤军入湘事,“略谓粤军犯湘,集兵郴州以南,已逾湘境二百余里”[86]。为此,蒋介石增调中央警卫军(新任军长顾祝同)“集中岳州、长沙、醴陵及萍乡等地”,“又手书致何键,令固守湘潭”[87]。并电宋子文“再汇发何键三十万元”,以安其心[88]。张学良也密电何键,向其建议:“敌人来犯时退至湘鄂界坚守为佳。”[89]何键原有三师兵力驻守衡州,得蒋命令后立即主动收缩。宁、粤双方原本“均拟在衡州一战”,湘军主动放弃宝庆后,李宗仁信心十足地电告天津执行部,表示:“现在宝庆之敌已逃,自当由永丰直指长沙。”[90]
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同日,蒋在南京首次公开宣称粤方为“叛军”,并表示“此一战是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关头”[91]。当日,蒋得杨永泰报告“黄绍竑在桂方情势确与李、白异趣,力促分化桂军”的消息后,当即批复:“所谈甚赞成。请属黄即进行。”[92]
9月18日,蒋介石亲自从南京前往南昌督师。行前,蒋还连电张学良表示:“对粤和平解决计划已绝望,现决武力讨伐,惟械弹恐不足,请饬东北兵工厂加工赶造,以应急需。”[93]并指示张:“据报粤要人邹(鲁)、谢(持)等多名匿居津日界,希设法拿捕。”[94]但张学良复电时并没有正面答复是否接济军火,而是乘此机会开口向蒋要钱:“宋(哲元)、庞(炳勋)两部军费甚缺乏,请速接济,否则恐为阎、冯利用。”[95]
正当宁、粤双方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之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这就迫使宁、粤之间的对立冲突,再也无法沿着原有的轨道发展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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