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作为迅速崛起的邻邦,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
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中日关系恶化。国民党“二次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和列强谈判修订关税条约及废除领事裁判权,日本对此态度消极,严重影响中国舆论和社会的观感,中日关系持续低迷。1929年7月,因在皇姑屯炸车案中“处置失当”引起日本国内责难的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后,由浜口雄幸组成新内阁,币原喜重郎任外相。7月9日,浜口内阁公布十大政纲,提出“刷新对华外交”的主张,声称对两国间的悬案,“双方都应理解对方的特别立场并予以同情的考虑,以求得公平中正的调和,不拘谨于局部的利害而保全大局”。声明还提出日本的目的在于共存共荣,特别是谋求两国经济关系“自由无碍”地发展。日本将排斥一切侵略政策,但对关系到日本生存及繁荣且为“正当而密切的权益则必须保持”[1]。浜口和币原较之田中时期,虽然谋求利益的本质没有改变,但姿态确实相对温和一些。1929年3月,币原曾发表文章论述中日关系,提出:“两国关系,迄今以前,久在纠纷重叠之中。两方有形无形之损失,决不为轻。至如何而至于此,则一概归诸日本政府责任,自非公平之观察。从局外者眼光观之,两国政府当局者处理相互外交问题,不无过于受对内关系之系累,此不能无忧也。”[2]虽然币原回避了日方制造事端的主要责任,对两方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但能够对自身的作为有所反省,尚属冷静。
币原任外相后,即着手与中国修复外交,任命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1926年底曾奉日本政府之命与蒋介石直接接触,属于对华温和派人物,颇为蒋氏所欢迎。其抵沪时,蒋特电张群:“佐分利到时,应设法到埠欢迎,以表好感。”[3]佐分利贞男到任后,立即应召会晤蒋介石,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蒋要求日本从大局着眼,全面改善中日关系,提议双方公使馆升格,希望日本在撤废治外法权上采取行动。财长宋子文也表示中国准备尽其财力偿付旧有外债。一个月之后,佐分利归国述职,在箱根突然身亡。此后日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长期代理驻华公使。9月5日,币原与国民党元老之一张继在东京密谈,探询中国对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日方提出的主要原则是日本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中国尊重日本在东北的“合法”权益,中日实行经济合作。这大体反映了浜口内阁对华政策的具体方案。然而日本所谓的“合法”权益包含着其从不平等条约中攫取的权益,中国方面不能承认,尤其是来自“二十一条”的条款更为中国所无法接受,以此为基础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有违中国的一贯立场,南京国民政府未予同意。
币原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遭到日本军部强烈的指责。军部力主实行对华“强硬”的武力威胁政策,指责币原实行的是“软弱外交”。其实币原和军部在巩固与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特别是在所谓满蒙问题上并无分歧,只是前者主张运用外交手段,后者主张使用军事压力而已。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包括收回租界、租借地等,币原闻讯后立即训令重光葵赴南京,于4月14日会见王正廷,提出质问:收回租借地是否包括旅顺、大连,收回铁路是否包括南满铁路。王正廷予以肯定的答复,日方立表反对。4月27日,日本确定对法权问题的交涉原则是:中国开放内地,予日本人以居住、旅行的自由,日本则将除各国侨民的共同租界、日本租界及其邻近地区、铁道附属区以外的中国领域内的领事裁判权撤废。中国还应确保日本在满洲的商租权、在延边的朝鲜人的土地所有权等。币原此举,无异于自我否定其承认“满洲是中国领土”的诺言。
当时,中日之间争执的焦点在东北。日本在中国东北攫取了大量权益,并继续处于扩张之中。币原曾公然宣称:“在满洲我国权益甚多……这些权益大都不仅有条约依据,而且都是深刻长久的历史产物。”[4]30年代前后,日本对东北提出的主要问题一是铁路,二是商租权。东北的铁路问题很复杂,北有中东路,南有南满铁路,基本形成苏俄和日本分别控制北、南两大主干线的局面。东北地方当局出于自身利益,也在周边地区修筑了部分铁路。日本为扩张在东北势力,确保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又计划修筑新的铁路。1927年6月“东方会议”决定的满蒙政策中包括:一、确保日本的既得权益以整顿东三省财政问题;二、采取强硬手段促进满蒙悬案铁路问题的完成[5]。10月,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向张作霖提出先行修筑敦化—图们、长春—大赉、吉林—五常、洮南—索伦、延吉—海林等五条铁路,五路纵横东北全境,经济利益极大。张作霖当时为对抗北伐军,需要借助日本方面的支持,同时又受日本抛出的经济贿赂诱惑,同意了日本的修路要求。15日,张作霖和日方订立同意修建五路的密约,张按其惯例在协约上签批“阅”字,以示同意。此一密约因为日本有意泄露,迅速为中国民众所知,激起强烈的反奉风暴。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以有关铁路的问题交由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处理为由,推拒执行这一协定,表示:“铁路问题,虽向属于地方,今日既引起内外注意,自不能撇开中央政府。”[6]对张学良的托词,南京方面自是心领神会,以东北地方协定不生效力为张开脱,日方竭力达成的满蒙五铁路协定成为泡影。
和满蒙五铁路协定一样,所谓商租权也是日本以不正当手段攫取的一项利权。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其中第二条规定,日本国臣民为经营农业,可以在南满“商租其需用地亩”[7]。此后,日本利用此项规定攫得的商租权,不断地以南满铁路为骨干,向四周掠夺大片土地。据统计,日本攫夺南满线时,铁路区域为一百四十多平方公里,而到1931年9月竟扩充至482平方公里。日本在东北攫获土地四百二十多万亩,以商租名义取得日本领事馆签证备案的就有16.2万多垧。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夺取,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1928年11月,在回答记者是否拒绝商租权的提问时,张学良明确表示:“在今日中国现状之下,条约方谋改善,工商尚未发达,故不宜内地杂居。”[8]1929年3月,辽宁省政府报告,日本满铁组织移民农业会社,“以多金诱买中国人田地房产,或以轻利息借贷与华人,惟须有田地房屋契约为抵押品,始能有效,以将田地房产吸为己有,而实行移民兼扩充满洲农业计划”[9]。1929年7月,东北地方当局秘密颁布《惩治盗卖国土暂行条例》,1931年6月又颁布《国土盗卖惩办罚则》,严厉禁止将土地、房屋及其他场所转让、抵押、出售或租与日本人,违者严加惩办,以抵制日本蚕食土地,非法扩大满铁区域的行径。
南京国民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都不敢公开废除商租权,只是对国内土地所有者采取限制措施,虽然作用有限,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人夺取土地的速度。日本对此大为不满,屡次向东北地方当局提出交涉与“抗议”,指称中国“侵害”商租权。中方严正指出:1915年条约属于“二十一条”的一部分,本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非法条约,已经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废除,故所谓商租权已失去其法理上的依据。至于商租事项,本当由双方和平协商,取得一致,不应含有任何不正当的行为和手段。对此,日方不甘心放弃所得权益,仍然设法逼迫中国方面扩大商租权的适用范围,并以此作为重大悬案反复纠缠。
由于日本利用攫夺的特殊权益及中国本身长期的混乱状态在东北苦心经营,到30年代前后,日本在东北已经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31年9月末,日本在东北直接经营的铁路达1129公里,通过中日合办和借款等控制的达1231公里,约占当时东北铁路总长的38%,这些铁路基本都在满铁控制之下。“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煤产量日资企业平均占80%以上,处于绝对优势。生铁产量占中国钢铁总产量的90%以上。1930年,东北的发电量中日本占到80%。满铁总资产,1907年为1.4亿多元,1929年高达百亿元,增长了68倍多。1930年列强在东北投资总额为23亿日元,其中日本为17亿日元,占76%,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日本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使张学良深为戒惧,在其成为东北地方领导人后,设法发展本国工业、交通、港口事业,抵制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控制。为打破日本垄断大连、安东两港的局面,决定继续兴建葫芦岛商港,作为东北对外的吞吐口。葫芦岛港原由清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1910年开工兴建,1913年北京政府停止施工。1930年1月,高纪毅代表东北方面与荷兰筑港公司代表签订修筑合同,修建年吞吐量为百万吨商港。4月开始施工,计划1935年建成。工程由北平铁路局营业利润投资。当时舆论认为这一消息“应为国人所一致乐闻者也”[10]。
继葫芦岛筑港工程以后,1931年张学良又计划修建打虎山—通辽—洮南一线铁路,以摆脱日本对东北铁路的控制。计划尚未订立,日本外务省就迫不及待地作出反应,指责中国违反所谓不修建与南满铁路线平行铁路的约定,是对南满铁路权益的侵犯,扬言日本决不能坐视。中国方面表示:对满铁商业上的效用及价值中方决不会予以侵害,但中国否认日本在南满有修建铁路的独占权。1931年1月22日,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开始与张学良进行交涉。木村大谈解决悬案以改善中日之间险恶的空气,提出修筑新线、停止并行线、签订运输协定等要求。张学良表示,外交与铁路问题不属地方权限,他不能自作主张。随后,张学良委派东北交通委员会京奉铁路局长高纪毅为交涉委员会主任,嘱其与日方周旋。高纪毅与木村多方交涉,终因日方坚持不放弃其无理要求而致交涉中断。
借用南京中央力量,以举国之势,对抗日本的压迫,是张学良抵制日本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另一重要举措。中原大战后,1930年11月张学良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同意将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及军事权移交南京中央政府,并且决定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对于葫芦岛港及东北新铁路的建设,也交由南京中央政府管理。蒋介石决定由张学良主持华北政务,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央国防军。会谈以后,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即移归南京国民政府,北宁、四洮、长春三铁路改为国有,葫芦岛港归交通部指导。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处处长王家桢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但东北军的改编并未实现。
1931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向东北各省派出党务指导员和特别区派遣员。26日,东北国民党党部在沈阳成立。同时,张学良又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积极引入美国势力。张学良在答复日本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在引进外资时,“不排除日本资本,同时也不能拒绝欧美资本。我们对欧美和日本将一视同仁,但附带说明一下,只在必要时才引进外资”[11]。这年春天,呼海铁路局与美国谈妥借款1000万银元,用以建筑通往鹤岗的铁路支线,以煤矿作保证。5月又与美国谈判修筑吉林—同江铁路;6月与美方福克尔航空公司签订了建造奉天飞机工厂的协定,与福特汽车公司商谈建造汽车装配厂。美孚石油公司在沈阳设有奉天总公司,在大连、营口、沈阳、安东、哈尔滨设立分公司,业务遍及东北各地。美国还向东北提供无线电台设备,使东北基本上建成完整独立的通讯体系。美国凭借其强大经济实力,在东北影响迅速增长,1929年与1913年相比,美国向东北进口增加了十倍,出口增加了八十倍。到“九一八”事变前,美国资本已经渗入东北铁路建设、汽车运输、煤炭工业和电业等重要部门。这些,对一心要独霸东北的日本无疑形成重大挑战。
随着东北向南京中央靠拢,张学良更加积极主动抵制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如实行抵制日货,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税卡,限制日货涌入东北内地;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起收回国权运动等。1931年5月29日,辽宁各团体召开联合大会,直接提出收回旅大、南满及安奉铁路线,撤退日本军警及日本邮电局等要求。张学良还陆续发出密令:禁止向日人出卖土地、房屋,禁止购买日货,禁止与日本合办各项事业,并通令禁止日人到东北内地旅行。在张学良采取如上措施时,南京中央也相应地作出一些姿态。1929年9月,南京方面公布日本阴谋侵夺东北及内蒙的秘密计划,即“田中奏折”,在国内外引起激烈的反响。日方虽矢口否认文件的真实性,但无法抹杀其行动与计划恰相吻合的事实。
对南京中央和张学良维护主权的举动,已经习惯攫取权益的日本认为其“危害”了日本的“权益”,密谋报复。在对满蒙计划中声称:“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虽得自日俄战争,而许多既得权,乃得自张作霖时代。彼张学良虽然脱离军阀根性,而牺牲其特殊政权奉还南京,以避其重大责任,此不仅高筑炮垒以自卫,且放射外交的毒瓦斯于东亚全土,意欲毒塞我日本之性命,实为空气之大杰作。如谓蒋介石奸雄可怕,则张学良对我政策之阴谋,益为可怕。”[12]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举动,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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