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日本以外交手段控制东北的计谋屡遭挫败之后,即积极策划以武力侵略东北。早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日军即派出观战组,以便对东北军的作战能力作全面判断。他们认为东北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缺乏周密的计划与配合,尤其是害怕炮火的集中轰击。因此,建议对东北军作战时集中使用炮兵。1930年7月,日本关东军参谋团又到北满作侦察旅行,为在北满地区作战作准备。同年9月,关东军拟定进攻全东北的作战计划,开始全面积极备战。日本右翼军人团体及其他右翼团体、法西斯文化人,以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为代表,公开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日本以十万生灵、二十亿国帑开发出来的“圣地”,为“保护”日本在满蒙权益,日本应“不惜一战”,等等。1931年3月31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但“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1]。这是“占领满蒙先行论”显著抬头的标志。6月19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要求“预作最后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之准备”[2]。为配合发动侵略战争的步调,日本的对华外交也一反过去“平息”事态,允许在中方接受日本要求的前提下“结束”事件的做法,而改为扩大事态、寻衅滋事、制造悬案的办法以动员国内舆论,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口实。
所谓“万宝山事件”及“中村大尉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是指1931年5月,长春附近万宝山地区中朝农民因修建水渠引起的案件。1931年5月,该地区朝鲜移民为引伊通河水灌溉,开设一条宽九米、长十二公里的渠道,不仅侵占当地农民大量农田,而且因筑水坝,使伊通河两岸中国数千顷水田有被淹之虞。旋经长春市政筹备处与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协商达成临时议定书,决定在问题解决前停止施工。但日方于6月24日违约强行突击施工,至月底渠道、水门完成。7月1日,万宝山一带农民四百余人来到现场填平渠道。次日日方出动警察和便衣弹压,中国农民伤亡数十人,受毒刑拷打者十多人。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即在朝鲜进行歪曲报道,散布“朝鲜人被中国人袭击残杀”的谎言,煽动朝鲜人袭击残杀华侨。中国驻朝鲜总领事报告:“此次本馆管内被害最烈者为平壤,次仁川,次京城,次镇南浦,收容避难人数达一万三千余人。”[3]总计在一连串的暴行中华侨被害的共达779人,其中死亡146人,失踪91人,重轻伤542人。甚至对事件作出真实报道的朝鲜记者金利三也遭到日本暗杀。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日本外务省却发表声明,狡辩日本在此事件上并无国际公法上的“责任”。日本外相币原在此次事件中态度亦极强硬,他训令驻沈阳的日总领事林久治郎称:最近在东北发生的“侵犯帝国权益的事件……我方终究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中国方面坚持这种态度,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改变在中方所切望的法权问题的立场……倘若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今后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政府自将采取正当的随机措施,其结果必将产生极为重大的局面”[4]。币原训令林久治郎警告中方,必须“慎重处理”此次事件,否则“后果严重”。这是币原公开向中方发出的战争威胁。
日本的行径激起全中国人民的义愤,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众集会,准备对日经济绝交。日方的蛮横态度,使蒋介石也深感愤懑,在日记中写道:“谈日本惨杀朝鲜侨胞案,为之发指。”[5]但他对各地民众团体准备对日经济绝交一事,仍然担心扩大事态,7月31日,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批转宋子文、张群的电报时指示:“现在各地反日援侨运动办法,实有审慎将事之必要。若中央地方党政各界,步骤不能一致,势必授人以隙,徒益纠纷。况反动之徒,惟恐不乱,难保不混迹各地,鼓煽风潮。”电文要求通令各地,“如有不法行动,即应取缔,以免为反动派利用,藉安人心而防意外”[6]。据此,南京国民政府即通令全国“不得加害日本侨民”,对民众的反日活动加以限制。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万宝山事件”的处理上采取了克制态度,但由于日本的挑衅及两国间恶感的加深,谈判期间,上海、青岛又陆续发生中日冲突事件,使中日关系更形恶化。正在此际,“中村事件”被公诸于世。
1931年6月,日本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自称日本黎明学会干事,带领日本、白俄、蒙古人各一名,到中国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26日,中村一行为中国驻军发现,被带至屯垦队三团团部,经搜查其笔记“多系记载调查将来军事上应用各项”[7],同时还搜查到手绘地形图及关于屯垦军的兵力、武器、营房状况表册[8]。团长关玉衡决定将其处决,并焚毁尸体。对中村的间谍行为,日本方面非常清楚,日本驻郑家屯领事向奉天总领事报告:“中村大尉遇难之苏鄂王府……属于奉天省政府之所谓禁止履行区域。”[9]为寻找扩大侵华的借口,日军百般扩大事态,于8月17日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大肆渲染“中村被害”事件,并公诸报端。对此,张学良表示将派员详加调查,如情况属实当予严惩,并将驻防当地团长关玉衡扣押,以应付日方。可是日方却借机大肆渲染中国惨杀日本侨民,煽动日人仇视中国,扬言用武力惩罚中国。20日,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提出必要时采取武力解决的主张。24日,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向外务省递送了关于“中村事件”如不得解决即占领北满的意见书。关东军更是借机向日本军部提出应由关东军自己来“解决”该事件,反对通过外交交涉以谋解决,认为这一事件实为“扬军部威信于中外,回答国民期待并解决满蒙问题之绝好机会”[10]。
对关东军的活动,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虽然予以一定程度的抑制,确定不以该事件作为解决满蒙问题契机的方针,防止关东军借机扩大事态。但日本政府事实上已难以约束关东军的行动,其内部尤其是军部的侵华冲动也在不断高涨,因此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关东军的侵华举措。9月18日,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走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承认中村已经被杀,希望循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而正是这天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对中、日间形势日见紧张,日本武力吞并东北野心愈益暴露,关东军已完成临战准备的严峻形势,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并非一概不知。1931年7月,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组致电国民政府,提醒道:“日前中外报载,日军事参议官会议决议于南满设置常备师团,此种于我国主权极有妨碍,即于领土之完整上可谓发生绝大危险,似应由我外部提出抗议,并对世界宣传。查日本政府对满政策近有改变,征候甚多,如宇垣总督正式言明原来统治鲜满为二元制,现改为一元制等,深堪注意。”[11]蒋介石处理“万宝山事件”时,对日本的企图大有感触,感叹日方“一面交涉,一面侵略,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欺诈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技。及目的已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侵略,吾已见其肝肺矣”[12]。虽然对日方的侵略计划洞若观火,但出于国内剿共战争及应付地方实力派的需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7月23日,他通电全国强调:“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13]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4]与此相应,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强调“此非对日作战之时”[15],嘱张克制,力避冲突。蒋介石的这一判断,对日本发动侵华事变后,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应付方略,都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故意炸毁沈阳附近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路轨,随后谎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攻击日军,并以此为由向沈阳发起进攻,炮轰北大营中国军队,从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当时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总人数达30万人左右。事变发生时,张部因参加中原大战,移师关内约11万人,留在东北的部队尚有近20万人。日本方面关东军正规部队万余人,另有在乡军人约一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万余人,力量上中方完全可与日军一战[16]。但是,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都没有足够的抵抗决心。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令,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7]“中村事件”发生后,他在北平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18]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据荣臻报告,张学良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19]19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内称:“顷接沈阳臧、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20]在日军相继占领安东、营口、长春等地,并有向哈尔滨推进消息时,张学良仍指示:“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惟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安全。”[21]
关于东北当局当时的态度,张学良在事变后有过多次的阐述。19日,张会见记者时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22]20日,再次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23]24日,在给蒋介石、王正廷的报告中,张学良更详细报告了当时的状况:“9月18日晚十时许,沈阳城北忽有轰然炸裂之声,既而枪声大作。旋据北大营我第七旅报告,乃知系日军向我兵营攻击。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扩大事件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24]
地方当局取不抵抗政策,中央政府态度也极软弱。9月1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会议,国民政府蒋介石正在由宁赴赣的途中,会议由戴季陶主持,决定若干应急事项:“众意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其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国民及本党同志牺牲成见,一致联合,又电催介石迅即返京妥商一切。”[25]20日,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决议致电粤方要求共谋团结御侮;定23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并停止娱乐一天。19、20两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两次对日提出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
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蒋对日前中央临时常会决定的若干办法表示赞同,主张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时对国内必要口岸及首都,加紧警卫,并谋求与粤方妥协。22日,蒋在南京公开发表的讲演中强调:“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26]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告:“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27]
为应付内外危机,9月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日政策之研议机关;同时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并将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事诉诸国联,信赖国联公理处断。南京国民政府对和战的态度在其告学生书中说得很清楚:“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也。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28]就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而言,这篇书告强调的显然是不可战的一面。
当时,南京中央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依靠国联主持公道。蒋介石在次年曾明确表示:“以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29]所以,虽然南京方面的抵抗调门比之东北地方当局要高一些,但在精神实质上,南京中央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是一致的,宁、粤谈判时,顾维钧曾致电粤方为张学良解释:“度汉卿兄当时用意,无非因彼出于整齐划一之步骤,而我尚为四分五裂之国家,以一隅而当大敌,实不得不出诸慎重。此种委曲求全之苦心,兄与弟等深知,亦当为粤方诸君所能谅解。”[30]顾维钧此言,相当程度上道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的心声。
由于中国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日本发动事变后,迅速占领沈阳及其周边地区。日本军方材料记载,9月19日,日军接到报告:“已攻进奉天附近、营口和凤凰城,完全解除敌军武装……东北当局已四散逃避”,“军司令官了解到上述情况,认为如果没有接受幕僚的献策,不把事态扩展到今日这样严重的地步而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则将贻恨百年,徒劳后悔。”[31]在这样弹冠相庆的气氛下,关东军的对华强硬和冒险政策被看作先见之明,备受推崇,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逼迫和侵略由此已经难以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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