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平统一”会议的召开
虽然双方对和谈都缺乏诚意,但迫于时局和舆论的压力,无一方敢承担破坏和谈之责。宁、粤代表终于自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伍朝枢寓所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双方共举行正式会谈七次。
第一天会议,宁方代表蔡元培“发言时对蒋电极力主缓发,谓国难临头该电尽可至商得积极办法时发表。张继、铁城主张亦如是”[1]。会议遂决议:“双方通电原稿(指蒋下野和粤府取消),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2]但在第二天的会议中,粤方突然单方面提出《党政改革案》,引起宁方不满,使会谈险遭破裂。该案主要依据前述粤方致蒋函所提出的七点办法所拟定,内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地方制度五方面。蔡元培等“以此案关系重大,中央未之前闻”为由,表示“不便讨论”,并将该案全文电蒋请示[3]。其实,该案的核心内容,用粤方代表李文范概括的两点最为妥当:“第一对于人的问题,就是要蒋下野;第二对于制度问题,就是要缩小权限及废除总司令制。”[4]
蒋介石接电后,“对粤提制度问题,认目前内外情势严重,非试验时期。以前种种缺陷并非全系制度之过,且现时制度亦系党之公意所形成。党内分裂均因少数同志未能精诚团结所致。此后工作最要为如何使全党负一致守法合作,绝不愿使党国遭此大险。且变更制度无异修改约法,而约法为国民会议所制定,非强使全国民意曲从党内少数意见”[5]。
为此,蒋介石复电宁方代表强硬表示:“今日所发表两方接洽情形,与事实完全不符……如此捏造,是所不能承认,决非精诚和平团结之意。中不敢同意。”[6]10月29日,蒋再复电宁方代表,指责粤方所提《党政改革案》:“内容姑不具论,精神上即与团结对外之主旨不相合。此时为党为国均唯有从速集合首都,共赴国难。至党政根本问题,应俟本党多数之讨论决议,无以十余人在租界内谈商,即可决定全党全国大计之理。”蒋氏明确指示:“此等违反党章,不恤国难之提案,不应提出讨论。”[7]此时,蒋的强硬立场,源自他对粤方内部的洞察。蒋曾分析道:“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阻碍,而汪、孙则愿来合作,以不愿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当使之有转回余地。对粤应决定方针。一如其愿就范不破裂,则暂惟统一之局,因于对外有益也。一如其不愿就范,必欲破裂,则避免内部纠纷,使之回粤自扰,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8]于是,蒋介石再派何应钦赴沪与各方接洽,希望有所转圜。何到沪后即“访胡述蒋真意:总司令可废,行政院长可让,但要保留及维持第三届政统。此点与粤方条件完全背驰”[9]。而胡汉民则对何应钦表示:“余爱蒋较任何人为深切。北伐以来其勋绩不可磨灭,受人推崇亦因此。但年来争执党政军重任,虽云肯多负责,但一人精力智虑何能顾及。与其多重责任难兼顾,不如大家来负责,徒使集怨于蒋一人,致使以往功勋灭于一朝。希望蒋明此苦衷,毅然对党国前途重加刷新。”[10]
为了加强粤方内部的团结,胡汉民还致电天津执行部转阎、冯等人,再次明确粤方的态度:“一,党内大团结,决不为蒋分化政策所中伤;二,断定蒋无诚意,我方惟有表明诚意谋和,免使破坏和议之责有归;三,断定蒋必趋陈炯明、吴佩孚、段祺瑞之续,我方最后宁为民二袁治下之革命党,不为苟且争胜之进步党,为世诟痛;四,蒋对陈铭枢已有怀疑,陈亦不自安;五,认目前外交尚有办法,而财政、军事颇难应付。再汪先生态度甚坚决,与胡合作一致对蒋。”[11]
此时,李石曾向蒋介石建议:“弟与铁城始终主张沪会性质只能为国难会议,不宜为对等会议。”[12]蒋立即复电表示赞同:“请推铁城兄为代表,共同出席。至于会商名称,无论国难会议或何等会议,决不能在沪正式开会,至多只可称为谈话会也。”[13]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南京中央的正统性,而否认广东中央的合法性。30日,吴稚晖以“某中委”名义,公开发表谈话:“主张国事由四全会议决。”反对宁、粤在沪举行的所谓“和平统一”会议,实际上是公开响应李石曾提出的沪会“不宜为对等会议”的主张[14]。吴稚晖的谈话,立即遭到粤方的指责。在粤方看来“某中委”即是蒋本人。为此,胡汉民发表“负责谈话”,称:“观近两日形势,和似仍陷悲观,京方某中委仍持一切问题应待四全会解决之前议,使和会前途更多一层阻碍。国事如今日,应迅求党政军根本改革,并速定抗日计划,以保存国家一线生机,乃必多方另辟途径。斤斤个人权位争持,余实怆痛。某中委以不负责任之表示,以论党国重大之事,何异匿名揭帖。若仍谓一切问题应由四全大会解决,则蒋所期望粤代表北来而召集之和议实已失其意义。”[15]
虽然粤方提出的《党政改革案》被蒋介石否决,但为了最终实现自己的主张,仍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为由,于30日上海和会第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一项《中央政制改革案》,包括原则三项、办法十一条,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第一条:“国民政府改称总统,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又总统不兼其他公职。”31日,第五次会议时又将该条改为“国民政府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二年,得连任一次。国民政府不兼其他公职”[16]。双方代表于非正式会谈中,还草拟了二项解决时局方案:“一,请总座与胡、汪两先生同入党部,负责为一切政治、军事发动之主体,而政治、军事均由其他同志担任;二,钧座通电发出后,仍公推续任国府,但政制须变更,即不兼行政院院长,并废除总司令部。汪、孙态度甚好,对此方案亦不坚持成见。胡先生已执意主张实行第一案,谓可免以后一切纠纷。”[17]对此,刚刚到上海的何应钦特电蒋报告道:“职来沪后,展堂、精卫均已晤谈。顷又与哲生谈话,其态度表示颇好……连日来交换意见,各同志仍有主张必须变更现制度者。又在粤时,有一部分同志之意,党国过去许多纠纷其症结所在,实由党务政治不能分工合作。今后最好将党部权力提高,请蒋先生与胡、汪二先生共负党务方面责任,以推动政治之进行;政府方面则由其次之同志担任,似此分办并进,必可增加党政之效能,减少所谓之纷争。胡、汪二先生亦必乐于从同也。”[18]
此项《中央政制改革案》,明显是针对蒋介石的,自然引起蒋的极度不满。11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周以《对中央与粤方代表在上海会谈之希望》为题,发表演讲,对粤方猛烈指责,大意分为以下五点:“(一)粤方代表违反总理遗训,无诚意与宁方合作;(二)粤代表故意与宁府为难,是间接援助日本;(三)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已打消,绝不去职;(四)胡展堂先生语粤代表,称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外国,如俄国之托罗斯基;(五)粤方代表利用报纸,假借言论自由之名,颠倒是非,抹杀事实。”[19]
蒋氏的演讲词经上海西文报纸披露后,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广州“非常会议”致电宁方代表陈铭枢等,指责蒋介石:“捏造事实以侮辱我代表,是已表现其无意言和,殊为憾事。诸先生前为居间调人,后为宁方代表,应力为纠正。纵使不幸和议决裂,亦责有攸归”。[20]粤方代表并对蒋氏的五点指责一一予以驳斥:“一,粤方诚意合作;二,并无故意与南京国府为难之事;三,详述蒋自愿下野之经过,并谓粤方拟请蒋下野后担任国防会委员长;四,未闻胡有蒋不独应下野,且应放逐之语;五,并未利用报纸反抗京方。”[21]最后为推卸责任,粤代表还表示:“西报访员谓此演说词为和平会议之催命符,实使和平会议决裂云云,同人深望其言之不中,然若其不幸而言中,则同人不敏,不能负其咎也。”[22]
3日,胡汉民也针对蒋氏谈话对上海外报记者公开批驳道:“今又有一事骇怪者,即西报载:蒋在纪念周报告,谓余曾语粤代表今日之蒋不仅当使其下野,且当流之外国,若俄之杜洛斯基,使汝不归故土。蒋是否作此言,余不能知,余非史丹林,纵【从】无一兵一卒,不知将如何流放之。余对人毫无问题,对事则不随和。仍愿竭尽所能,尽最后努力。盼同志均能彻悟。若以个人私见,增党之分裂,固无面目见人民,亦无面目见总理于地下。”[23]但胡汉民并没有明确表示不逼蒋下野。虽然事后宁方指称西文报纸报导不实,以致酿成严重误会,并于4日将蒋氏演讲词全文修改发表[24],但粤方并不认为外报转载的蒋氏讲话与事实不符,愤怒的情绪并没有因此而消释。在9日召开的广州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李宗仁则回以《蒋中正应该负破坏和平的责任》为题的演讲,称:“果然不出吾人所料,蒋中正骗人的面目,已经显露出来了。以前蒋中正有电致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三位代表,表示可以下野……故此便派代表到上海磋商。不过蒋中正却中途翻悔,毫无诚意,并且在纪念周中,说许多无理性的话。蒋中正欺骗无诚,已经完全清楚,我们对于蒋中正之不肯下野,是不会和他说好话的。换言之,我们对蒋中正是不妥协的!进一步而言,必定要使蒋中正数年来的弥天罪恶,要拿国法党纪来制裁他的!”[25]
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侮。日本军阀毒焰弥漫,侵略者的铁蹄已由辽宁踏入吉林、黑龙江;长江流域又逢百年不遇的水灾,赈灾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全国各界民众强烈要求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停止内部政争,团结御侮。当时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甚至因忧国而绝食三日,并公开致电蒋、汪、胡三人表示:“和会一日不成,本人一日不食。”[26]社会舆论对宁、粤双方都有所非难,上海《时事新报》为此发表社评,指出:“剿匪未竟全功,而洪水横流;赈灾急如解悬,而暴日入寇。此三事者,当今之大问题也,国家存亡以之,民族生死以之,匹夫有责,效命不遑,讵复有小己之利害得失,荣辱恩怨值得瞻顾徘徊?一切是非,一切从违,应超越一切理智与情感,而以是否有裨国难为唯一标准,尽心为此三问题,尽力为此三问题,为此三问题而牺牲一切,即三问题而外,皆视为不成问题。”[27]
对于宁、粤双方的内耗,连亲蒋的黄郛都表示不满,他在10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际此外患当前,所谓党国要人斤斤于此,真是可耻。”为此,他针对“党国要人专议对内条件,置国家重大外交于不顾”而草拟一份“疑惑”书,其中一条谓:“对内会议成则于国家时局裨补如何?不成则影响遗害如何?”请来访的妻弟沈君怡转交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左倾期刊《生活》周刊刊载,借征求舆论意见为由向双方施压[28]。而一向不公开参与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上海银行界,也因和议迟迟无结果,迫于内忧外患,于11月初召集紧急临时会议,推举代表晋见宁粤和谈代表,呼吁和平,并公开发表强硬宣言,强烈要求宁、粤双方:“牺牲党见。忠于国家者,必受人民之拥戴,否则亦不能不受真正民意之良心裁判。国民迫于今日党国统一最后之机会,已不能任听诸公处行分裂……同人等专就国民经济一点而论,认为此次和议若不成,统一再绝望,则嗣后社会之经济能力,决不能应政府之政治需要,实属毫无疑义,无论何人当局,想均无以善其后也。”[29]
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尽管宁、粤歧见难以沟通,但任何一方都不敢承担和谈破裂的责任。蒋介石被迫派陈铭枢向粤方解释误会,表示自己的演说,“系一时之意气,不足介意”[30]。粤方也借此下台,双方代表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彼此暂时将党政改革案搁置一旁,重点集中在如何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主题上,双方希望借“四全”大会的召开,来结束党争,以此表明党内统一。
11月4日,上海和谈会议重新开始,除原有代表外,宁方又加派于右任、邵力子、何应钦、朱培德四人出席会议。最后经双方会商决定三项办法任选其一:“(一)京粤四全会合开;(二)京粤分开四全会,但以合作精神出之;(三)四全大会展期另选代表。由京粤代表各请示中央。”[31]第二天一早,宁方代表分别私下拜会汪精卫、孙科,力求实现第一项办法。蔡元培等人当日密电蒋介石汇报洽谈结果:“汪、孙均谓大会虽不合开,四届中央决可团结,非常会议亦可取消,只须协定中委名单及两方同意之宣言,决可负责办到。汪尤切称,其本人决不回粤。俟四届选出,决与中央合作,以谋党之团结。”[32]同一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粤方代表,决定:“关于我方四全会开会日期,决俟宁方四全会确已开会后三天举行,使国人了然于破坏和平之责任究竟属谁。”[33]此电显示粤方也有所让步,不敢承担破坏和平之责。
6日,双方代表再次集议,据蔡元培等当日致蒋介石密电称:“本日午前九时又开谈话会一次。中间有各大学教授、全国各校学生、上海工界诸代表来见两方代表,均以两方破裂为全国莫大之危险,与昨日银行界代表所言相同,可见社会心理最恶破裂。破裂以后决不问党内何方应负其责,必将以是为全党之罪。故我等此刻不可任其破裂,而以能归罪粤为得计。必需迅速分开,委曲求全,使裂痕不至暴露。今日,本此原则集合谈话,觉维两方分开,尚有办法,故仍照此磋商。我等所要求者有两点:一,中央委员有一致名单,两方同时选出;二,粤方汪、孙两同志决不可离沪。对于第一点,哲生答复谓所拟名单如粤方不能照选,渠即退出粤方。对于第二点,汪、孙均表示愿留。此种办法似尚非绝对不可采用,切望钧座勿坚持。”[34]
早在上海和谈之初,蔡元培、张继等人曾电蒋请示:“对于四全大会,一、二、三届中委均作为代表出席,及京粤两方代表合开大会两办法,由个人提出,颇受全体赞同,并未决议。尊意如何?”[35]蒋当即强硬表示:“中央所召集各省代表与粤方所召集各代表无条件的合开四全大会,此断不可,并又在沪开对等会议说,以上二事中央万难承认。”[36]但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好无奈地答复何应钦:“此次与粤方会商,精卫意愿合开全会,但为情面难以自主;哲生主张分开合作;展堂则主张破坏全会,俟明年再开。故精卫表示诚意愿以分开之中站在中央地位。余乃以为合开既不可能,则顺从汪、孙之意,以合作之心分开全会亦可也答之。”[37]
7日,在双方代表第七次会议上,最终因“南京中央主张第一办法,广州中央主张第三办法,乃拟定采用第二办法”[38],达成如下协议:“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办法如左: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处理之。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关于陆海空军总司令之存废问题,于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时决定之……至于前经拟定蒋表示下野通电及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取消通电两原稿,原定俟本会讨论就绪再定发表日期,现在根据党务决议第四项办法,中央政府改组后广州当然取消,故上述通电原稿无须发表。”[39]
至此,长达数月之久的宁、粤对峙局面,终于达成了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表面上,蒋介石暂时取得了胜利,他没有履约通电下野,但他又将面临着如何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的新问题。为此,张学良曾特意致电蒋介石询问:“李、蔡等十同志在上海发关于和平会议之齐电,钧座是否同意?盼速示。”[40]蒋对此无奈地表示:“李、蔡等通电,事前弟未有所闻。但此为无法中之一法,我方委曲求全之意可以昭告于世矣。”[41]
其实,粤方对蒋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贾景德就曾电阎锡山表示:“蒋原意有两种,一为先假下野回奉化,将反蒋势力分化勾结生效后,再用段系督办团叛变故事出山收拾;一为吸收粤代表中有力分子进南京,改组政府,仍维持现在局面。”这也正是为什么胡汉民始终坚持“迫蒋下野,要从制度上改革,不使其独裁再复活”的原因所在[42]。但由于粤方内部已出现分裂的痕迹,因此在和谈中对蒋作出了过多让步,从而导致反蒋派由表面团结走向分裂。
象征团结的新一届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而举行会议的地点却分在两处,各自为政,毫无团结的气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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