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合作分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广州“非常会议”召开后,宁、粤双方都原拟在1931年10月10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被迫推迟。根据上海和谈达成的协议,宁、粤决定分别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
11月9日至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首先召开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间秩序及预备会议日期案》,并先行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五人为大会团成员,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2]。
12日,南京四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三百四十余人,于右任致开幕词,并增选戴愧生、潘公展、恩克巴图、黄慕松四人为大会团成员[3]。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大会的两大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同时,他又特别强调:“我们认为团结的实现,当以不惜牺牲一切来促成,但不可违背党章和总理遗教,更不能违反四全大会的公意,否则如果仅仅达到团结目的之一部,而毁损了本党的精神和纪律,则于党于国都无益处。”[4]蒋氏在致词中只字不提政府改组和自己下野二事,却在总结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自负地写道:“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5]
南京四全大会通过各类决议案共35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蒋介石代表团提议的《团结御侮办法案》。19日,蒋介石向大会代表报告此案精神,共三点:“(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研究如何恢复国民对本党的信仰,来获得本党的生机;(二)对于国家外侮要由本党负起责来,而且由国民政府亲自北上去救国;(三)我自己愿意亲自北上保护国权,来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6]蒋氏讲话的真实意图就是:蒋介石要以国民政府的身份继续统率军队,如此才能“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获得本党的生机”。他想以此制造借口,拒绝粤方提出修改政府组织法。当日,大会“一致通过蒋中正同志亲自北上,首赴国难”,并决定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定为160人,包括原有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员及邓演达、徐谦、杨希闵、刘震寰外,共112人。余额由宁、粤双方各选24人[7]。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案,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追认恢复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程潜、黄绍竑、鹿钟麟、宋哲元、赵戴文、柏文蔚、方振武等人党籍[8]。23日,南京四全大会顺利结束。
广州的四全大会开得相当热闹。由于内部意见不一,派系争斗激烈,一度休会、复会,最终彻底分裂,导致大会又分别在广州、上海两地举行。
粤方内部的分裂,其实早在合作之初即现端倪。虽说“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但除此之外,各自的政治立场迥异,特别是汪、孙两派同古、陈间矛盾重重。古、陈“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为了救胡,扩大反蒋声势,不得不联汪,但联合又是有条件的。他们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改组派的其他重要干部加入反蒋阵营。甚至连胡汉民也秘密指示古应芬:“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汪精卫对此曾无奈地向陈公博表示:“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和(顾)孟馀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9]但为了重返政治舞台,汪精卫只好将其重要干部留在香港,只身一人前往广州。
孙科此次反蒋,得到了粤方元老派的支持。“发难之始,古(应芬)、邓(泽如)集议,拟拥护孙科为盟主,此为邓数年来所抱之主张。缘邓尝谓今日社会宗法观念未除,在派系分歧之局面以下,应以此法为最妥当”[10]。孙到广州后,也深感身价倍增,并希望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军队中。为此,“孙科力主扩大海、空军编制,亲孙科的原任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已经回到广州,还带领了一批广东飞行员回来,结果便把原来隶属于陈济棠的海、空军抽出来分别成立直属国府的海军及空军两个总司令部。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空军司令张惠长都是孙科的嫡系。由于海、空军脱出陆军而自立门户,卒引起陈济棠和孙派之间不断的尖锐斗争”[11]。
尽管各派系间矛盾纷纷,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6月25日,已加入粤方的汪精卫为了显示对“非常会议”的忠诚和反蒋的决心,公开致函改组派,明确宣示取消派别组织:“兆铭之愚,以为自此以后,从前一切系统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诸同志即使不肯听从兆铭之劝告,然决不能不遵依中央六月二十二日所颁之誓言,自今以后,如仍有派别之组织,即以违背党纪,在所必罚。”[12]
但粤方内部各派系间的纠纷,始终未断。即便是被吴稚晖归为一派的广州市长林云陔,对陈济棠干涉市政也颇多不满。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林云陔为省政府。林即公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省府职权须得相当行使;二是广州市长、省府秘书长由林任命,不得更换;三是将来省因环境关系易人,仍由林复任广州市长[13]。此外,许崇智等“西山会议派”同汪精卫之间也是水火不容。汪精卫曾抱怨道:“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汝为当众向我无理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14]而许崇智不单同汪精卫不合,同陈济棠也是矛盾重重,一气之下出走香港。孙科无奈只好恳请马超俊前往挽留[15]。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大败之余参加这次反蒋运动,原本希望借此以图自保,重新求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白崇禧在广西一直把注意力集中于编练民团,扩充武装。李宗仁常驻广州,联络陈济棠,则是为了求得对桂系的发展稍有支持,但得到的仅仅是“每月向财政部领取军费三十万元”[16]。李宗仁为此常常感到仰面求人的苦恼,满腹牢骚地自称只是一个“联络参谋”。这样自然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因而对两广合作的态度越来越消极。
蒋介石对粤方内幕是看得很清楚的。尽管他分化陈济棠手下将领频频失利,但他很快将视线移到汪精卫身上,充分利用粤方内部矛盾分化对手。当然,蒋介石对汪精卫并不信任,但从囚胡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也令他吸取了一点教训:就是不能小看国民党内的各种潜在力量,特别是在“以党治国”的旗号下,汪精卫仍有着不小的利用价值。因为,此时在大多数国民党人心目中,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党统”象征比蒋介石强。蒋不得不从汪、胡两人中再次选择一个合作对象。
由于胡的个性是不肯轻易妥协,而汪则相对容易拉拢,特别是汪的地位已非广州(在蒋之上)和武汉(同蒋分庭抗礼)时期,实力和处境根本无法同蒋相比,合作只能是在蒋的主导下给蒋增加一些应付各方的筹码,并不是平等的合作。因此,蒋介石暗中派宋子文同汪精卫联络,表示:“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煽动性很大。顾孟馀曾表示:“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17]
从汪精卫个人处境来讲,本来他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宁、粤对峙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遇。他原本已是两手空空,实力全无,非与胡联手无以再起。但粤方对他处处设防,因此唯有借宁粤和谈之机,才有可能重返权力中心。尽管汪精卫也曾宣誓:“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但正如吴稚晖所言:“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18]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汪精卫暗中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二百多人到广州去参加会议。据改组派天津代表武和轩回忆:“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就由我们来分配。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一名代表,以黄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哈图克图,就可概知其余。凡是能扯上关系的就来个代表。在‘九一八’前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百多人,先后到了广州。”[19]
南京的改组派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趁】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想找新的出路”,甚至连改组派南京支部的负责人都不知道[20]。负责上海地区出席广州四全大会代表选举的范予遂曾回忆说:“非常会议先派张知本为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办理所属江苏、浙江及上海市的代表选举事宜。上海市派了张企留、余鹏、范予遂等专门负责办理上海市的选举,张、余二人代表广东派,范予遂代表改组派。先要办理选举名册登记,谁登记的人多,谁就多选出一个或几个代表。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多少‘选民’,为了争夺代表就得造假‘选民’名册。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以此,由范予遂建议先协商好代表分配名额(数目已不记得,改组派少占一人),再协商好各造‘选民’二百名,然后各自填写好二百张选票投在票箱里,再开箱计票,宣布当选代表姓名。这就是‘非常会议’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实际情形。”[21]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被迫议和。古应芬、陈济棠眼看救胡目的已达到,因此对和谈态度颇为冷淡。而蒋、胡关系破裂后,汪精卫感到有望重新建立蒋、汪合作的局面,对议和最为积极。蒋介石更是主动拉拢,指示宋子文、朱培德密电汪精卫,表示:“介兄与弟等愿与我兄合作,纯出至诚。”“兄能早日命驾,尤为介兄与弟等所昕夕盼祷者也。”[22]
9月28日,宁方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赴香港,同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展开先期谈判。谈判前,陈铭枢通过改组派刘叔模和自己的亲信许锡清与汪精卫暗中联络。此时,孙科的态度也开始倾向于汪。孙的亲信傅秉常对此分析道:“‘九一八’事变自为促成南京、广州合作之重大原因,另一基本原因乃众人对陈伯南早已厌弃。乃藉‘九一八’后,举国‘共赴国难’之名义得以下台。哲生对陈伯南亦极不满。”[23]于是,非常会议派孙、汪等六代表赴沪和谈。古应芬、陈济棠摆出一副送客出门的姿态,汪精卫也流露出离开广州不再回来的神气[24]。陈铭枢事后曾回忆说:“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对和谈最感兴趣,古应芬、陈济棠最冷淡,孙科和桂系是中间偏向汪之主张;而非常会议领衔的唐绍仪,仅备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谈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25]
上海和谈前,针对粤方要求发表蒋介石下野通电一事,蒋氏曾提前密电汪精卫,请求暂缓,并称“汪先生老成谋国,谅能容纳”[26]。随后,汪同蒋的代表陈铭枢秘密协商,并派顾孟馀随陈先行返京,向蒋“面陈一切”。陈返京前相当愉快地密电蒋介石,报告:“刻再与汪会谈,更极完满。”[27]蒋汪在和谈前已达成一定的默契。从此,汪精卫不再坚持粤方提出的蒋必须通电下野,广州国民政府始能取消的条件,仅仅要求蒋放弃军事独裁,建立民主集权。
对于重返南京,胡汉民最无指望,因此反蒋情绪最高,甚至不惜再次决裂。他深怕汪同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能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和谈期间,胡曾致电广东明确表明:“无论如何,弟与汪绝不入京”,“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28]。而汪精卫此前已同蒋介石达成一定的妥协,自然不愿全力支持胡汉民。尽管汪氏对外宣称一切唯胡氏马首是瞻,但为了表示同蒋氏合作的诚意,公开致函上海《民报》,要求删改自己多年来的反蒋言论:“和议现已开始进行,所有从前带有攻击语气之文句,不宜登载,以妨碍进行,拟恳贵报将攻击文句删去。”[29]一次,汪精卫在寓所召集汪派高级干部会议,张发奎发言时力主粤方内部应当团结反蒋,张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此话引起汪氏的不满,当即痛斥张发奎道:“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乱说。”这是汪精卫明确对自己部下表示不再和胡汉民合作的开始[30]。此后,“张发奎、唐孟潇等谈话非常缓和”[31]。
粤方的另一要角孙科,此时对宁、粤合作态度也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蒋下野,而汪、胡又“绝不入京”,四全大会后,宁、粤合开一中全会,自然以他地位最尊,最有希望入主南京。因此在和谈期间对南京方面的要求,“精卫、哲生皆甚尽力斡旋”[32]。而宁方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也极力拉拢汪、孙。蔡元培等人曾于11月6日有一密电致蒋介石,表示:“……决议设立财政委员会案。此案先由子文、公权两兄与元培、铁城等协商,又由公权商诸精卫,然后共同提出,意在请精卫等加入该会,以谋第一步之合作也。再,本日铁城晤哲生,劝其勿回粤。哲生谓彼可勿去,惟欲广东四全大会确亟合作办法,精卫非去不可。哲生又表示粤全违背议定之合作办法,彼决脱离粤方。精卫告公权其本人决不去,但展堂日内回粤必拉哲生回去。”[33]
此时的汪精卫早已同蒋暗中联络成功,当然不会再赴广州为胡捧场。汪甚至私下向陈铭枢表示,粤方各人强邀他回粤,他谓:“头可断,不可回。”虽然“汪派之代表当然加入粤方,但其重要份子仍坚不欲赴粤”[34]。最后,粤方无奈地决定派孙科、陈友仁、李文范三人返粤汇报,并主持召开粤方四全大会。
和谈结束后,汪就留在上海,静观时局的演变,随时准备重返南京中央与蒋再度合作。何应钦曾于和谈最后一日密电蒋介石,愉快地报告:“今日续议,已得圆满结果。关于此次合作之通电系精卫自拟,措词对中央极尊重。”[35]同时胡汉民也留在上海,没有同孙科等人一同返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谈期间,胡派重要骨干古应芬在10月28日因拔牙中毒而亡。古应芬之死对胡汉民的影响巨大。“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勷勤谐音,古应芬字勷勤)实居发路指示之责”[36]。陈济棠是依靠古的提拔而位居高位的,他对古是言听计从。古在世时,胡的所有主张,都是通过古来影响陈。古去世后,胡、陈之间就失去了一架桥梁。因此胡不肯贸然返粤,而决定在沪遥控。
汪精卫、胡汉民留沪不归,一度引起粤方各派势力的担忧。张惠长、陈策等人曾联名致函胡汉民表示:“粤中同志深望我公早日偕同汪公旋粤领导一切,俾党国大计得有遵循。”[37]《中央导报》也多次呼吁汪、胡返粤,并多少显露他们对汪、胡此举的不满:“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汪、胡两先生之须返粤,会同此间诸领袖共同主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已是全党同志的公意……如果他们确确实实有此刻留在上海之不得已的理由,那又是另一问题;但我们觉得在目前权衡轻重,胡、汪两先生暂时离开一下上海,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除此而外,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38]国民党元老覃振更是致电汪精卫苦苦哀求:“代会开会在即,一切问题均待兄解决,否则纠纷愈滋,党的基础崩溃矣。”他甚至表示:“弟在此扶病从事,痛苦实深,如兄不来,请即电示,以便择地休养,不再问事。”[39]
广州四全大会开幕前,“非常会议”特派覃振、马超俊赴沪迎接,但汪、胡二人都不为所动,坚持己见,更加速了粤方各派势力的分化。而出席会议的晋、绥代表到粤后,则是遵照阎锡山的命令加紧“与其他省份代表联络”[40]。至于开会,除“投票外,其他无庸进行”[41]。马超俊为此感慨道:“各方代表云集,而拥兵擅权之武装同志,恃势专横,挟持代表,议论庞杂,莫衷一是。”[42]这一切都预示着汪、胡合作反蒋局面的破裂,也为此后的蒋、汪合作埋下了伏笔。
11月18日,广州四全大会正式开幕,到会代表520人。“非常会议”推定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萧佛成、邓泽如、李宗仁、经亨颐七人,选举李扬敬、黄旭初、关素人、姚禔昌四人组成团[43]。大会由孙科致开幕词,他首先回顾了上海和会的经过,次述大会对今后所负的使命,同时也无奈地表示:“至于四届第一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能否开会成功,与蒋氏能否下野,现在尚不能预料。最要的还待于蒋氏有无彻底决心,毅然下野,然后本党才能团结一致,才能有力对外。”[44]孙科的无奈,也正是胡派人物对上海议和的不满。对此,杨永泰曾密电蒋介石报告:“两广实力派认为长期割据为便利,已一致内定推翻和议。胡、古派之粤军总、特党部巧电及近日陈、李、白演词甚露骨,俟汪、胡返即正式表示,纵不返亦欲断……哲生曾抗辩甚烈。闻胡已允返,但必欲挈汪同行。粤四全谅无好果。”[45]
23日,萧佛成、邓泽如等领衔提出《对沪和会等七次会议决案分别采用或修正案》,该提案完全否决了上海和谈的协议,经多数代表通过,决议:“(一)对沪和会决定中央政制改革案,大体采纳,但仍须审查;(二)沪和会决定一、二、三届中委为四届中委一项,根本否决,四届中委由大会自由选举之;(三)开除蒋介石、张学良之党籍。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46]
当日,汪、孙两派代表极力反对,并声明退出大会。24日晨,孙科、陈友仁、李文范和汪、孙两派代表一百余人离开广州转赴香港。孙科等人到港后发表《致四全大会书》,公开指责粤方“诸同志推翻和议原案之举,竟若急不及待,唯恐其稍纵即逝”,“党国大事等于儿戏,真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47]。孙科还表示:“若必凭党章,则西山会议、宁汉合作、扩大会议亦无根据,四全会立场何在?希牺牲成见,服从汪、胡指导,推翻前议”[48]。“与此同时,孙派的陈策、张惠长调动海、空军分别在虎门和唐家湾集中,向陈济棠实行武装示威,一度造成军事上紧张局势”[49]。而刚刚恢复自由和党籍不久的李济深,原拟经香港返穗,“即遭陈济棠反对”。面对自己部下的无情,李济深甚愤怒,于是绕道回桂,“乘机谋倒陈,桂系附李,海、空军亦不与同情”[50]。
汪、孙两派代表离粤后,广州四全大会完全由实力派陈济棠和胡派元老萧佛成、邓泽如控制。据《民国日报》24日香港电:“萧佛成、邓泽如等决以列席者补足人数,定二十六日晨开三次会,如不足数,决以非常手段解决。闻提案有另组中央党部及改组国府各案。”[51]
眼看粤方内部分裂迫在眉睫,远在上海遥控的胡汉民,被迫由幕后走向台前,亲自南下协调内部矛盾。“胡此行系决于敬(24日)晚汪、胡等之集议。当时以粤全会破裂,决推伍(朝枢)回粤解释,俾得续会,但恐伍力不足,决请胡同去。胡声明只到港不赴广州,苟两派代表不能一致,本人不返沪,即赴欧养病”[52]。
汪精卫此时曾有一电致阎锡山,对粤方分裂真相分析道:“此次忽起波澜,其原因有三:(甲)一部分人坚持倒蒋;(乙)一部分人欲不和不战,长期割据;(丙)一部分人欲推翻一、二、三届中委连任之决议,多得中委名额,以便竞选。除甲种尚有相当理由外,乙、丙两种动机均不纯粹。弟现设法补救。约数日后可见分晓。”[53]汪的“补救方法”就是加紧脱离粤方阵营。为此,汪主动向陈铭枢表示,胡等仍设词欺逼他回粤,他“决令在粤代表如推翻和约,即退出大会。若大会能开成,闭幕后即召集自己同志赴京”。汪还向陈铭枢“示哲生本日密电,如大会破裂即来沪”[54]。在汪精卫的暗中布置下,汪派代表则纷纷北上赴沪。对于粤方内部分化,陈铭枢及时向蒋介石报告。其中一则电报称:“仲鸣电汪云:粤大会破裂原系胡主使……哲生因此破面,陈策、惠长准备实力决裂。故胡不得不求转圜,陈济棠等亦软化。枢得密电亦云:陈、张等准备惊人举动,随哲生行动云。又任潮积极谋倒济棠;李宗仁昨致汪电大意:介石果辞职,当服从先生指导到底等语。综观上情形,粤军事解决亦有急转直下之势。”[55]
27日,胡汉民由沪抵港,立即同粤方要员会商解决党务纠纷办法。据杨永泰报告:“胡、伍抵港,顷与省方来人开会,夜或上省。伍谈话力诋中央,谓:非践诺下野,不能统一;谓:总座只宜任国防会长。闻胡另有新案……如不下野释兵,仍退回,自组党府。惟此案确否,尚待证明。孙昨在乡语其亲信:今日当过港晤胡,但决不回省与陈再合云云。”[56]
当日夜,胡汉民即同孙科等人开会协商,达成初步协议[57]。会后,孙科特致电汪精卫表示:“与展、梯诸人会商补救办法,劝告邓、萧、陈、李等维持和会议决案,惟中有附加必须践言下野之条件。”期间,胡汉民极力劝说孙科返粤,被孙拒绝,最后暂定:“展、梯与科暂留港,非得切实答复决不入省。”[58]为了说服粤方众人接受调停,胡汉民只好借参加古应芬葬礼为由,亲自赴广州协调各派冲突[59]。29日,胡即返港,并留函四全大会,解释上海和谈委曲求全之经过,并提出解决办法三项:“(甲)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除共产及反动分子外,一百十二人由团列名,分别提出四全大会为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及候补执、监委员,大会全部通过之。如认为必要时,并可声明此为求和平统一不得已之举”;“(乙)除上述一百十二人外,大会选举二十四人。至宁方所选二十四人,大会议决于四届中执会第一次全会开会时,得由该会三分二之决议承认之。”“(丙)在议决之日以前,所有因政治关系被大会或中央执委会开除党籍之党员,除共产党份子外,概予恢复党籍。”[60]
12月1日,广州四全大会最终表示接受胡汉民的三项办法,由秘书处电胡报告结果。同时为了显示团结,“大会派李宗仁,粤国府派马超俊,萧佛成、邓泽如派陈融,陈济棠派林翼中,一日午赴港迎胡汉民、孙科等。”[61]2日上午,各派人物又“团结一致”,乘专车返省。此时,晋系留港代表十七人也一同返粤。晋方并提出贾景德、杨爱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62]。
3日,粤方四全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主要议题是选举中委,当天大会选出中央执、监委员八人,陈济棠实力派占了半数,三位军长香翰屏、余汉谋、李扬敬和陈的亲信林翼中当选,此外还有孙派的张惠长、桂派白崇禧、汪派张发奎和超然派的唐绍仪。第二天,续选举黄旭初、梁寒操等十六人为候补执、监委员,并否决了汪派代表在3日上海召开的四全大会选举结果[63]。广州四全大会所产生的二十四名新科中委,“粤人居廿四分之十九,北方无一人当选者”[64]。
在此期间,广州四全大会还通过一系列提案,其中重要提案二项:一是胡汉民、孙科、伍朝枢、李宗仁四人共同提案,主要内容是:“(一)于若干省政府之上设政务委员会;(二)在中执委会指导下,设执行部于重要地点,分别监督各省市党部;(三)于军委会指导下,必要时设军事分会。”[65]另一重要提案是由团提出,包括两项内容:“(一)全国一切军官,均须受行政院指挥监督;(二)废除总司令制,改设军事委员会。”[66]
蒋、胡分裂后,胡汉民深感自己无望重返南京中枢,他也自知无力有效阻止蒋介石重掌军权;而统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即将在南京召开,届时“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势必取消。为此,胡汉民以四全大会决议形式通过前案,无非是希望继续保持两广对中央政府的半独立状态。奇怪的是该提案主要由胡派和桂系提出,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并未列名。这也预示着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党、政、军三个新机构,不仅得不到南京中央的支持,还将会受到实力派陈济棠或多或少的牵制,由此也显示出两广内部的新矛盾。而后一提案的主要意图,是想从体制上限制蒋今后可能取得的军权,但又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
5日,广州四全大会在胡汉民的闭幕词中宣告结束。
此时,汪精卫俨然成为宁、粤以外的又一重心,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的实际力量仍很有限,但足够在宁、粤双方待价而沽。自上海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即借口同宁方代表洽谈一中全会事宜而拒绝返粤。而蒋介石更是加紧了联汪制胡的步伐。此时,汪精卫深知蒋介石绝不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而自己手中除了能够控制张发奎一部,缺少强有力的后援。现在投蒋,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可能拥有很强的发言权;而当时地方实力派中除张学良、陈济棠力量最强而又绝不会支持汪外,唯有阎锡山的晋系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新盟友。为此,汪曾主动致电阎锡山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汪电称:“时局前途有两可能:甲,蒋于四届一中提出辞职,惟继任人物须得其同意;乙,蒋提出辞职后仍由四届一中决议复任国府,惟行政院长须另任别人,总司令部亦取消,实行和会所定中央政治改革案。甲项如能实现自是较好,乙项公意以为何如并祈赐复。”[67]阎锡山则复电表示:“两项办法甲项如能实现,诚如兄言自是较好。际此危局,自当以国难为前提,只要外交不感困难,政务无碍运用。免得此两层顾虑,乙项亦可迁就。”[68]
粤方四全大会的内讧,却为此时滞留上海的汪精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就在汪派代表退出大会当天,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亲赴上海向汪精卫“报告南京方面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经过情形”[69]。汪、宋会谈后,汪精卫立即致电香港退会的汪派代表,假借张发奎欲统率第四军请缨抗战、赴黑龙江救国为名[70],提议“退席之诸同志”,“为今之计,唯有加入第四军,分任军事及政治诸工作,齐心并力,以赴国难”。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兆铭不肖,倘能随我数年来共生死之铁军将士,及护党救国诸同志同死疆场,自当含笑九原。”[71]其实汪精卫的真实意图,是借粤方内讧之机,电召汪派代表脱离粤方迅速北上,为今后蒋、汪合作铺平道路,创造条件;而“张通电援黑”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汪精卫分裂张桂联军的计划败露,为桂系察觉。据杨永泰密报蒋介石:“最近李、白发觉张发奎前月密令所部组小组离桂系,已电汪、张,决撤吴奇伟等。”故张发奎极欲率四军脱离桂系[72]。
25日,在顾孟馀的具体布置下,全部汪派代表一百六十余人由江苏代表王懋功、福建代表曾仲鸣带领,分批乘轮离港赴沪[73]。汪派代表离港前还一度发表《退会代表宣言》,公开指责粤方:“四全大会一部分代表,不顾当前之大难,断然将和会此种决议案根本推翻,使和平统一之一线曙光,归于消灭。代表等自信数年来之努力,始终如一,但对此完全不顾国利民福之妄动,则未敢苟同,是以相率退出大会,再图补救之方。”[74]
26日晚,汪精卫在上海同李石曾等人会商时,为响应汪派退会代表的行动,明确向宁方表示:“胡派粤代表大会以极端恶意对蒋、张、宋永开党籍,及查办财政等类,对粤会不可不加以压制,否则其焰益张。”汪还特别强调“必将破坏和局责任加诸胡派粤代表大会”,并表示汪派“退出之代表可举廿四人蹙实中委,履行和议事”[75]。“联汪制胡”原本就是蒋的既定方针,对此蒋自然是求之不得,立即指示李石曾等人同汪进一步会商,拟“先就已有一、二、三、四届中委召开一中全会。如广州能将廿四中委及时选出固佳,否则如到京中(委)足开合法数,决不能再延。盼汪等先来京,以此促粤觉悟”[76]。
有了蒋的保证后,汪决定采取极端措施。而粤方内部的公开分裂也为汪的计划提供了机会。为了将破坏宁、粤合作的帽子带到粤方头上,28日,汪精卫特意致电胡汉民、孙科称:“展堂、哲生两兄鉴:连日真如诸兄往返商榷,均以为对日问题不容再缓。如战,则全党一致牺牲;如和,全党一致忍辱负重……介石以为从前集权一人之办法,乃为开创时期所不得不然,现在已行不通,必须改变政治方式,始能统治。欲改变政治方式,则彼必须辞职。将来四届一中选任时,彼主张国府及行政、立法院长须展、哲两兄与弟担任,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云云。真如兄三日两度往来,以上所言均可负责。弟发巧电时,真如兄亦在座。弟等前有介石辞职,粤方同志即可入京之约。如介石职已辞,弟等须践言。广州四全能挽救否?如能,速即结束;如不能,请两兄偕梯兄即回。”[77]
同时,为了迫使孙科尽快脱离粤方,汪精卫当天还电邀孙科早日离粤来沪。陈铭枢曾将该电转报蒋介石:“汪电哲生大意叙述钧座辞职决心,辞职后过渡办法,及钧座必须汪、孙担任及行政院长之意。并云弟意应以年高德劭为宜,为全党团结便利计,弟绝不敢担任。惟行政院长,真如只允暂任过渡,弟已代兄答应。一则,介石同志既属望我两人始放心卸责,不宜峻却;二则,真如亦非兄答应,不肯暂任过渡也。至于全党重要人物集中力量共荷艰巨,则介石亦同意此办法,日内实行辞职。则弟等即须践约入京,盼兄届时速来。四全大会能迅速结束最好,否亦听之云。”[78]
此时,汪精卫还希望得到实力派阎锡山的支持。29日,再次致电阎锡山征询对时局,特别是对外交问题的意见。汪电称:“一,四全会当可补救,和议不致推翻,日内可见分晓;二,某(指蒋)有下野意,正商榷中;三,对日问题弟主张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惟弟等为民主而斗争,决不以外交为利器。如战,则一致牺牲;如和,则一致忍辱负重,决不借刀杀人,亦决不唱高调。”[79]30日,阎锡山复电汪精卫,提出补充意见:“一,广州四全会可补甚慰;二,某下野事弟意当以其诚意为断;对日问题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尊意极是。弟意主战系国力问题。若战而败,则不止三省不易撤兵,恐日军所到之处皆为其占领地;主和亦难骤言。弟意不宣战,但必使守土者死守勿失,一面迅成立统一政府,再以外交方式谋挽救之策。”[80]三天后,阎锡山再电汪精卫表示:“某表示请兄担任,弟意救国为要,望勿过事谦退。”[81]30日,胡汉民、孙科也复电汪精卫表示:“介石如确诚意,则宜即日实行辞职,由宁方褐人替代渠所任各职,然后四届一中全会在京开会。粤方情形,昨电奉告之四款,邓、萧等今晨答复完全接受,并负责向各方代表疏通。如此可望数日内结束。”[82]第二天,粤方四全大会表示接受胡汉民的调停后,李宗仁、马超俊为此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补救已有办法”,并嘱汪转告汪派代表“即日回粤开会”[83]。
此时汪派代表早已按计划陆续抵达上海。于是汪精卫借口代表返粤选举已来不及,“决以人数比例,沪粤各自开会选举,沪选中委十人,粤选十四人”[84]。汪想抢在粤方选举前,造成既成事实,逼迫粤方接受汪派选举结果,如粤方拒绝合作,汪即可率新选中委加入京方,合开一中全会,实现蒋、汪合作。
汪精卫大体布置妥当后,于12月3日召集汪派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又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大会公推汪精卫、陈璧君、王法勤、郭春涛、白云梯、赵丕廉、顾孟馀等七人为团。会议主题只有一项,即选举“汪记”中央委员。首先由汪精卫致开幕词,报告开会宗旨:“现在事实上系各方同志的团结,故有此次会议,在南京、广州分别开会。因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承认方法。现计我们的代表约二百五十人,广州方面的中委名额为二十四人,大概以三分之一的比例,则我们可以选出的定八至十人左右。至于他们如何产生,望大家讨论,但本日即要决定,因为最迟今日须要把名单打电去广州。”[85]大会一致通过汪氏报告,选举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等十人为中央委员,致电广州四全大会团报告,请予备案,随即宣告散会。对此,汪派骨干陈公博事后曾评论道:“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选举大会,选出了十名中央委员。据汪先生说,广东的名额,本由他们操纵,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沪开会,根据代表的名额,产生这十名中委。这个办法,我心内真是不赞成,有经验的汪先生,多顾虑的顾孟馀,居然有这样非常手段,我虽然佩服,但究竟以为不可以为训。”[86]
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议事日程,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团结”和“统一”。在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上,又很快上演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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