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头烂额”的孙科内阁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委,又同为中常会常委、国府委员,形式上表现了他们的“合作”,但由于蒋赴奉化,汪称病上海,胡滞留香港,他们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至号称“合作政府”的孙科内阁,实际上毫无合作可言。
孙科政府既组成,蒋、汪、胡三人依然天各一方,并且互相牵制。孙科是靠支持胡反蒋,而得以出掌行政院的。但“胡展堂汤山被扣释出未久,积忿未泄,正欲抓住陈济棠以反蒋,胡亦无意于哲生之南京政府。汪胡既难合,蒋汪又均不支持哲生。此时仅陈铭枢愿以十九路军驻防京沪,作哲生之后盾,力挽哲生出面组阁。故哲生赴南京之际,形势极为不佳”[1]。
政府机构的运作,必须有财政的支持。蒋介石辞职后的第二天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闻中旬军费尚未照发,甚为恐慌。无论如何本月份应如期发款维持,勿延。”[2]得蒋电报后,宋子文即于辞职前将所欠各军军费及各机关政费一律签发支付命令,指令国库如数照付,总额约两千万元[3]。12月21日,宋子文向行政院递送辞呈,称:“对财政部事务,声明维持至22日止,请政府另简贤能继任;22日后为职务终了之期,即卸除一切责任。”[4]此举致使孙科接手后的新政府国库空无一文,办事无人,财政完全陷于瘫痪。
而原本与孙科同一战壕的胡汉民,这时对孙科政权也并非全力支持,只是一味鼓励孙继续反蒋,借此削弱蒋的力量。胡曾密电孙表示:“不问蒋即出与否,一切政策如抗日主张,分兵剿共,成立执行部、政委会等案尽先提出,倘见阻挠,即总辞职。此政治家态度应耳。”[5]
胡汉民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对于新政府“并不希望其具以前政府权力,而希望政分会式之政委会早日成立,庶就统一之形式下,各就其范围内自行治理”[6]。为达此目的,就在四届一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即决议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7]。30日,更决议:此后“三机关每月应支经费均由财政部于西南各省海关税项新增部分拨支……嗣后关税新增部分由两广海关税务司核收解交西南政务委员会”[8]。
胡汉民此举,对新成立的孙科政权根本不是支持,“纵非变相独立,亦即形同割据”[9]。宁方的邵元冲亦曾对粤方此举评论道:“此皆足以致哲生之死命者。”[10]这自然引起孙科的强烈不满,立即“十万火急”致电广州,表示万万不可:“查上海和会决议案,原定所有双方四全大会议决案,均提交一中全会处理。一中全会于第二次会议决议改将此项议决案移交四届常会办理。上述三案尤关系重大,自应由四届常会决定颁布条例,始能有所依据,进行组织,方合手续。今由粤方中央、国府联席会议决议,遂行设立,事实上已违反和会及一中全会迭次决议。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一;一中全会开幕后,双方中央党部即行停止职权,此为党章规定,宁方已是如此,粤方何能独异?今于隔世两日,有此重大决议,不免予人以破坏党章口实,此期期为不可者二;关税统一征解,中外具瞻,苟非政府对峙,何可割裂?今统一政府甫告成立,而粤方遂有截留关税之举,设使别方借口尤效,岂非立陷中央于僵局?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三。上海舆论自接到粤方上项消息,咸为哗然,视为粤方破坏统一,实行割据。国人指责,众口同声,弟等代表粤方情尤难受。特电条陈,务请暂缓发表实行,以图补救,千万千万。”[11]
1932年1月7日,南京中常会讨论邓泽如、萧佛成等人提交的粤方三机构组织条例时,孙科愤怒地表示:“广州执行部、政务委员会、军事分会等应该由常会来讨论其组织,才能着手进行。而广州这一回开联席会,把这三种组织条例同时公布了,此种手续简直是破坏中央决议。”孙科并对广州截收粤海关新增收入的行为表示愤慨,明确表示:“此种办法是破坏统一的,中央决不能接受。”最后会议决定“由常务委员详商办法另行提案”,而否决了粤方提出的三机构组织条例[12]。
汪精卫此时正加紧同蒋介石联络合作,同样不愿粤方另组与南京相抗衡的西南三机构,特派曾仲鸣赴粤,“请济棠取消西南新设三机关”[13]。孙科、汪精卫还致电萧佛成、邓泽如指责“粤设三机关,无异对于统一政府不信任,倘各省效尤,全国又成分割局面”。但萧坚持称:“三机关为适应环境而设,不因汪、孙反对而中止。”[14]
16日,萧佛成、林翼中、陈融、张惠长等粤方骨干赴港同胡汉民“密议三机关问题”,“商定结果,胡决不北上,西南自保政策不变更”[15]。然而支持孙科的粤方海、空军将领,在孙的授意下,第二天(1月17日)由张惠长领衔通电全国,表示今后空军将领“誓不参加任何内战,再不为任何个人之工具”。同时海、空军方面还声称:“海、空军权应归中央,听命中央改组两总部。”以示不愿接受西南军事分会控制[16]。19日,陈济棠、萧佛成等人通电全国,表示:“军事分会,因中央未设军委会,故遵中央意旨,暂不成立。”但仍坚持遵照四全大会决议案,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日,陈济棠、白崇禧等人在广州宴请南下的于右任,“力言竭诚拥护新政府”,并表示以上两机关“纯处监督地位,无割据意”[17]。至此,粤方拟议组织同南京相抗衡的军事机关——军事分会,在孙科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胎死腹中。
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介石的合作,又寻不到胡汉民的支持,“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指导机关,提挈失其重心”[18]。孙科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后不久,便不得不再次恳请蒋氏返京主持大政。孙科上台后的第二天(1月2日),即电蒋请求“莅京坐镇”:“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负荷,不幸而颠踬。弟个人焦头烂额固不足惜,其如国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平昔爱国、爱党,逾于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恳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19]
1月5日,孙科向新闻界谈时局近状时,再次无可奈何地表示:此次国府组织法修改后,最大的不同是行政院由从前对国民政府负责,改为对中政会负责。在此制度下,中央最高决定机关在中政会,凡对内对外施政方针,必经讨论决定,政府方能施行。但中政会“负最高指导责任”的三常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均不在京,行政院更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为此,他向新闻界呼吁:扩大舆论宣传,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20]。
以“焦头烂额”来形容当时孙科的处境,可谓恰如其分;但“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援助”,又正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借此迫使孙科碰够钉子后知难而退,便于蒋自己东山再起。蒋在接到孙科1月2日的“劝驾”电报后自记道:“哲生昨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彻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21]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南京新政权,完全持一种应付的态度。在蒋的授意下,“蒋方人物对时局均持冷静态度,除赴浙者外,在京各委均缄默”[22]。当蒋接陈果夫电,得知“我方留京同志开会多不出席,侄等去留应请指示”后,即复电陈“请在京忍耐从事”[23];又电宋子文,告以“此时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为惟一工作,对哲生亦不应严拒而联络之”[24]。蒋的亲信刘峙亦电朱绍良表示:“此时我辈似宜以介公之心为心,暂时缄默,以观大局之推移。”[25]但是,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特别是有关黄埔军校的人事安排,蒋则毫不迟疑,积极部署。1月9日,当蒋得知张治中拟借口养病准备离京,则急电张告以“切不可离去军校,当在京养疴”,并同时电何应钦告以“军校如改校长,请速委任文白。勿延”[26]。
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三人仍无一人入京。尽管汪精卫表示:“病愈入京,对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义不容辞。惟常委有三人,故必须蒋、胡入京,始能成立。本人极盼蒋、胡即日入京。如各省谋割据,必尽力反对。”[27]其实汪只是借口生病,等待着和蒋一同复出。为此,汪特派唐生智亲赴溪口向蒋表白:“如介石不入京,则精卫亦不入京。”[28]难怪冯玉祥要讽刺汪精卫此时患的是“政治病”[29]。
1月8日,在京中央委员开谈话会,“除讨论外交外,对内政佥谓长江军人之态度,非蒋来难驾驭;粤桂之设执行部,非胡来难打消;下层党员之意志,非汪来亦无从齐一。讨论结果,再促三人速来主持”[30]。被逼到绝境的孙科在会上沉痛表示:“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人力阻其行,称孙负行政院长重任不能离京。孙说:“短时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众人仍多方劝阻。当晚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梁乘车赴沪。居正得知后,立即赶往车站。此时火车已经开动,居正即命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仍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达到真正团结目的。”[31]
孙到沪后,致电胡汉民,苦诉“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恳请胡“即日来京”[32]。并公开发表谈话称:“中枢空虚,为今日国事最大之险象……余观此险象,不能不为党为国再向三先生作一最诚恳请求,苟犹不获允许,则余已智尽能竭,惟有辞职,以免长此迁延时日,贻误党国。”[33]10日,孙科准备同吴铁城赴宁波求见蒋介石,而溪口方面“得吴铁城电,知哲生拟来甬(宁波)邀介石返京,共支危局,介复电以已入山辞之”[34]。孙科被迫中止成行,第二天改派张继、何应钦赴溪口求见蒋,“据云劝蒋出山无结果”[35]。而此时“粤方举动,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胡意志坚强,决不入京”[36]。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天各一方,合而不作,导致中政会不能开会。国难日急,而一切大政方针无法确定。11日晚,走投无路的孙科在上海约集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人会商国事,决定破釜沉舟,在蒋、汪、胡不能入京时,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中央一切政治上责任,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37]。13日,在沪各中委联袂入京,并邀在京中委同赴孙科寓所举行特别会议,次日通过决议:“(一)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二)推于右任、张人杰、张继、居正、孙科、陈铭枢、叶楚伧、朱培德、何应钦、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顾孟馀14委员为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委员。”
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一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未实行负责以前,为应付国难,迅速处理紧急政务起见,于中央政治会议设特务委员会,专负其责。但关于重要方针,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38]其中的“但书”内容是出自于右任、张静江等人的意见[39]。至此,孙科政府虽然在法理上拥有自由处理政务的可能,其实对“重要方针”依然无权处理。而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仍表示强烈不满,立即电朱培德指示:“特别委员会应积极设法打消,请转在京诸同志,此等破坏政府编制举动,大不利于中外之观听也。”[40]
孙科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财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财政入不敷出,成为孙科内阁的致命伤。自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扣留的旧税不但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濬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挪用国税;福建当局擅扣统税;其他各省也陆续效法。而中央政府每月税收仅得上海关税和统税700万元[41]。甚至连蒋介石也暗示部属可以截留国税。当蒋获知刘峙所部给养困难时,就曾致电刘峙表示:“如中央无法发给,给养只可在中央税收借支,以免冻饥,但不可蒙截留之名也。”[42]当时的财政窘况正如孙科所说:“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穷,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五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既已净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政府每月财政实收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经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仍需千八百万。政费教费,尚须四百万,不敷数月达千六百万。财政达到如此极度之困难,即维持国家组织最少限度之必需经费,亦势不能支持。外交、军事种种问题,即有良好办法,亦形格势禁,不能决定。”[43]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下台前有意布下的一粒棋子。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梁派员接收国库时,不仅“未得分文现金,而宋且拖欠银界千万元。财部旧人员,自有统系,凡薪给在五百元以上者,早已奉命一律辞职”[44]。不仅如此,宋子文辞职时还将财政部的所有文书档案全部搬走,有意给新政府造成困难[45]。宋还公开预言孙科政权维持不了三个月,以损坏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信任[46]。
黄汉梁原本是金融界的后进,资望甚浅。黄氏尽管曾任和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该行虽也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成员,但因为黄是福建人,不算江浙集团的头面人物,“与东南金融界人士素乏联系”[47]。加之宁、粤对峙期间,广东方面曾经攻击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债政策,这就更加深了上海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不信任感。种种情势,逼迫着孙科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当11日晚孙科等人在上海讨论设立特务委员会时,孙科、陈铭枢等人,为应付财政困扰,曾提议:暂时停止支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以六个月为期。当时政府每月用来偿还内债本息额高达3400万元[48]。此举引起国内金融界大哗。13日,上海、北平、天津等市银行公会纷纷发表通电反对。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证券商人联合提出维持内债信用的三项办法:“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债券抵押各税之税收机关;二、对于现在经收税收之中央银行及保管内债基金之负责人员,责成其负责保守政府从前法令;三、对于破坏公债信用及截留税收之政府官员,社会上应严重反抗之。”[49]
这是上海金融界对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也是给孙科内阁的致命一击。此举也彻底堵绝了黄汉梁的筹款之路。黄慑于上海商人的恫吓,当日被迫提出辞职[50]。15日,吴铁城代表政府同银行界协商救济财政。“吴表示政府决减政费,月定二百万,军费月一千六百万,除沪税可提用之七百万外,余一千一百万须金融界设法,每月帮忙”[51]。当晚,上海银行界会商办法。他们也深知,如同政府彻底决裂,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难保证,遂决定:“坚持须政府声明不动债金;借款不能如数担任,仅可募筹半数。”[52]
特委会议决停付的内债,大都是蒋介石当政时所借的款项,他当然不愿看到上海金融界同政府彻底决裂,并对孙科此举极为愤慨,甚至认为孙科的举措是受胡汉民的影响。为了阻止孙科的行动,蒋介石特命张群赴沪协助吴铁城同金融界会商。16日,张到沪后即向记者转达了蒋氏的旨意,称:“蒋认为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然政府财政陷于绝地,不图挽救亦非共赴国难之道。政府与银钱业团体,应本互助合作之精神,在万分困难之中,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53]
蒋介石一出面,情况顿时改观。金融界得到蒋的明确答复后,立即改变态度,加之“各方纷往请求(蒋)回京主持大政,蒋亦表示援助,并嘱岳军(张群)在沪帮同筹款,约可得一千万元”。[54]16日,张静江、张继力劝孙科“打消停付息金办法”,吴铁城也自沪致电孙科,表示:“与银行界谈判极为圆满。”事已至此,孙科只好以行政院名义于第二天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转知各业行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是为至要。”[55]
公债风潮,前后不到五天,终以孙科内阁认输告终。此事也显示出孙科原本寄予厚望的特委会,离开蒋的支持是毫无作用可言的。财政无力解决,尚需“在野”的蒋介石“援助”;面对国难,孙科内阁亟待有明确的外交方针,更是需要蒋的“支持”。此时的孙科内阁已实可谓山穷水尽,摇摇欲坠,而蒋介石复出的时机也大致成熟。本来就不甘下野的蒋介石终于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也预示着孙科内阁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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