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汪合流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1932年1月13日,蒋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当天,即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特委会组织大纲之际,蒋在杭州公开表示:“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1]明白表示他的“隐居”生活终于结束。张继到上海后立即遵从蒋介石之意公开发表谈话,指陈党内不能团结,责在粤方,以此为蒋氏复出大造舆论:“目前欲解决外交、财政之难关,只有维护统一之一途。统一政府为徇粤方同志之意而组织,其人选大半由粤地来,则无论如何粤方同志应首先表示拥护,始见求统一之真诚……循此以进,统一方名符其实,财政、外交始有办法。届时汪、蒋入京当无问题。余信目前症结不在汪、蒋,而在广东,深盼广东同志,翻然改图,维护统一。尤愿展堂负党国重望,以真诚感动两粤同志……政府亦应负全责,解决广东半独立之状态。”[2]
15日,蒋介石电召陈铭枢赴杭了解情况后,亲笔致函汪精卫,令返京的陈铭枢经沪时转交汪[3]。随陈一同赴沪的张群因衔蒋命同上海金融界会商,政府财政恐慌立解。16日晨,陈铭枢至沪,将蒋介石信函交顾孟馀转汪精卫。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同蒋晤面。行前汪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4]。此时,蒋汪合作的时机完全成熟。
1月17日,蒋介石同到访的汪精卫会商成功,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5]。蒋、汪在致孙科电中还表示他们将候胡汉民来杭,即联袂入京,并要孙再电胡促驾[6]。同时又电胡汉民,请“一同入京,协助哲生及诸同志”[7]。蒋在当天日记中慨叹道:“昨夜与今日形势甚急,胡派与冯、李等急欲通过绝交案,以为撒烂污下台之地。各友心急连电呼救,余急电请孙来杭,勿使开会通过也。”[8]
此时,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再对孙科客气了。18日,他派毛邦初亲自驾驶蒋氏自备的飞机,直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机赴杭[9]。当日上午,蒋、汪又继续会商大局,蒋对汪言:“以孙科之愚,吾辈为总理计,必力为援手于陷井之中,而置袵席之上。至对于国家大局,吾辈已负诸肩上,尤当高瞻远瞩,深虑熟图。”[10]从蒋的口气中,不难读出蒋此刻的心态:“国家大局”非负诸其身不可了。
孙科等人抵杭后,即赴烟霞洞会谈,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烟霞洞会议”。参加者计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何应钦、张继、孔祥熙、邵元冲等人[11]。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向孙科询问会谈结果。孙只是回答:“圆满,圆满。”记者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12]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对会谈内容写道:“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13]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除继续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孙科内阁,阻止蒋、汪合流,胡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14]
胡汉民对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深恶痛绝,只是此次被蒋介石扣押,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精卫在政治上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汉民十分愤慨。可是,他此时除了能发表一些斥责蒋、汪的言论外,已是无能为力了。气愤之余,胡汉民在19日同中山大学学生请愿团谈话,公开宣布拒绝同蒋、汪合作。他表示:“汉民自十七年入京,计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门一步。晨夕孜孜,未箭稍苟逸,不特志不伸,言不听,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之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15]
20日,孙科、汪精卫等人一同乘火车赴京。21日,蒋介石由杭直接飞到南京。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般观察,孙科显然未能主持全局,大势所趋,汪、蒋必分负党政重责。冯亦将于此时与蒋、汪合作,搜集旧部,逐渐回复政治地位。”[16]特别是蒋介石“在杭州《东南日报》发表之谈话要点,对孙氏了无好评。弦外之音,益使孙氏感觉无从乞取助力”。孙科知道自己的戏已经快唱完了,难以恋栈,已“有引退之意”。[17]
22日,蒋介石、汪精卫入京后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开始时先由何应钦报告前方“剿赤”军事问题,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近况。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介石起立发言:“关于对日问题,无论战与和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18]蒋在谈话中还指责粤方胡汉民破坏统一,并称:“外交问题,全在国内自强,故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以广东人而亡国民党,以国民党而亡中国,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19]
24日,特务委员会议开会讨论国难问题。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发言最多。最后多数与会者反对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并予以否决。陈友仁当即提出辞呈,离京赴沪。孙科借口追陈友仁回任,随之赴沪。据《事略稿本》记载,当天下午蒋介石“访孙科不遇。公曰:‘哲生昏暗,易被人利用,其或将不辞而行乎?’到励志社与汪兆铭相见,汪谓:‘哲生往沪邀陈友仁回任。’公曰:‘此其借口之辞耳。愚哉!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辜负余援手之心矣。’”当晚,蒋介石临睡前思孙科事,再次叹曰:“哲生岂其终不可救药乎?追念总理,心何能安。”[20]
果不出蒋氏所料,25日孙科即随陈友仁在沪同时发表辞职电。下午中常会开会讨论孙科辞职案时,仍决议:“去电孙科同志取消辞意,即日回京,并推张人杰、张继、居正三同志前往催促。在未回京以前,由陈铭枢同志代行行政院长职务。”[21]随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赴沪挽留,但“孙辞意坚决,拒绝见客”[22]。此时谁都清楚,双方的行为不过都是虚应故事罢了。26日,蒋介石告汪精卫:“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23]同时,蒋还致电宋子文表示:“财政无人主持,请兄即夜入京相商。”[24]
27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通过重要决议案两项:“(一)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指定蒋作宾为兼常务委员,顾孟馀、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幹为常务委员。”[25]28日下午,蒋、汪再次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汪精卫终于表示愿就行政院长之意。当晚9时开临时政治委员会,蒋介石,决议:孙科辞职,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就在会议进行期间,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悍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
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作出重要决议三项:“一、政府迁都洛阳;二、在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陈绍宽、陈铭枢、唐生智11人为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幹为外交部部长,批准黄汉梁、陈友仁辞职。”[26]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护送新任国民政府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政府首脑渡长江到浦口,乘火车转赴战时首都洛阳。当晚蒋宿浦口,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这一天的忧愤心情:“今日上午会敬之、益之、墨三,再会党务干部后,即请林、汪二先生过江。林则延缓以为多事,汪夫人亦有难色。余无职责而不能不为负责之事。观此内情,心地之苦,无以复加。然为国为党,又不能不忍痛茹苦以行也……既无职权,又恐其怀疑,又恐各方对其失礼。此时余诚忍耐之时,受屈之时乎?林、汪专车八时开行,余留宿浦口候消息,恐余等离京后,外交与社会军心不安也。”[27]
3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根据《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28]。14日,朱培德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并力荐蒋介石兼任该职。最后,中政会决议通过此案[29]。至此,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遭“非常会议”逼迫下野之耻。
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都不得不相互妥协。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形成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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