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抵抗与妥协
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手定对日交涉的原则与方法及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方法:一、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二、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交涉的程度为:“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1]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何应钦留守南京,所有党政军留守机关人员归何指挥;宋子文留驻京、沪,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宋指挥。这表明蒋介石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作为淞沪战争的指导方针。
日本在上海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判断日军侵略的范围不限于上海一隅,有进犯我东南地区的可能,超出容忍的“最大限度”,因此在淞沪抗战爆发的翌日,蒋介石、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陈铭枢等纷纷表示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1月29日,蒋介石闻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2]蒋还致电鄂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和师长徐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第十九路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昌严防,切勿分散。”[3]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指出:“有关主权领土,决不能丝毫让步,对暴力来侵犯时,必须抵抗。”[4]会议推举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决定抵抗日本的侵略,先将政府迁至洛阳,以免受日舰的威胁。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淞沪事变发表宣言,表示:“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5]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内称:“在外交上暂视作局部问题有利,而在军事上中央已具全局应战之决心,惟调集大军不易,此时惟有准备最光荣之牺牲,切不可轻作退后之辱也。”[6]
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他说:沪案发生,“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7]。此电发表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8]。2月1日,俞济时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所部调沪增援。蒋答:“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9]
国民政府同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工作。军事委员会对京沪卫戍作了全面部署:“如日以飞机及军舰向南京轰炸或炮击时,则可下令长江各要塞对日军舰即开始射击。现时并应将海军舰队集结于相当地点,以便抗战,同时敷设水雷及障碍物以便制止敌舰之任意活动。又如日以陆军一二师在上海登陆时,应令十九路及前警卫军全部以全力夹击而歼灭之”,“到达浦口之一旅应设法令其渡江,并调蚌埠四十七师填防浦口可也。”[10]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如日军再攻正式开战时,飞机亦应参加,请照军委会电令办理为盼。”[11]自2月1日起,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4日,军事委员会通电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由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及浙、闽两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黔、鄂、陕、豫各省出兵作总预备队。”[12]兵力总计有二百四十万人。“在淞沪前线,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同时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向东三省挺进,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13]。同时命令沿江沿海各地严加戒备,并从浦口开始,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大筑工事,“战壕密布如网”[14]。
2日,何应钦向蒋光鼐等人转来汪精卫的电报,内称:“昨已电广州同志,对于淞沪驻军急速设法增援助饷。军委会亦已决定增派军队淞沪,决不以十九路军独立苦战,敬祈诸兄激励将士始终坚决抵抗。”[15]
陈铭枢4日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可能派一个师团的兵力增援。蒋指示:“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须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16]5日,蒋介石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蔡廷锴发出指示电文说:“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并表示“如有必要,中可亲来指挥也”[17]。国民政府电调在江西“剿共”的蒋鼎文第九师赴沪增援。同日蒋还指示何应钦:“如吴淞要塞陷落,日本陆军登陆参战时,则我飞机应即参加沪战。”[18]6日,汪精卫、李济深、朱培德等致电十九路军:“务望激励将士,固守原防,不可轻让尺寸。”[19]
蒋介石6日由洛阳到浦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去迎接他,表示愿意率中央部队参战。蒋马上关照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师和第八十八师合编成为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参战。
十九路军炮兵太少,陈铭枢7日请求国民政府调炮兵一个营支援。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照办。同日,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据驻京外国武官得自东京传来确息,日有陆军一师已起程来华等语,预测该敌将由吴淞、浏河等处登陆,进击我侧背,希对该方面特别注意,派有力部队布防;如能乘其上陆之际设法加以痛击,尤为有利。”[20]8日,国民政府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告十九路军,已饬令财政部拨款五万元慰劳前线将士。
日军增援部队第二十四旅团抵沪后,汪精卫、朱培德为此致电蒋介石征求援沪意见。9日蒋复电道:“增援淞沪,只要渡江无碍,第一师于三日内集中后,即可出发,七师亦可先调,决无问题。”[21]蒋还指示刘峙和胡宗南师长:“第一师速准备一旅步兵,限三日内候令调遣。”[22]
11日,何应钦派中央军校炮兵一个排开赴南翔,归蒋光鼐指挥。同日,军政部派往上海的地雷队一个中队抵达十九路军总部。军政部并且拨工兵教导队的架桥爆破两个队及中央军校野炮一个连来沪助战。13日,汪精卫发表演说,称:“须从举国一致着手,以广土众民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23]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进攻吴淞的战略失败后,日援军第九师团统辖的三万人陆续抵沪。14日,陈铭枢按蒋介石嘱咐,电达蒋光鼐:“谍报闸北等处敌方阵地已调陆军接防。若和平无望,敌来犯时,予以一极大惩创,然后别作良图。现已准备加调八十七师孙元良增援。总司令并电韩向方、刘经扶、上官云相、梁冠英共选现役徒手兵三千,输送来补充代募五千新兵矣。”[24]15日,汪精卫致电已至全州的张发奎第四军(原计划北上支援黑龙江马占山的抗日部队):“兄部援黑,志在抗日,今日军近在淞沪,不如放弃援黑,径来淞沪,与十九路军共同作战,较为直截了当。”[25]
16日蒋介石告诉宋子文:“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26]蒋并且致电俞济时转张治中:“今日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处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27]18日,植田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该通牒的要求已超过南京国民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此表示:“中国在沪驻军,为保卫中国土地计,迫不获已,亦惟有从事自卫,奋斗到底而已。”[28]何应钦认为“求妥洽而不可得,欲忍辱而不可能,势非积极准备军事彻底抗战,再无交涉妥协之望”[29]。蒋介石同意中央驻蚌埠的四队飞机、留江西的两队飞机,全数连同广东方面支援上海的飞机飞沪参战。15日、17日、19日,蒋分别令十九路军接受上官云相、梁冠英和刘峙等部挑选的增援上海的士兵两千人。
为抽调援军赴沪,21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和朱绍良:“第十与八十三师令其星夜开浙,第十八军如不得已,令其先击破攻赣之匪后,再行出发亦可。”[30]22日,蒋致电刘峙:“第一师自即日起极秘密,每深夜陆续开动,每夜只开一团至两团为止,到滁州与浦镇间之各车站下车,徒步行军至江边过江。”[31]23日,蒋致电朱绍良和蒋鼎文:“限第九师于下月三日以前集中杭州勿误。望严令星夜兼程前进。”[32]24日,蒋又致电刘峙,限第一师于27日前全部集中浦口。鉴于浏河一带河岸,是杂有碎石的沙滩,最适宜于日军登陆,蒋介石于25日致电蒋光鼐注意浏河方面的戒备,“应准备三团兵力为要”[33]。
日军在实施“中央突破”计划时,在庙行镇遭到我军重创。26日,蒋介石致电张治中和俞济时:“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望鼓励官兵奋斗努力,并为我代为奖慰也。”[34]同时,蒋对援军作了部署,指示鲁涤平:“戴旅应集结两团兵力于沪杭路,随时应调,对乍浦方面只派二营可也”;令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派1个团赶赴前线,归十九路军指挥;令卫立煌军长“饬八十三师与第十师,尽数乘民船秘密东下至荻港以东芜湖以西登岸候令”[35]。
3月1日,陈铭枢复电十九路军:“总座(指蒋介石——引者)已令上官师京镇部队限即刻赶赴昆山转太仓,并令该师现在黄渡之一团赶赴嘉定矣。”[36]此前2月29日,第四十七师第四团已抵达昆山。3月1日该师主力齐集昆山,当晚驰集嘉定、太仓间增援。2日,蒋介石训令蒋光鼐等:“现军既移至南翔、嘉定、太仓一带,为便于长期抵抗起见,急应构筑预备阵地,以资准备。”[37]3日,第九师先头部队抵达常山。4日,第九、第十师赶至杭州附近。
10日,蒋介石决定第二期作战方案,判断日军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决定我军应利用敌之弱点,“以打破敌人进窥南京之企图”[38]。
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担任京沪铁路方面防卫,为左翼军总指挥,蒋鼎文为右翼军总指挥。蒋率第二、第十四军自赣移师沪、杭,在川沙、枫泾、吴江构筑第一线阵地,并于嘉善、平湖、乍浦构筑第二线阵地,积极布防,策应十九路军抗战。
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达1060万余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榴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万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而先后所调援兵,连第五军已达十师以上”,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到达”[39]。
以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进行抵抗的同时,又在寻求妥协。他们力图限制战争的扩大和持久,调集援军不力,仍以主力部队“剿共”;希冀通过英、美等西方大国和国联的介入,及早同日本达成停战妥协。
淞沪抗战爆发的翌日,何应钦就致电各省,警告说:“误用正当防卫转成诱起战争之口实,国际同情亦易随之而失矣。”[40]30日,第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向何应钦请求参战,遭到拒绝。31日,何应钦致吴铁城等电:“惟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而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通令所部严守纪律与秩序,非有长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在前线部队,尤须遵守”[41]。
2日,蔡廷锴接何应钦来电云:战事可止即止,“如敌人允撤兵,我亦不反对,除戒备外,暂行停止进攻”[42]。3日,何应钦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决不与任何邻邦轻启衅端。进一步言,即遇与邻邦有所争议时,苟可用外交方法解决者,亦决不轻易诉诸武力。”[43]
自1月29日起,英、美等西方大国在中日之间调停。2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接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干涉而我反出以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44]6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称:“以弟个人观察,能从外交方式,根据英、美调停,早日得以解决,实为计之上者。”[45]
5日,何应钦指示:“我原配属十九路军在江西剿匪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46]
自5日至7日,日援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约一万人分批抵达上海。十九路军电请汪精卫等派兵增援。汪精卫却对记者称:“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系余向所主张,今仍未变。”[47]
英国驻华舰队司令凯莱(Kelly)和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W.Lampson)分别于2月6日和12日提出调解中日冲突的新方案。这些方案不仅满足日方的要求,将东北问题和上海问题分开解决,而且主张中国军队单方面先撤出上海市区。对此,国民政府竟然表示接受。
8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等:“我国对外一切军事,平时毫无准备,兄等所深悉。是以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为国家多留一份元气也。”“请兄等商在沪外委从速设法先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扩大糜烂而不可收拾也。”[48]
就在十九路军在闸北、吴淞同日军鏖战,日援军源源不断抵沪之际,蒋介石、何应钦等仍坚持同日本谋和。9日,蒋介石向何应钦、陈铭枢指示作战方针时称:“如日陆军既加入参战,则我军应即缩短战线,重新布置,必立于进可战或退可守之地,且使无论和战,皆不失于被动地位为要。”[49]同日何应钦电告吴铁城:“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照迭电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圆【圜】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50]
国民政府为及早结束淞沪战争,通过两条渠道同日方谈判。一条是何应钦在报请蒋介石同意的情况下,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和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直接与日军谋和。王俊10日同日军第九师团参谋长(原日本驻沪使馆武官)田代皖一郎少将谈判。陈仪13日在上海与日本公使馆武官原田熊吉会谈。外长罗文幹遵蒋介石之意致电蔡廷锴:“请兄等仍斟酌外部前开接受英、美调停办法各电,及陈公侠(即陈仪——引者)兄所言、王俊所述办法,择其于我有利者从速进行。”[51]另一条是通过英、美、法公使在中日之间调停,力求达成妥协。蒋介石嘱咐陈铭枢电达蒋光鼐:“与美、英、法使磋商办法,果能办到,则和平可望。”[52]
10日,何应钦以“吴淞炮台既失炮战能力,徒以步兵据守,任日海空军之轰炸,殊非得计”为理由,命令十九路军“酌量后退”,具体方案是:“第一步以杨家行、大场、真如为本抵抗阵地;第二步以浏河、嘉定、南翔为本抵抗阵地”;“吴淞、江湾、天通庵之线则作为前进阵地”[53]。11日,何应钦电令蒋光鼐:前线配置的兵力“不宜过厚,须将重兵置于后方”[54]。这种方案实际上是让十九路军听从日方的要求,放弃吴淞、江湾、天通庵一线阵地,后撤到浏河、南翔一带。
12日,何应钦向吴敬恒解释“适可而止”的含义说:“至所谓适可而止者,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兼之赣、鄂两方,为匪所牵制之部队在三十余师,且均较称精良者,一时俱难抽调。如事态扩大,势须强抽,剿赤措置是否不顾?此又一般人所熟虑者。”[55]同日,何又致电蒋光鼐等:“严令南市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挥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56]
十九路军总部据各方情报判断日军援沪的兵力约有二万人,但连日作战伤亡极大。13日晨日军强渡蕴藻浜,与我军激战,总部决定乘机消灭日军。下午3时总部发出命令,决定当晚全线转移攻势,一举歼灭日军。但该日蒋介石到浦口,召见罗文幹等指示:“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57]何应钦致电十九路军解释道:“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58]结果我军丧失了攻敌时机。同日,汪精卫表示:“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干涉日本。”[59]
14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无如回顾国力,除财政问题外,抗日、剿赤两难兼顾。”[60]其时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所部先头部队抵达湖南零陵,准备继续开往武汉增援上海。日方威胁日海军将开炮阻止张发奎军渡江。何应钦担心如此武汉“不免形成沪局第二”,商议结果“似以该部暂驻萍乡协同剿赤为宜。且抗日剿赤关系均重,即与该师为国效命之初衷亦仍不稍违也”[61]。15日,汪精卫在徐州各界纪念周发表演讲称:“我们要预备长期的抵抗,同时也要尽力的交涉。”[62]“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下,我们不退让;在最低限度之上,我们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63]
2月中旬,蒋介石返回南京,京沪卫戍公署向他提出让邻近上海的军队增援。蒋介石从兵力、运输角度论证日方之强、我方之弱,不肯增援。蒋对敌我形势的估计是没有根据的。淞沪抗战时,中国国防力量固然薄弱,但日本也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对上海的进攻带有局部性和试探性。从兵力上看,日本常备陆军有17个师团,二十六万余人[64]。而中国有一百多个师,二百余万兵力。国民政府如果有“攘外”的决心,是可以在上海制止日军扩大战火的。但它念念不忘“围剿”红军,不愿投入主力部队抗日。
就在我军在前线拼死打破日军“中央突破”计划之际,23日京沪卫戍公署参谋邓世增进见蒋介石,催速增援,而蒋却产生将我军撤退念头,说:“预算增援部队须在十日之后,希嘱蒋、蔡诸兄务照原定计划,迅在南翔之线赶筑工事,以期长久抵抗。至撤退时间,由蒋、蔡诸兄查看情形,自行决定。”[65]
上海我军总部考虑到日援军源源不断抵达上海,而我各方援军直到3月5日、6日才能到达,与其坐待败亡,不如乘机与敌决战,即使不能使战局好转,也可将日军主力第九师团击破,从而延长第二次会战的时间。是故25日晚9时,我军总部发出命令,决心破釜沉舟,以全军与日军决战。命令发出后,接蒋介石训令:“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即2月29日和3月1日——引者),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即3月6日——引者)不能参加战斗。”[66]我军总部遂令停止出击。
十九路军自开战以来连续作战,兵力已损失一半以上;第五军经庙行、江湾会战后,人员损失四分之一以上,全军已陷于残破不堪的困境,而日援军大批抵沪,为保存战斗力,我军准备于27日晚撤至真如、刘家行、罗店之线。我军面临如此困境,国民政府不仅不积极调集援军,反而将抵达前线的援军分出他用。27日,陈铭枢致电汪精卫,询问:“上官云相师除调两营任黄渡工事外,忽奉令两团守镇江,一团守京,归谷正伦司令指挥,未审何故。戴岳独立旅已抵杭,鲁不愿调列参加作战,枢拟前往乞援。”[67]28日,陈铭枢两次致电汪精卫,对援兵不继表示无奈和不满,他说:“上官云相所部,弁髦命令,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当亦无望矣!”“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恃我孤军之决死耳!”[68]
浏河的危急情况,十九路军是知道的,所以请军政部速派2个师驰援,但军政部置之不理。
3月,蒋介石致其兄介卿书,辩解他在此次淞沪抗战中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袖乎(手)观变”或“调援不力”[69]。蒋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多月间,日海陆空军不断增援上海。十九路军函电请援,国民政府调集援军不力。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驻浙江的戴岳旅,驻江北的梁冠英第三十一军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不予支援。就连留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指责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事前缺乏准备,临时又无增援”[70]。
淞沪抗战是十九路军自发抵抗引起的,南京国民政府迫于压力,对十九路军给予一定程度的支持,后又派第五军直接参战,从而使淞沪抗战成为第一次在中央政府领导和参与下进行的局部抗战。这与“九一八”事变后的绝对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但这并不表明国民政府对抗战的态度非常积极,也不表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变化。它指导淞沪抗战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个“两面”政策受到“安内攘外”基本政策的制约,并服务于该政策。所以国民政府倡导的“抵抗”,不是坚决、全面、积极的,而是消极、被动的,其基本意图是避免战事扩大,通过局部的、有限的抵抗,在抵抗中积极进行交涉,以争取一个较有利的条件实现妥协停战,然后转向“安内”工作。综观淞沪抗战的全过程,可看出国民政府对淞沪抗战的方针具有抵抗和妥协的双重性。当然,它的妥协退让有一定的限度。当日本态度强硬,超过国民政府妥协的最大限度,即危害到国民政府统治的根基时,它就以抵抗为主;反之,只要在限度以内,它总是力求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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