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及返京

淞沪抗战爆发时,驻泊南京下关有三艘日本军舰,随后增至七艘。南京当局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判断失误,认为日军进攻上海仅是其“第一目的”,其战略目标“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1];战火将扩大至全中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2]。南京当局惧怕日本的原因在于防守首都南京的兵力空虚,其统辖的主力部队均集中在鄂、赣等地“围剿”红军,防卫京、沪、杭的军队,除十九路军外,只有第八十八、八十七两个师的兵力。南京当局担心一旦日军占领上海,向南京推进后,势必威胁中央政府的安全,因此决定迁都至中原腹地洛阳。另外,迁都还可显示国民政府“长期抵抗”日本的姿态,以弥补“不抵抗主义”招致的责难。
1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国民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表示:“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3]随后,行政院长汪精卫、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也各自发表谈话,声称日军对首都南京的威胁将危及国家的政务中枢,重申国民政府迁都的目的是出于长期抵抗的决心。
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等机关从1月30日起,陆续从南京移至洛阳。国民政府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国民党政要也于当日动身赴洛阳。蒋介石从南京抵达徐州,准备前往洛阳。2月1日、2日将所有印信及案卷输送洛阳,所有职员一律随同前往。国民政府迁洛后,军政部和外交部留守南京,何应钦、罗文幹和陈铭枢仍留南京办公,由何应钦负责一切事务;汪精卫、国民党中政会在洛阳办公;蒋介石往来于洛阳、南京、徐州、浦口等地,进行全盘决策;宋子文、郭泰祺、孔祥熙等常驻上海,由宋子文指挥。
3月初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议决洛阳为行都,并设陪都于西安,定名西京。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南京得以暂时苟安,加上“自称革命的新贵们”的国民党政要自迁都洛阳后,失去了奢侈的生活条件和享受,立即垂头丧气,表示不满,希望尽快还都南京。5月14日,汪精卫、居正通电称,国难严重,政府此时不应迁回南京。回京问题,须待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4]。6月,国民党某中央委员表示,国都由洛阳迁回问题,外界传将于7月进行,但东北问题未解决,理论上固然不好表示迁回,但事实上行政院原在南京办公,不过送洛阳用印而已^[5]。这样,还都南京问题暂时搁置。
11月17日,国民党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常会,决定12月1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迁回南京。12月1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举行回京典礼。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期间,主持召开了国难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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