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及华侨对淞沪抗战的支持
在淞沪抗战中,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夕,中共临时中央洞察日本帝国主义即将侵略上海,1月27日发出《中央紧急通知》,号召党组织动员无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给敌人的进攻以致命的打击,并号召上海工人群众实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1]。2月2日,中共发表《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罢岗、罢操,“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武装海陆空军出境!”[2]
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其他群众组织,积极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他们通过各社会组织募集前线急需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他们还组织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输送前线战士每天的两顿伙食。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线。
1月30日,中共领导的上海各厂工人举行代表大会,决定自31日起全市工人开始总同盟罢工,并建立上海各厂工人抗日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加入罢工委员会的有同兴、喜和、日华、公大等三十余厂。中共领导的上海民众反日联合会(简称“民反”)积极支持淞沪抗战。1月31日,“民反”召集有5000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决议自即日起开始总同盟罢工,组织工兵代表会议。“民反”义勇军在上海市大约有二三千基本群众,以闸北、沪西、沪东、浦东四个区受党团影响较大的工厂为主。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中共临时中央处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之下,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如强调在反对日本侵略的同时,必须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斗争;将国民党内反蒋派别视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必须打倒;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否认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主张以主要力量进行打击。这些错误认识在淞沪抗战中导致了一些错误行为。
中共临时中央对待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态度和对十九路军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临时中央领导人认为蒋、蔡的抗日行动是为了骗取“民族英雄”的荣衔和民众的捐款[3],是“弄各色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消灭他们的革命行动,以便进一步的出卖中国”[4];十九路军将领是反动的、反革命的“抗日军阀”[5]。提出党的策略是“拥护士兵自动抗日的斗争,而反对他们的长官,利用一切机会揭破这些长官的欺骗”;号召革命的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把军阀的武装变为民众的武装,甚至认为“要作战胜利必须杀掉他们反动的长官”[6]。这些宣传损伤了共产党的形象,为国民党的攻击留下了把柄。
就在淞沪抗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7]这也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中共临时中央还作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决定。2月11日,中共中央在致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的一封信中说:“目前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宣传及行动,必须与武装拥护苏联,反对世界大战,拥护红军、苏维埃等更紧紧地适合地联系起来。”[8]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主张由武装的工农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十九路军士兵追击到租界内,消灭日军的根据地[9]。
上述这些错误有相当一部分在实际斗争中得到贯彻,如左倾领导人计划趁十九路军和第五军3月1日撤离第一道防线之际,翌日发动武装暴动,占领闸北,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一二八”抗战得到了上海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和何香凝挺身而出,声援抗战。她们不仅发动和联络海内外力量支援淞沪抗战,而且亲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宋庆龄和何香凝冒着风雪到真如慰问前线将士。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仅一天时间就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见官兵在大雪天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回沪后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成全新棉衣裤三万多套,运给全体官兵穿用。何香凝还组织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赴前线救护伤员。2月6日,宋庆龄到十九路军军部慰问。12日,宋庆龄不惧猛烈的炮火和炸弹的危险,赴吴淞前线,在翁照垣和区寿年的陪同下视察、慰劳将士。
上海各界群众汇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陈铭枢说:“上海孤军抗战之能维持到三十天,固然是为了士兵的勇敢,而尤其重要的原因却是民众的实力上与经济上的援助。”[10]翁照垣说:“这次的抗战,所表现的完全是民众的力量;是民众的力量,借着军队的武器去表现,这是我们认识得非常清楚的。”[11]
1月25日,上海市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宣言,表示:“我上海市民,断不丧失毫末,对于抗日救国之运动,誓必直【再】接再励。”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内称:“对于暴日之此种足以亡我中华民国之无理要求,迅行训令上海市政府,予以严词驳复,并决定武力与之周旋,全沪市民甘为后盾。”[12]
上海民众一致援助十九路军。上海市民救国联合会义勇军2月2日开赴前线。5日,上海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呼吁支援上海军民抗战。17日,该会发表郑重宣言,坚决表示拥护十九路军抗日到底。18日,由上海81个民众团体组成的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召集全体理事大会,决议派代表北上,敦促张学良带兵出关收复失地;募集上海一个月房租作为救国捐。参加中华国民救国会组织的义勇军,称为国民救国军,约有五千余人,分驻闸北太阳庙、引翔港、宝山路一带,与日军激战数次,颇占优势。由翁照垣旅长指挥的上海市民义勇军,有的在前线奋勇杀敌,有的积极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上海卡车司机胡阿毛,在被日军强迫运输的途中,开足马力将所载的一车日军和武器弹药驶入黄浦江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上海工人阶级站在抗日的前列。1月30日,上海市总工会发布罢工通告。总工会还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消防队,通令各工会尽力劝募慰问十九路军的物品。上海市总工会义勇军二千余人在李永祥和朱学范的率领下,开赴前线作战。2月1日,在华日本商轮上的中国工人罢工,使日本船舶开不进黄浦江。上海水木业义勇军五百余人5日出发,先在闸北中兴路、大统路与十九路军一起担任运输和建筑工作,11日正式赴前线与日军作战。日兵运输需用卡车和驳船,无法找到中国工人,日人只得用巨金贿通上海某外人洋行,租用大卡车十余辆和驳船二十余只,往来吴淞、杨树浦一带,装运士兵及军火。2月10日该外人以每日五元的工资代雇上海驳船小工300人,派作运兵之用,当即被上海工人拒绝。外人又出巨金雇佣汽车夫数十人,派充往来淞沪之用,也被上海车夫拒绝。上海马迪汽车公司修理部工人要求厂主拒绝修理日军一切车辆,决心不达目的不复工。罢工后赶往我军后方办事处义务修车。
上海工商界发动罢市,捐献财物,维持社会秩序。1月29日,上海市商会宣布“日兵犯境,罢市御侮”。30日,上海市商会通告罢市,下午3时全市实现罢市。商会并发布公告,向社会各界征集慰问十九路军的物品和现金。31日自早至晚,前往香港路四号银行公会市商会办事处捐献物品和现金的人络绎不绝。2月1日,申报馆爱国人士史量才和上海实业界、银行界人士王晓籁、虞洽卿及张啸林、杜月笙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地方维持会,专职维持商业秩序,调剂金融,接济难民的事务。4日,该会致电政府,请求援助十九路军。自2月3日至5月31日,该会共募得慰问十九路军的大洋二十七万余元。2月5日,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到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将随来的二百多名童子军交给十九路军使用。8日,永安公司派人向十九路军送去大量的白兰地和六十年陈酒。
上海文化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作家2月8日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9日下午该会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到会者有戈公振、王礼锡、胡秋原、陈望道、严灵峰、丁玲等人。会议决定设立经济委员会、民众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用募捐的钱购买军需物资,与各民众抗日团体捐募的物资一起,每日用汽车运往前线。民众委员会委员每日轮流随车到前线战壕里,边送物资边向战士宣传鼓励,并将宣传抗日的唱片带到前线。宣传委员会动员全体会员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抗日文章,号召全国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抗战。2月23日,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举行盟员大会,丁玲等四十余人出席会议,决定扩大组织,发表宣言,发动盟员赴前线慰问杀敌将士。
上海新闻界爱国人士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号角作用。邹韬奋以《生活》周刊为阵地,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史量才主持的《申报》也发表了大量抗日的言论。
上海学界也积极行动起来。1月31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联合国难救济会,购买食品犒劳十九路军。2月1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发表声援十九路军抗战的通电。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及中法药科学院等校学生2日成立“上海各医药学院抗日战地医事联合会”,共有会员180人,3日开赴前线从事救护工作。上海各大学学生义勇军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不仅在前线奋勇杀敌,而且做好战地勤务工作。
在淞沪抗战中佛教组织也显示了爱国心。上海市佛教会组织上海各寺院收容难民,筹款慰劳伤兵,并组织救护队赴前线工作。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支援抗战活动,或集会游行,发表通电;或捐款捐物,抗日宣传;或组织义勇军、救护队、敢死队;或直接参战,以身报国。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数百人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调兵援助十九路军。该校义勇军五十余人赴沪抗日。南京工界抗日救国会及工界国民救国会促进会联席会议议决电慰十九路军奋勇杀敌。南京各界抗日会议决定募集物品慰劳十九路军,通电全国主张对日绝交,并要求政府准许民众组织义勇军。北平学生抗日联合会决定电慰十九路军,致电国民政府调劲旅援沪。京剧艺人梅兰芳在北平开明戏院义演三天,所得收入全部寄往上海作为伤兵医院经费。南京中央大学铁血义勇军、西南在野军人抗日救国北上敢死团、四川敢死队等在翁照垣的指挥下,分别担任战地勤务、后方宣传、建筑防御工事、直接参战等任务。湖南省各界在长沙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日示威大会。津浦铁路工人组织义勇军。冀南豫北人民三万余人组织救国军。华北妇女抗日救护队在北平成立。东北冯庸大学义勇军三个中队由校长冯庸率领,投入前线工作。徐州学生抗日救国会派代表三十余人赴徐州北站向汪精卫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绝交;援助十九路军;维护爱国运动。广州市民召开救国大会。中国红十字会张家口分会救护队队长王志谦带领救护员27人赶赴前线。粤商陈炳谦捐款一万元,粤银公会汇款十万元,慰问十九路军。
海外华侨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为支援淞沪抗战,有的写信,有的打电报,有的寄钱,有的寄衣服食物,慰问抗日将士。“战争爆发以后,全国各省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少,都捐出了很多现金;尤其是遍布全世界各国的华侨,更为踊跃捐输。据总指挥部的报告,收到各处捐款,差不多有三千多万元之巨”[13]。有些华侨还亲赴前线,直接参加战地服务工作。1932年2月3日,约二百人的华侨义勇队抵达前方,积极协助十九路军军医处救护伤兵。
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抗战也给予支持。美国飞行员萧特(Robert Short)志愿帮助中国空军打击日机的嚣张气焰。2月20日,他驾驶波音二一八型驱逐机从虹桥机场转场南京,在龙华上空遭遇所茂八郎等驾驶的三架三式舰战机。经过20分钟激战、萧特击落所茂八郎战机,并击伤另一僚机。22日,萧特与我大队飞机同时出发,由南京飞往杭州,因偶失联络,下午4时20分在苏州上空遇轰炸苏州的日机六架,即以一挡六,与之战斗,打死日飞行员小谷大尉,击落一架日机;萧特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动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群众表现出西方所了解的爱国主义。人民大众崇拜这些敢于笑对死亡的南方青年士兵。……在上海从来没有一支军队这样得到全心全意的支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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