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提出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基本点是:对内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主要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剿共”被当成抗日的前提。这一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国民党处理国内外问题的主导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由蒋介石提出来的。1931年2月蒋介石、胡汉民的“约法之争”导致宁粤对立。5月,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中央政府相颉颃。粤、桂反蒋势力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还派邹鲁用50万元收买石友三反蒋。7月,石友三打起反蒋旗帜。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东北,7月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境内煽动制造迫害华侨的朝鲜惨案。此外,江西红军接连打破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一和第二次“围剿”。面对内外交困的窘境,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虫。此次如无粤中叛变,朝鲜惨案即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1]在此通电中,蒋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规定“攘外”即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安内”即平定反蒋势力和“剿共”。但当时“安内”主要是指平息内部冲突,解决两广问题。国民党当局提出“现在以平定内乱为第一”的方针[2]。9月初,蒋介石暂停“围剿”红军,集中力量打击反蒋势力,从而爆发了宁粤战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幻想依靠国联的力量解决中日冲突。这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的必然产物。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武力解决是“攘外安内”的两个方面。结果既未能制止日本的侵略,而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仍争权不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强调团结的重要,强调只有“安内”才能“攘外”,其目的是为了将反蒋势力压下去,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10月2日,蒋致电在粤商洽和议之国民党监察委员蔡元培、张继和陈铭枢,表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统一中国方能对外、救国。”[3]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致开幕词,作《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演讲。他说:“全体党员,最近有一共同心理,就是大家都觉得非先团结内部,解决本党的纠纷,不能抵御外侮。”[4]23日,蒋在国民党“四大”闭幕式上说:“我们中国国民党要立志救国,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尤要在后方没有秦桧那样汉奸,来掣肘或中伤,才能达到御侮却敌的目的。”[5]26日,南京各抗日学生组织举行“送蒋北上”的欢送大会。蒋的代表贺耀组代蒋致辞,谓:“惟希望于诸同学者,须知攘外必先安内,团结方可御侮。”[6]30日,在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蒋介石发表《外交为无形之战争》的演讲,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7]蒋将“战”与“和”规定为“攘外”的两个方面,“国内统一”为对外“战”与“和”的先决条件。“国内统一”有两个基点:实行“剿共”和打击各派反蒋势力。至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初步形成。
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发表宣言,内中强调要消灭“赤匪”,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救济灾民,“而后可以息内患,充国力,专心一致,以御外寇也”[8]。
“日僧事件”发生后,上海局势极为紧张,但蒋介石、汪精卫仍一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想通过对日妥协退让来换取日本不在上海挑起战争。“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十九路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上海民众也起来抵抗日军的进攻。蒋介石、汪精卫感到局势严重,不得不表示对日本进行抵抗,宣布迁都洛阳,制定防卫计划,派第五军增援。但蒋、汪并无全力“攘外”的决心,只是抱定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希望尽快同日本达成妥协,以便“安内”。
3月4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通过的施政报告中决定,军事方面:“(一)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二)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外交方面:“对于日本之交涉,以决不屈服于丧权辱国之条件为主旨,其方法取公开的及系统的行动。”[9]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发表宣言,强调“方今之急,首曰御侮”,“至于绥靖剿匪,所以巩固后方,昭苏民厄,亦不容忽视。外交与军事,相辅而行,尤须衡情审变,由统筹民族利害而决策,不以应付国内环境而定计”[10]。6日,中政会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表明,由于日军大规模攻取淞沪地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未被全会接受。
淞沪抗战刚结束,上海停战谈判正在进行、侵沪日军还未撤走之际,国民党当局就关注起“安内”工作。3月14日,蒋介石在对“剿匪”政治宣传人员指示信中明确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11]4月,何应钦对记者表示:“剿匪乃当前之重要工作,必须竭尽吾人的力量,将赤匪完全肃清。”[12]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当局以为沪事已得到解决,遂派大军赴江西“围剿”红军。6月11日,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同志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13]27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发表演说,称:“现在何应钦同志担任闽赣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同志担任豫鄂皖剿匪司令,努力于剿匪工作,期望将五省共匪消灭,方才可以并力御侮。”[14]
汪精卫赴庐山前夕,6月14日说:“中国受外力压迫,实已无可再忍。惟攘外必先安内,匪患一日不除,政府一日不能安心对外。”[15]
蒋介石不顾四届二中全会决议和舆论压力,15日在庐山召开鄂豫湘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参加者主要为五省军事负责人,但汪精卫、何应钦、李济深、李石曾、顾维钧、罗文幹等党政要人也纷纷上山,一时庐山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蒋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以消灭鄂、豫、皖三省边区的红军为第一目标。他认为中国要抵抗日本,必须能自立自强。自立自强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自强的地方,即自强的空间;一是要有自强的机会,即自强的时间。“剿匪”即能创造自强的空间,因为政府把“匪区”收复过来,才有足够的空间,供未来对日战争中回旋。他分别召集各省军事长官谈话,“切实表示剿匪须硬干、快干、实干,认为此为最后机会,不可轻失,否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并谓湘鄂赣皖豫五省为全国中枢,必须早日将匪类肃清,然后始能充实力量对外。”[16]至此,国民党将消灭共产党作为“安内”的主要目标,以“剿共”为先决条件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得以确立。
6月下旬,蒋介石在武汉成立“剿匪”总部,自任总司令,调集63万兵力向各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30日,蒋在总司令部召集各将领训话,声称“要救党救国,御侮对外,须先肃清赤匪”[17]。7月19日,何应钦在陈英士纪念堂开幕典礼上讲话时强调,“尤其应该全国一致,集中力量,来把赤匪根本消灭,庶几国民革命可无后顾之忧,而坚固其一致对外之壁垒”[18]。
就在国民党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日军7月侵入热河省境,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尽力抵抗,而自己却留在江西“剿共”前线。7月25日,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作报告时称:中国目前重要问题为御侮与“剿匪”,“外侮不御会亡国,赤匪不剿也会灭种”[19]。8月11日,蒋介石致电豫省府刘峙、鄂省府夏斗寅等人,强调组织民团的责任“含有安内攘外两项意义”[20]。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国人书,宣称“今日之剿匪,实为御侮之要着”[21]。
蒋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剿除长江流域之赤匪,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22]在14日全国内政会议上,蒋声称:“救国必先改革人心,攘外必先安内,刷政首须痛除积习。”他还说:“我们要求安内,就必须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23]“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源。”[24]
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犯华北。甚望我剿匪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竟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肃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不先安内,何以攘外?”[25]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被打破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讲话时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26]汪精卫对此的解释是:“现在华北军队的任务在于抗日;江西军队的任务在于剿共,一样为国家出力,一样重要。……剿共即抗日,不剿共即等于不抗日。”[27]而就在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之际,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3月4日侵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全国舆论纷起指责“安内攘外”政策。蒋介石被迫离开江西“剿共”前线北上保定,为推卸责任,决定让张学良辞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并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以应付全国要求抵抗的舆论和稳住长城前线战局。但蒋介石仍无对日作战的决心,他声称虽到北方去,但一刻也不会忘记江西“匪患”。
国民党以“剿共”为中心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鲁迅曾深刻地揭露“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安内而不必攘外”、“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28]。《申报》发表题名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说:“抑且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此诚为吾人所不解者也。”[29]还著文指责道:“剿匪可以调动大军,而抗日何以不能抽调劲旅;剿匪可以‘快做’‘硬做’‘实做’,而抗日何以迁延半载有余,但有呼声,终未见其实行,政府对此,诚不知又将何以自圆其说。”[30]《南华评论》发表评论指出:“舍外不攘,则内愈安而愈乱,而外祸便愈演愈烈。”[31]《大公报》发表《社评》说:“当兹中国将整个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辟平和的解决赤祸之路,夫共党,要之皆中国人也。”[32]还指出:“剿匪要义,在铲除造匪之环境条件,环境变,匪自不存;不然,方陆续造之而不已,则武力讨伐,其效几何?”[33]王造时发表《安内必先攘外》的文章,说:“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论如何是走不通的,只有对日作战,实行抵抗,才能真正统一全国”;政府“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否则外固没有‘攘’,内更不能‘安’……”[34]。陶行知也指出:“中国的国事是弄颠倒了。这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之颠倒。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35]丁文江在一篇文章中称:“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认清了这一点,才能够明白政敌不是单独军队可以消灭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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