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的“建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军部就已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怎样实行殖民统治的问题。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提出三个阶段的方案:一、组织亲日政权;二、建立“独立国”:三、吞并东北划入日本版图[1]。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9月19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与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就如何统治东北激烈争论了一夜。关东军方面主张,吞并东三省把它变为日本的领土;建川则提出,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一个“受日本支持的政权”。经过激烈争论,关东军方面考虑到客观局势,放弃了直接吞并满蒙的主张,赞同建川的方案。9月22日,关东军确定了组织傀儡政权的第一个方案,即《满洲问题解决方案》。方案规定:(一)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的领有东北四省包括蒙古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园”。(二)国防、外交由“新政权”委日本帝国掌握,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有关内政及其他由“新政权”自行统治。(三)为维持地方治安,决定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张景惠为吉林、洮南、东边道、哈尔滨等地的镇守使。(四)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管理[2]。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于是,关东军根据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起用日本满铁调查科松木侠为国际顾问,又起用日本外务省特别顾问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共同研究和制订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殖民政策。1931年10月21日,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制订《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以及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订的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都是为《满洲问题解决方案》作具体补充。这些方案的基本点表现为三项根本原则:“一、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二、一手统一满蒙;三、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日方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3]此后,关东军依据日本政府的旨意,进一步加速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如前所述,为了转移国际视听,板垣致电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校,让他制造事端,“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遂酿成上海“一二八”事变。
根据这个方案,板垣、石原分头活动,策动各地的“独立运动”,假造民意,以掩盖其侵略活动。日军占领沈阳后,便推出汉奸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等于9月24日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不久又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11月20日,改辽宁省为奉天省。12月16日,关东军解散了袁金铠为首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拉出被日军软禁的前辽宁省政府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长,伪奉天省政权正式成立。
关东军侵占吉林后,即策动原吉林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于9月26日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熙洽自任长官,名义上总揽吉林省军政大权。9月28日,熙洽发表声明:脱离南京政府,宣告吉林省独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后,委任一批汉奸为各厅官员,并“聘请”一批日本顾问,掌管吉林省军政实权。
黑龙江省由于黑龙江省代理马占山奋起抗战,延缓了关东军侵占进度,伪政权成立较晚。直至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先操纵当地劣绅成立伪地方维持会,接着又策动原哈尔滨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并让张于1932年1月1日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关东军在攻占锦州、哈尔滨后,马占山所部因嫩江桥抗战受挫,退海伦后又腹背受敌,马占山一度动摇,答应与张景惠合作。1月7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宣布就任“黑龙江省长”之职。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便全部建立起来。
关东军在拼凑各省伪政权的同时,又在策动溥仪到东北任伪满政权的“盟主”。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三岁登基,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被迫退位时才六岁。退位后,他继续在紫禁城里当“皇帝”。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皇宫,以后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溥仪在天津一直住到1931年底,他除了积极“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4],进行复辟活动外,又受到日本领事馆和日本天津中国驻屯军的亲日、崇日、恐日的教育,使他“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5]。“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从一听见事变的消息时起,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6]。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说,期待了二十年的机会,今天终于来到了,请他“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还说可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7]。这次会见是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在他的海光寺司令部进行的,香椎见溥仪“犹豫不定”,也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溥仪能“动身到东北去”[8]。
正当溥仪举棋不定之时,关东军又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到天津策动溥仪去东北。11月3日夜,土肥原以关东军代表的身份与溥仪在静园相见,用欺骗的手法,引诱溥仪上钩。他以“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向溥仪表示:“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并声称溥仪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9]。溥仪以为,“这是恢复满清唯一的机会”,“便答应了他的要求”[10]。土肥原诱骗溥仪去东北的阴谋活动第二天被报纸揭露出来后,许多人对溥仪提出了忠告、警告,也有人劝他“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11]。土肥原恐溥仪变卦,为了达到目的,即向关东军司令官请求,允许他采取特殊手段胁迫溥仪出走[12]。他利用特务,以给溥仪送礼的名义送去两枚炸弹,并接连不断给溥仪打黑电话,写恐吓信“警告”溥仪,如不离开天津,将有生命危险。接着又于11月8日夜策动了天津暴乱。日本驻军则乘机宣布戒严,断绝了日本租界与华界的交通,同时还把装甲车开到静园门外,名谓“保护”。在一片混乱的烟幕中,11月10日晚,日本人将溥仪私藏在一个敞篷汽车的后备厢里,偷偷地开出静园,到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敷岛料理店,然后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开到英租界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溥宅总管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偷渡海河到达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淡路丸”商船,渡过渤海,于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把溥仪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往。当时,由于东北各界抗日斗争十分激烈,国际舆论也对日本非常不利,因而日本内阁令陆军大臣电告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13]。于是,关东军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于11月18日将溥仪等人移居旅顺的大和旅馆,严加封锁,仍由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等负责“照顾”,实处于被软禁的状态。
就在溥仪被挟持到东北不久,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日本政府与关东军准备抢在国联调查团到东北之前成立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1932年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主持召开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参加者除了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松井源之助、和知鹰二、片仓衷以外,还有土肥原贤二、花谷正等,讨论满铁调查科松木侠起草的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等,进一步策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此后,又自2月5日起先后召开了十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14],策划如何建立伪政权,如何控制东北的铁路、矿山、森林、海关、税收、财政,以及用日本人充任伪满官吏、移民、警察制度等问题。
与此同时,关东军指使张景惠出面,于2月16日召集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在沈阳大和旅馆举行伪“建国会议”,又称“四巨头会议”。会议由板垣主持,本庄、三宅、石原、驹井、土肥原等出席,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等参加。在这次会议上,板垣拒绝臧式毅、马占山的“联省自治”主张。赵欣伯、于冲汉按照板垣的授意提出关东军的“建国”意见,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指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以及内蒙古哲里木盟齐王(齐默特色木丕勒)、呼伦贝尔盟凌升和热河汤玉麟为委员;由该委员会就建立伪满洲国的国体、政体、元首、宣言等诸项问题提出初步意见。17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18日,关东军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15]。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从2月18日至2月25日,伪“建国会议”继续讨论“建国大纲”的具体内容,对国体、政体仍有意见分歧。2月25日,板垣拿出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国名为“满洲国”;元首称号为“执政”;国旗为“红兰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为“大同”;首都定于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16]。
关东军除指使汉奸连续召开伪“建国会议”之外,还以伪“自治指导部”为中心,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各省城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以当时沈阳为例,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机构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制作了六万多面伪国旗,强令市民悬挂,并用汽车在街巷散发传单。自2月27日至29日,连续三天举行促进建立伪国的“市民大会”、“全省联合大会”、“全满联合大会”。为了增加会议人数,事先预告到会者可领一包点心,白看半日戏,甚至把辽西请赈的灾民二百余人也强迫充作辽西八县“代表”参加大会。会议中假造民意,通过所谓“独立宣言”与“决议”,并选出十一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会后又由数十辆汽车组成游行队伍,以图壮大建立伪国的声势。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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