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成立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着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不准接见其他人。关东军在制定《满蒙自由国建设顺序》后,于1932年1月29日派板垣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态度;溥仪则表示愿当元首,但须复辟帝制,保留皇帝称号。这与关东军的想法完全相反,板垣不予理睬,仍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操纵伪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溥仪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失望和愤慨,立刻写了十二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1],令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当郑、罗二人将日本人让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消息带回旅顺后,溥仪暴跳如雷。2月23日,板垣不得不再次跑到旅顺面会溥仪。当溥仪情不自禁地询问“国体”时,板垣答称:“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这样折冲三小时未获结果,于是,板垣冷冷地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找到旅馆,令他们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同意就任“执政”[2]。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妄想,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2月29日,伪自治指导部在沈阳召开“全满促进建国运动大会”,按关东军旨意通过决议,拥护溥仪出任“新国家执政”,并派“代表”去旅顺向溥仪“劝进”。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满洲国”正式成立;并于同一天,“敦请”溥仪出任元首的“代表”张燕卿、赵仲仁、葆康、冯涵青、凌升、苏宝麟等九人到达旅顺,进行第一次“恳请”。溥仪按照上角利一和郑孝胥的安排,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第一套答词,表示“推让”,予以“婉辞”。3月4日,“代表”人数增至29人,向溥仪进行第二次“恳请”,溥仪又念了事先准备好的答词,表示暂任执政一年。3月5日,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十人进行第三次“恳请”,溥仪才表示应诺。
经过三次“请驾”之后,溥仪、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护下,于3月6日从旅顺乘车到汤岗子。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也来到汤岗子。当晚,板垣与郑孝胥、郑垂父子会谈,讨论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缔结密约的事。3月8日,溥仪在一群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簇拥下乘火车到达长春。车还未停,站台上迎驾队伍便响起军乐声和欢呼声。溥仪下车后,“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当他看到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不禁激动起来,又觉得他的复辟“是大有希望的”[3]。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从前是道尹衙门的“执政府”。
3月9日,在执政府举行溥仪的“就职典礼”,溥仪身着西式大礼服就任执政。参加典礼的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汉奸郑孝胥、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罗振玉、张海鹏,以及蒙古王公贵福、齐王、凌升等,共有130人。仪式开始,众“元勋”向溥仪行了三鞠躬,溥仪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用黄绫包裹着的伪满洲国国玺和伪执政玺,接着由郑孝胥代溥仪宣读“执政宣言”。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相,仅用25分钟就完成了由十五项内容构成的会议程序。
第二天,溥仪召集第一次伪国务会议,板垣在会上宣布伪官吏名单: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未到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兴安总局长齐默特色木丕勒,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长林棨,最高检查厅长李槃,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
这些官吏都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指定的,事前并未同溥仪和四巨头通报。四巨头之一的熙洽,当即以关东军事先未向溥仪执政报告为理由提出质问。关东军统治部长、伪总务厅长驹井德三回答说:“这是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定,现在是责任内阁,为什么要向执政报告。满洲是日本在日俄战时,以十万头颅和多少亿的金钱大牺牲换来的,日本人就是满洲人。这个办法是既定方针,你们要反对是不行的。”[4]未出三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把总务厅长改为总务长官[5],负责签署伪国务院文件,掌握一切行政大权。各省仍设日本顾问部,请示事项须经过顾问部批准才能实行。4月,各省设立总务厅,日本首席顾问改任厅长。这样,从上到下形成关东军司令官及其统治部——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各省总务厅长操纵一切权力的日军统治体系。中国人充任的执政、总理、总长、省长等官职都是徒有其名的傀儡。
当日,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溥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条约是3月6日板垣与郑孝胥在汤岗子秘密达成的,并以溥仪写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问候信的形式予以确认的。其主要内容有:(一)“满洲国”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日本,而经费由“满洲国”负担;(二)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线等之管理并新路之布施,均委请日本及日本指定之机关;(三)日本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满洲国”竭力援助;(四)日本人可任“参议”和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关东军司令官有保荐权、解职权;(五)以上各项在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为“立约之根本”[6]。后来,日本与伪满于9月15日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以及其他许多条约、协定,都是以这个密约为基础而进一步具体化的。这个密约实质上是一张地地道道的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卖身契,也充分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犬养毅内阁决定,为求“对外关系尽可能不发生障碍”,对满洲国暂不给予国际上的承认,而尽量以非正式的方法,与满洲国之间结成事实上的关系,以此来“努力实现并扩充帝国之权益,造成既成事实”[7]。后来只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五一五”武装暴动后成立的斋藤实内阁,鉴于国际上对日本侵略采取绥靖政策,才于9月15日,即伪满洲国成立后半年,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成立后两年,即1934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政治需要,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溥仪登上宝座时没穿龙袍,而是身着特别陆军大礼服接受臣下的叩拜,这是日本方面的特别安排,其意义在于溥仪之即位并非恢复满清。溥仪当了皇帝,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摆布。伪满洲国的成立,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建立之后,以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侵略势力,按照其“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实权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的如意算盘,利用这个傀儡政权,展开了疯狂的经济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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